【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0年12月04日讯】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号，对此，大陆专家指出名不副实，中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还出现了诸多建设低碳城市的怪现状，有的是“旧瓶换新酒”，以低碳之名行地产开发之实；还有的是“低端不低碳”。专家呼吁，不要把建设“低碳城市”当做是政治任务，而要视为一种责任。

“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

《中国青年报》报导，在过去的一年里，“低碳城市”这4个字在中国远比全球变暖升温更快。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号，没有一个省份缺席。最新的成员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计划成为以应用太阳能为主的“太阳城”。

但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员姜克隽在接受该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我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

在11月29日开幕的坎昆联合国年度气候变化峰会上，姜克隽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项明确的任务——积极参加以“低碳城市”为主题的边会，与各国代表“学习并交流经验”。但他坦言，将不会在边会上进行主题发言。

“旧瓶换新酒 低端不低碳”

低碳城市不仅在数量上遍布了中国的版图，发展路径的选择也颇为多样。在河北省保定市，浑身覆盖着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电谷大厦”成为这座历史名城的新地标；山东德州的“太阳城”名声俨然有赛过“德州扒鸡”之势，太阳能路灯立于大街小巷；深圳市政府选择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进行共建，让这座城市有了“低碳生态示范市”的底气；在浙江省建德市，一场消灭空调外挂机的全城总动员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

在姜克隽看来，这些热情值得鼓励，但要“名副其实”很难。

目前业界公认的低碳城市标准是，将建筑、交通、工业这三大碳排放源的低碳规划纳入城市的整体运行规划中，并能使整个城市的碳排放量有明显下降。

这一概念发轫于伦敦市前市长利文斯顿2007年发表的减碳计划书——《今天行动，守候将来》。在计划书中，利文斯顿将伦敦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锁定在2025年降至1990年水平的60%。丹麦的哥本哈根市堪称“低碳城市”的典范。自1995年到2005 年期间，这座拥有120万人口的城市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20%。

姜克隽表示，在中国，不仅没有一座城市有过可以量化的减排历史，还出现了诸多建设低碳城市的怪现状。有的是“旧瓶换新酒”，以低碳之名行地产开发之实；还有的是“低端不低碳”，一些打着低碳旗号的新能源产业园区，还停留在设备制造的低端加工环节；还有的“挂羊头卖狗肉”，“烧着高碳的煤，生产低碳的节能灯”。

“低碳城市还停留在摸索阶段”

面对这股“低碳城市”热潮，时至今日，发改委气候司曾起草的《关于低碳经济发展指导意见》并未出台，相关负责人并不讳言这份意见的目的：“旨在为低碳热降温，现在众说纷纭，缺乏统一的指导性文件。”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恰恰折射出中国建设低碳城市的困境：地方发改委没有经验，寄希望于意见出台，以向中央取经；国家发改委同样没有经验，寄希望于通知落地，以观地方试点。

“低碳城市被炒得那么热，其实，真刀真枪的工作还没起步，还停留在摸索阶段。”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王克分析道。

事实上，中国省市一级的碳排放清单长期处于空白状态。试点中的五省八市，还未提交任何具体规划。至于财政投入是否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节能减排任务中2000亿元的中央财政投入看齐，目前尚无定论。

专家：建设低碳城不应视为政治任务

姜克隽表示，“大家都想建设低碳城市绝对是好事情，但不要把它当做是政治任务，而要视为一种责任。”

作为中国最早研究低碳城市的学者之一，姜克隽曾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宣扬低碳城市的意义，那就是创造宜居环境、保障能源安全、在新能源经济领域实现我国技术上的后发优势。

而事实是，不少地方官员将低碳城市的建设目的视为“为气候谈判服务”。在一些研讨会上，有些官员经常会借用中共代表在世界气候谈判大会上的发言词，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作为开场白。

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曾就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合作事宜，与多个省市的相关部门接触，但大部分负责人都以“不知道国家在气候谈判上的态度”为由婉拒了合作邀请。

照搬抄袭其它城市的节能方案

中国一些城市的规划小组将“低碳”简单地理解为节能减排，甚至在方案上也部分照搬“十一五”中的节能规划。

“每个城市资源禀赋都不一样，有些城市应该更激进，有些城市则太激进了，缺乏科学性！”一位专家评价道。

今年，王克所在的课题组帮助贵阳市制定了一份《贵阳市低碳发展行动规划》。而在东部某发达城市举行的一次规划研讨会上，王克发现，该市给出的规划方案，居然大部分抄袭自那份贵阳的行动规划。在提评定意见时，王克没好意思写明抄袭，只是委婉地表示根据该城市的发达程度，已经“不需要再延长产业链做深加工了”。

斯德哥尔摩已实现25%二氧化碳减排

在姜克隽看来，城市建设主政者应该转变思维，“低碳不是包袱，是财富”。

2009年，姜克隽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开会。在清晨，他发现大批市民自发骑车上班，原本的两条机动车道一条变成了自行车道，剩余的也以公交车为主。姜克隽忍不住掏出相机拍下了这一幕。

他说，这座古城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每个决策环节都必须考虑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目前斯德哥尔摩已经实现了1990年基础上的25%二氧化碳减排，并计划在2050年成为零碳城市。

北京“零碳新城”依然荒草丛生

近日，一则来自北京近郊怀来县的新闻吸引了姜克隽的注意。新闻中提到，一条大街改造后全长4260米，车行道宽度24米，道路档次大大提高。今年年初，这座城市提出了要在经济开发区内建起新城，打造成中国第一个零碳城。

“太宽了！”姜克隽连连摇头，在他看来，一个人口不足20万的城市，建这么宽的大街走的还是“建汽车城的老路”。

11月29日，中青报记者回访了这座“零碳新城”。除了一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两层生态新城规划馆外，这片方圆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依然荒草丛生。

而在展馆西侧那一排银白色的太阳能路灯下，那块印有“零碳城”字样的巨幅围墙式广告牌也已悄然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