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0年12月18日讯】十多年前，我才第一次知道一些电话是被窃听的。一位高校的老师告诉我，某天他与军队的一个学生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后，一个神秘的电话即刻打来，并质问他是谁、在哪儿工作等等。这位老师十分生气，马上反问对方是何人，究竟有何权利如此干涉他人隐私。对方听了没有再言语，而是随即挂上了电话。

后来，又听一个在电信领域工作的朋友说，中国大陆的每一部电话、手机都处于当局监控之下，当然监控技术已经有了大幅提高，被窃听者从电话中是听不出来的。因为了解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国内使用电话和手机时都相当小心，直到出国生活在自由的蓝天下之后，才少了这样的谨慎。

不过，昨天看到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的《遭遇电话窃听、骚扰和盗用》文章后，才知晓如今当局的监控变本加厉，对异议人士，除了窃听电话外，还加上了骚扰和盗用；也就是说，从以前貌似“温文尔雅”的做法现在已经变成了流氓加无赖的行径。

孙先生在文中透露了自己遭遇电话窃听、骚扰和盗用的若干事实。比如台湾记者电话告知到达时间后，孙先生的电话就开始被骚扰，“座机和手机轮番作响，每小时百次以上；晚间与客人一起吃饭，骚扰声也是不断”，很明显，客人来访的信息正是通过电话被泄露的。而“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也不断被打断，这正是实时窃听、实时干扰的结果。

谁能时时刻刻监控一个人？毫无疑问，正是中共当局。不仅孙文广的电话被监听，而且大概为了消磨其意志，折磨其神经，他开始不断接到骚扰电话：2006年持续了近4个月，都是发自三个手机号，但只是振铃而已；今年的骚扰电话则更为频繁，而且花样百出，比如“8月底发来的骚扰电话来自约一百个座机号，而且播放的是法轮功的宣讲稿”，号码来自近二十个城市而且昼夜不停。此外，一些骚扰电话，均来自孙先生的通讯录，而有的人已经半年没和他联系了。孙先生为此多次到公安部门、通讯公司投诉，但自然是没有任何结果。

更为好笑的是，10月16日，当局为了阻挠孙文广接受香港记者的采访，而将其以“扰乱公共秩序”的名目传唤到派出所，并借机盗用其手机给香港记者发送虚假消息，使他们误以为其离开了济南。

孙文广先生披露的事实进一步彰显了中共当局的流氓本性和其对“真相”的恐惧。因为奉行“假、恶、暴”、做了无数坏事和恶事的中共，最恐惧的是自己的老底被揭穿，最恐惧的是民众的反抗，当然根本上最恐惧的还是由此而丧失了权力。因此最大范围地监控民众正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并同时辅以骚扰的手段来迫使敢于异议者就范，采用栽赃的手段以实现“一石二鸟”的卑鄙目的：即一方面让异议者将怀疑的目标指向法轮功，一方面借机败坏法轮功的名誉。可惜，孙先生没有上当，了解法轮功的人也没人相信。中共此举无疑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89年前，苏联集团的领导人经常说，“德国人能让任何事情运行下去，包括社会主义”，但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Stasi）却不仅没能阻止社会主义的崩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史塔西的秘密工作才崩溃的。

要知道，当年“史塔西”为了了解东德人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共为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据说，每三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遭窃听。近30年间，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锒铛入狱。德国统一后，当人们涌入“史塔西”的大院，将浩瀚的文件和档案从窗户抛出去一本本铺开后，监控资料足足有1,000公里长。

1,000公里长的监控资料！如此病态的行为恰恰反映了统治者与日俱增的恐惧，他们把每个公民都视为潜在的敌人，并尽可能记录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但就是这样看似监控严密的社会却还是在一夕间崩塌了，因为人们真的受够了！

如今的中共亦如当年的东德极权政府一般，不仅钳制言论自由、控制媒体为其宣传，而且还利用秘密警察对大众实施监控，甚至采取国家恐怖主义等手段以维持一党专政，其最终的命运如何看看东欧那些前共产国家就知道了。因为中国人也已受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