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岗区看守所】

———2008年7月28日———

在张警官审我的时候，他问我“你说了那么多，你去过南方吗？”我说“以前自费到南方找工作，去过长江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城市。”他觉得不是实话，我百口莫辩，平头百姓无权公款旅游，就失去了言语的权利，原来铿锵有力的声音背后必须有权力的支撑。

中共意识形态还未瓦解，晦暗的厚黑学还是主流文化，世界上最邪恶的事莫过于知识、金钱和权力的结合，御用文人集团由最初被动的共犯，逐渐步入主动的犯罪同盟，这些应声虫活着靠着出卖灵魂，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维护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

无可非议，知识分子阶层可以理性地认识社会，其他人群的生活方式多是模仿体制，一旦本性与体制相反，他们就会约束自己。与其说这是人性的弱点，不如说是制度带给人的弱点。但是中国御用文人集团工作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机构，学术头衔和官员头衔是共生关系，他们每日的任务就是将党文化发扬光大。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彻底粉碎党文化，党文化的环境就是造成民族灾难的根源。

王大夫说：“现在要是有枪都起来造反了，南方还是比北方人意识强，要造反也是他们先动起来。”

马太平又过来插了一句：“中国人生下来就得不平等，人就是分三六九等的，不能对中国人态度好了，不然他拿你不当回事，中国人都是奴隶，啊——颠覆，你说对不对？”我仰起脸，看着他露出的一身变了型的骨架，回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王大夫向他摆摆手，让马太平走开。他继续跟我聊：“你肯定没到过省内其他地方，我在部队的时候都跑遍了，咱这嘎哒农民生活都还可以，黑龙江这地方青山绿水的，没有污染啊！”

我没有反驳他，其实我去过东北的主要城市和边境口岸，那里的农民生活相当贫困，酷吏层层盘剥民生。东北的几大森林都被破坏，江河都被污染，城市内部也都脏乱不堪。民族和地区的问题都是共产党等级制度和政策造成的，不解决体制问题什么都不会有最终的解决。

每当此时我就会想起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今对朝政腐败满腔激愤的人，对人民命运焦虑忧愁的人都在哪里？

现代社会没有这种带有阶级低贱位置的群体，中国农民是共产党的封闭政策的产物，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之后没收了所有农民的土地，它食言自肥成了中国唯一的地主，整个中国都是共产党家的财产，农民也毫不例外地成为了长工了。共产党禁止了自古存在的农民小生产和传统小商贩，把属于个人的生存空间堵死了。当它再一次放开一点自由空间的时候，农民就真的成了共产党新生地主的雇农。

他突然转移话题：“考你一个题，假设现在朝鲜发生了像四川那么大的地震，你猜朝鲜人要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看他说话神神秘秘的状态，我的大脑里在尽力搜寻着答案，他跟张警官认识，对我的案情一定也有了解。

我试探：“抢救粮食？抢救孩子？向天祈祷？邻里互救？”“不——对”他欲言又止，我实在答不出来了。

他像是赢棋一样高兴：“告诉你，他们第一反应是豁出命抢救领袖像章！”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朝鲜人和中国人基因相同互为映衬，以我们的理念推导他们的就是正常的。在中国，对“领袖”的忠诚成为做人的标准，“领袖”的意志就是民众的意志。其实，“领袖”代表了统治阶级意识的总和，无论多么强悍的中国人，也不敢触及“领袖”的淫威，那是株连九族之罪。

王大夫看着来叫他走的叶管教，还在跟我打哈哈：“你看看他，就这样一个老家伙，啥也不会干，以后没了养老钱，你让他干什么吧？”叶管教尴尬地向外退了几步，看起来他快到退休年龄了。

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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