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0年12月20日讯】走过沉重而又不忍回首的二十世纪，时光迈入二十一世纪。这个日渐开放多元的新世纪，带给中国人无限的遐想和憧憬。过去的一个世纪，古老的东方大国上演了一场接着一场的动荡和灾难，中华民族承受了举世罕见的苦难，没有一代中国人能够安安稳稳地活出人的样子和尊严，无数国人为之扼腕叹惜却又徒唤奈何。百年中国历史，就是一出中国人宿命性地承受苦难的接力赛，同时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不断发出追问的接力赛——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这样的痛苦追问依然不曾停止，甚至于更加紧迫。当经济成长的数字、沿海地区的亮丽表象、举国体制带来的成效譬如体育、航空、盛会等等，让世界为之惊奇，让国人感到快慰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发出如前人般一声声痛苦的追问呢？是的。在经济增长指数夺人眼目的同时，这个国家有着或被遮掩或已昭然的流脓创伤，甚至千疮百孔得近乎糜烂、溃败。国民个人在巨无霸型的国家和强势的权势面前显得格外羸弱而又无助。体制的不公、价值的崩溃、社会的脱序仍然困扰着饱经风霜的中国人。如果说思想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土壤，那么，从中寻找乃至进行反思应是必要且又急切的。

西风东渐 中国面临价值与制度转型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在西风东渐的情势下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文化冲突由此萌生。此后诸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西互补”的思想文化争论，一直不曾断过并延续至今。百多年来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断探寻出路，作为人类史上的古老大国，中国需要整个社会立体的全面的转型，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转型和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转型。迄今为止，中国在这两个层面的转型依然有着重重的拦阻，嘈杂之音屡见不鲜、争论不断。

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是“普世价值之争”，以及莫衷一是的“中国模式”的讨论。关于前者具体而言：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是否是普世价值观，还是仅仅是西方的价值观？对此采取“拿来主义”，是否就脱离了所谓的中国国情？关于后者，即所谓的“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标榜“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现代化”道路，虽然“国家”美其名曰“爱国主义”，其实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国家主义”而已，或者说是——中国式的“经济国家主义”，至于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民“个人”，则必须臣服于“国家”、让位于所谓“国家利益”。

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走国家力量不断膨胀的经济现代化道路，还是转向重视民间、公民社会，向着真正开放和文明的社会机制转型？换句话说，是继续高举国家牌位、民族集体意识，还是转向重视个人、公民意识和多元开放的价值目标？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前进道路上怎么也绕不开，百年来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梳理。2008年，江苏学者钱满素在〈个人主义在现代思维中的意义〉的文章里，精辟地论述道：“个人主义是对抗专制的最佳方式。个人从独裁者那里赢回的每一个权利都削弱了后者对权利的垄断。每个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都是对犯有自大狂的独裁者的纠正。正因为如此，一切独裁者都反对个人主义……他独霸权力的方式是先让个人从属于一个抽像的国家，再让国家从属于他。在现代专制用来摧垮个人的各种概念中，最被滥用的也许就是‘国家’和‘人民’。”

师法西学 百年来各界学者莫衷一是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道路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一代代的思想者们在面向西方的问题上不停思索，开出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药方。从十九世纪中期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之后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有郑观应的“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之后有郭嵩焘的“西方有道，中国无道”，之后有二十世纪初陈独秀的“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之后有胡适的“全盘西化”到“充分世界化”……每一项主张都在探求学习西方的方案：船坚炮利、声光化电、物竞天择、议院立宪、思想文化……

与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人相比，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人的焦虑和忧愤一点也不亚于前人。请看，2006年，湖北学者邓晓芒在一次访谈时说：“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从传统文化中拿出一些东西来应付现实的问题，而是怎样抓住现实、实实在在地去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的问题。当他们把问题的产生、危机的出现归结为西方文化的进入时，却不去想想为什么西方文化一进入中国就出了问题。人们也看到西方的东西一引进来就变了质，就由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你可以说我们没有西方那些好东西得以运作的条件和机制，但究竟是什么在妨碍我们获得这些条件和机制？这不恰好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要来一次更彻底的改变，证明了我们在思想上、灵魂上根本转型的必要性？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一百年前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无非是被逼迫着向西方学习，但是从层次上要更深入些……”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时空思考问题的学者之焦虑和忧愤，原因无他，只因一百年来的中国“屡经变故，百事艰难”。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有言“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引发一百年后的知识分子“讨究治道之原”动力的，正是百年中国师法西学路途中一次次的摔跤、跌倒。也正是这一次次跌倒的教训，让邓晓芒试图“思考的层次上要更深入些”。他感到“危机感和紧迫感”，也是因为一百年来引进西学资源时过于强调“经世致用”，以致于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启蒙性质。

海外学者张灏将1895年到1925年从甲午到五四这30年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型时代”，也就是，从传统的儒家意识型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呢？两个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和基本命题恐怕均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转型？如果说，二十世纪初的一代学人所思考的是：要不要批判、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要不要全盘西化？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知识人所思考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如何运用现代诠释方法对传统文化做出新的解释？也就是说，如何从诸子百家以降的传统思想中，提炼出符合现代伦理理念的价值？

反躬自问 撷人所长以丰富自身文化

难道不是吗？任何一种文明，或者说文化，都并非静止不动的一潭死水，而是流动变化的江河活水。文明，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地调适更新，需要汲取其他文明或者文化的养分，以丰富自己提升自己，如此方能成为浩浩荡荡流淌的江流。放眼全球，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唯独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了整整一个世纪。如今，是不是该结束纷争，踏踏实实地进行传统文化思想的现代转换工作了呢？

所以，来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在思想文化领域仍然回荡着一个沉郁的“天问”：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新的全球化世纪里还会有生命力吗？如果有，它又将展现于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这种忧虑的发问不是没有原因的，它基于历史，也基于前人。1920年代，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就曾感叹道：“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沈沦丧于不知觉之间”。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学者陈寅恪看得最清楚：作践辱骂中国文化最厉害的，不是外族，正是中国自己；使得中国文化“销沉沦丧”，导致中国文化今日之处境陷于巨大危机之中的，不是外国人，恰恰就是中国人自己。

身处这样一个文化失落、文化危机的世代，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该如何在一片荒芜的土壤里着力垦殖？又将如何带着困惑的瞳仁培植新的梦想？一个与二十世纪初沈家本、严复、王国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完全不同的梦想？我想起了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最后一卷的序言里的一段话：“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我毫无隐蔽的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混混沌沌的骄傲，它的英勇的努力，和为了重新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而感到的沮丧——这便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你们这些生在今日的人，你们这些青年，现在要轮到你们了！踏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向前罢。但愿你们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

2010年12月1日◇

（小标为编者所下）

本文转自203期【新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周刊】“自由评论”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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