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我这八十年

在八十华诞庆贺会上的讲话(二)

刘宾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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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0年12月04日讯】【黄河清按语:五年前,刘宾雁告诫我们:“你们知识份子到底干了些什么……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把眼光放得宽一点,看得远一点,看得深一点。不要一天到晚老是看着中南海。中南海越来越不重要了。现在也许我们真正是在黎明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五年来,几乎没有人记得更无人提及他的这一真知灼见、思想升华。我有幸当场聆听了他的讲话,事后根据录音,与《刘宾雁纪念文集》编辑小组记录整理了这一讲话,编辑在《刘宾雁纪念文集》里。值刘宾雁五周年冥诞之际,重新打字成稿,以飨读者。】

我想,我么这一代人,大概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吧,要继续存在下去,有一个意义,可以作为一个标本。大家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一些……至少是中国的历史吧。

我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个事,你们听了就会感到惊讶:我现在八十岁了,我真正作为一个自由人,生活在中国,只有,只有六年时间。1925年我出生到1931年 “九一八”事变,日本打进来。这六年是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他推行的一套东西,我的记忆好像是自由主义,那么,接下来就是日本人占领,十四年,我完全在日本人占领下生活。接下来,抗战胜利。接下来,内战。然后就是国民党、共产党,统一中国。四九年之后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还不如日本人占领时期那么自由,至少在意识形态、在文化上,日本人从来也没有像毛泽东、更没有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统治中国。

我就只说一件事。1939年,日本占领哈尔滨已经八年啦,学校里用的课本还是张学良时代的课本儿。没法想像!你可以出书,假如你是作家的话。你可以自费出书,你可以拿到街上去卖。我的一个大朋友,一个作家,当年也就是21岁,已经出了两本小说集了。现在你到北京看看,那些跟着共产党走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比方说胡绩伟,出了几本书,都要自费出,但是不许上市!你就干赔。然后你还得搭上邮费,送给朋友。多么可怜啊!

这就是我从四九年以后,唉,到七九年的时候,损失了二十二年,就是从32岁到54岁,最好的那段,人生的那个中段,没了!还算我身体好,所以回到这个世界呢,还是做了一点事。不相信后来有今天这样的大倒退。不相信,过于乐观。

接下来就是十七年,(笑)八九年之后十七年的流亡。你说,完全失去自由嘛,也不是,而且在美国享有的自由比中国要多一点。但是我失去了祖国。

所以,我这八十年的一生啊!嗯,我真正做事情,啊……今天这个隆重的这样一个会议主题……我真正为中国人做事情的时间不超过九年。八十年里面的九年。就是1956年到1957年那一年,然后1979年到1987年1月那八年。大家想想看,中国人多可怜哪。而我在中国人中间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没死。我精神没有崩溃,身体没有垮掉,没有家破人亡。这在右派里面绝对是,嗯,最幸福的中间的一个。当然,王蒙比我更幸运一点(众笑声)。这是一件事我要告诉大家的。我相信大家听了会感到新鲜,一个80岁的人只有八年是自由的,而且——是不是?——是在张学良时代。

第二件事,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这件事背后的这个——是个什么规则?是个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你们一定会感到很惊讶。我是在八十年代才悟出了这个道理,就是,1957年我当右派,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我不当右派,我就完啦!我现在(笑)要么就死去了,要么我现在是一文莫名,就是,嗯,一无所成,这一辈子。

四种可能,不当右派。

第一种可能,就是给你记在账上,给你党内严重警告啊,嗯,或者留党察看哪,但是你还是党员,你还可以当记者。对不对?然后我就会继续写文章,继续讲话,攻击大跃进。对不对?然后再给我记到账上,或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然后六二年再给我平反。这样的话,到了六六年文革一开始,那就新账老账一起算,绝对跑不掉!我非死不可!有个别的右派,很有才华的,是部队的作家海默,沉默的默。我当年非常羡慕他,因为他戴着右派的帽子,1962年,陈毅老总在广州开戏剧工作会议,就请他去了。就问他在哪儿:“海默在哪儿?”说“没有。海默(两字不清)劳动呢。”就派专机把他接到广州来。我当时羡慕极了。可就这样一条,假如没有这一条,海默能活到今天。就因为有这样一条,文革期间,就把他装在麻袋里,活活地摔死了。因为什么?陈毅的……(四字不清)呀,他怎么看中了你啊?

这是一种可能,死掉!

第二种可能是活下来,而且是很安全地活下来,养尊处优。我当时也算是高级干部了。然后,我就可以像今天的刘白羽、林默涵、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 我家里也,也不会受苦,跟我一样地活下来。结果怎么样?结果什么也没有。我就见到很多老记者,很好的人,他不能不跟着人说谎,不能不跟着人去写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结果到了最后连一本集子都编不出来,干了几十年!

这是第二种可能。并不值得羡慕。对不对?

第三种可能,就是我跟“四人帮”搞在一起(众笑声)。因为我是,我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啊,有很多人当年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认为这是又一个机会来了:1957年反右派被卡断的历史又恢复了,要解决各种危机。非常兴奋地想投入,但是我右派问题还没解决,根本不行。啊,张春桥我跟他还有点关系(众大笑声),所以很可能,跟,跟姚文元差不多了(众大笑声)。那就是五十几岁犯错误了(众大笑声)而不是二、三十岁。那就完了这辈子(众笑声)。这是第三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我记不得了。总之没有好下场(众大笑声)!所以,只有当右派最好(掌声、笑声)!

还有一条,就是精神不要崩溃,身体没有垮下来,生癌症的时候还能挺得住。对不对?还有着这样的因素。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块儿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知识份子道路为什么这么窄?

最后,我还希望大家跟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觉得我们八十年以来的教训就是我们,太狭窄了。我们的眼睛就是看着政治。一天到晚是改革派如何如何,邓立群如何如何。太过于集中到政治上面了。现在看来,不是,远远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就算明天早上胡锦涛暴毙、暴死,那又怎么样呢?嗯,恐怕连一个接替他的人都没有。这不必说了。我想,我们应该往深处想。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我认为根本的根本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

回想一下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有那一页历史上写得不是“失败”两个字?哪怕是胜利!1945年打败了日本,谁打败的?反正我,我的同辈私下议论,没有一个认为中国四五年能够打败日本。假如不是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假如不是美国在太平洋战胜了日本,还早着呢!1955年能不能打胜?1965年能不能?绝对是问题。我经历整个那段历史,我敢说这个话。没有几个中国人真正想抗日的。比汉奸少得多(众笑)!这是一个——说明一百年的历史,值得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争气?为什么这么多人抽大烟、为什么那么多人娶姨太太?为什么英国的农业问题这么早就解决了,中国的地主有点钱都进了城,躺在那儿抽大烟?英国农业问题解决就是英国的地主参加经营。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百年,唉,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想,你看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写了。第二个问题是……(笑),想不到了。总之是,总归是我们往深处看一看。比如今天我们回不去。你说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刚才说每一页写着“失败”两个字,还忘了说,1989年,那“失败”两个字本来应该没有的。我绝对相信,1989年,我们是能够取胜的。当然不是推翻共产党。谁也没想推翻它。为什么是这么个结果?你说都算到邓小平账上,我看不公平的。在那个紧要时刻,假如有几个知识份子站出来,学生真能听他们的,撤出来不就完了吗?连吾尔开希5月15日都去动员学生撤退了,结果撤了半场。

何况那十年时间,他们到底,你们知识份子到底干了些什么,那十年?那十年应该说是有相当大的自由的。你小说哪怕写出两部,一部小说,真正帮助年青人认识中国,至少不把赵紫阳看成坏蛋吧!那情况就会好得多。没有这样的作家!

我为什么能够,我今天在这儿接受大家给我的这么重的、我难以承担的、这样的荣誉?还不是因为写这种东西的人太少了吗?假如再有五个,王蒙、冯骥才、邓友梅,那多了,上海的茹志鹃,啊,她的女儿王安忆。二十五年了!你们哪一个人哪怕写一篇也可以嘛!没有什么危险。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被逮捕,更没有一个人戴帽子或者是,或者是,或者处死,没有哇!你们心里难道没有一点愧疚吗?没有!也没有人追究,没有人评论。啊,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很少很少,形不成一个压力。所以才会有张艺谋的“英雄”出来,所以才会在“康熙大帝”、“乾隆皇帝”之后,现在又在演“汉武帝”。据说艺术上相当成功,看得人多得很。

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社会!我有时就在想:“活该”(众笑声)!真是活该!哎呀,没办法。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把眼光放得宽一点,看得远一点,看得深一点。不要一天到晚老是看着中南海。中南海越来越不重要了。现在也许我们真正是在黎明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有人对国内形势估计比较乐观。我相信他们不是没有根据的。假如他们不是陷于极端的恐惧,胡锦涛不会这样子。他不是一个白痴,他不会愚蠢到今天这样倒行逆施。他一定有他的苦衷。

好了。谢谢大家。

2005年2月27日

《刘宾雁纪念文集》编辑小组根据录音记录整理

2006年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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