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7日讯】我出生于1949年，正好是中共窃取中国政权的时候，五十七年了，我亲眼见证了中共的所作所为。今天从一位好心人那里得知《九评共产党》，一下子开启了我的记忆，由多年的无可奈何的麻木状态猛醒过来了。

我的父亲曾经是上海一个工厂的老板，中共这个幽灵把我家的财产霸占了，美其名曰所谓“公私合营”，而后把我爸爸监督管制、劳动改造。我从小就背了个出身不好的包袱，文化大革命中被赶到农村受尽苦难。中共几十年来，为了一党独裁的所谓“稳定”，农民、商人、知识份子、工人、学生、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城市居民，哪有不挨整的。连信佛、信神的修炼人都遭到镇压，甚至被活摘器官，焚尸灭迹。8000万人被它杀害了，这只有魔鬼才能干得出来。我全家都信佛，知道善恶有报，中共坏事做绝了，天灭中共的日子到了。只有发自内心深处与中共决裂，才能保住平安。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出身不好，我从小挨整受欺负，有气没地方出，只好借调皮捣蛋来发泄，因此没能入党、入团、入红卫兵和少先队， 没有对着血旗发誓，没有打上兽的印记。但在历次整人的运动中，为了过关，违心的说过不少话，写过不少所谓的思想汇报。今天我严正声明：远离邪恶，脱离中共，凡过去所说过的、写过的为中共歌功颂德的话一律作废。

漆勿要
上海

以前传说豺狼会掏人心肝剥人皮，而今中共却比豺狼更毒、更凶

看到中共恶党“内部人士”及证人揭露沈阳“苏家屯秘密集中营”，从2001年起关押了六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至今已有3/4的学员被掏空内脏器官、摘去眼角膜、剥去皮后，活体焚尸毁灭罪证。（因焚尸炉是锅炉改装的，连骨灰都混在煤灰一起倒掉了）的惊天消息后，我们万分震惊和愤慨，我们的心也在流泪。

以前传说豺狼会掏人心肝剥人皮，而今中共恶党却比豺狼更毒、更凶。我们痛悔当初上了恶党“伟光正”的当，现在立即声明退出恶党一切组织，并为数千名已被焚尸的“法轮功”学员哀悼，并要求国际正义组织及力量快速采取措施，保护苏家屯还未被残害的其余法轮功学员。并追查中国各地，到底还有多少个苏家屯式的集中营在残害坚持“真善忍”正信的具有可贵良知的法轮功学员。一定要把这些卑鄙残忍行为彻底曝光，将法西斯暴徒及幕后策划者绳之以法，推上历史的断头台。

孙奇、周丽、姜月等
中国大陆

当年父亲是老干部 一辈子跟邪党走受骗不浅

想当年我父亲是老干部，一辈子跟邪党走，唯唯诺诺，现在看来受它的欺骗不浅。我生性老实，惧怕党员会上的整人风气，所以除所谓的红小兵大帮哄加入外连团也没入过，我妻子的舅舅在文化大革命时，邪党组织调查他的小妹妹是一个台湾的官太太，舅舅死活说没有，被打得一只耳朵听不到任何声音，后来小妹妹从台湾回来看哥姐，才知道这恶党却是这般邪恶凶狠，可你到哪个地方说理去啊。看现在这恶党更是凶残暴力、贪赃枉法。一听说退党、团、队，我们夫妻同意，我们声明退出中共恶党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

洪胜、张福
大陆沈阳

谁决断了矿工的生死（评论文章）

黑龙江省鹤岗矿难已被认定为责任事故。责任事故，这个定性听得已经非常多了。除了地震和洪旱灾害，我们听到的几乎所有重大人员死伤事件，都会被定性为“责任事故”。这样的定性，表明将有人为死伤而承担责任，但也明白地表示，死伤原本不是非发生不可。对于伤者，这是枉伤；对于死者，则是枉死。

责任事故，其实又是没有人能够负得起责的事故。事故的责任可以被追究，但谁能对伤者的疼痛有任何减缓，谁能对死亡有任何回转之力？责任事故，不过是告诉我们事故属于人祸，但没有人具备把事情恢复原状的责任能力，对生命来说，尤其不可能。

鹤岗矿难被认定为管理混乱所致。4年前，同属龙煤集团的七台河煤矿曾经发生瓦斯爆炸，索命170多条。今天，同样的原因，100多条生命又被断送在龙煤集团手中。矿难在哪个矿里发生，原不分国有民有，大型小型。一直以来，我们得到的概念，似乎矿难就是民矿、小矿或者私矿的特产。我们的谴责，经常指向“黑心矿主”。然而，真实的情况或许是，矿大矿小只不过意味着矿难的规模，而国有民有，矿难的概率也是同态分布。矿难在各种矿的发生频次，只是显示各种矿的数量比例而已。
　　
黑龙江省省长栗战书谈到鹤岗矿难的原因时说，国有重点煤矿近四年安全形势比较平稳，一些煤矿企业思想麻痹；一些产煤市地方政府不能妥善处理发展和安全生产的关系。这些话耳熟能详。如果更加本质一点，我想说，麻痹也好，不能妥善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也好，无非是把生命视为采掘的工具。作为一种生产工具，人不再是血肉之躯，不再是感情和希望的发生者，也不再是一切行为的目的，而仅仅是“生产力”的一个方面。

谁在井下，谁在生产的现场，谁的生命将会置于危险？决策者、管理者显然不在那样的处境，但可以作出一种麻痹和危险的决策，而工作者是被决策和被管理的。这就是说，一些人决定了另一些人将要冒着危险去采掘煤炭，他们有资本麻痹和摆不正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那些性命置于危险境地的人，是不会麻痹，不会摆不正关系的，但他们不能决定自己是否能够拥有安全的生产条件。有人对他人的生命不负责，有人对自己的生命无法负责，从而，死亡的决定者与被决定者体现了社会和阶层关系的现实。

这是怎样的社会分工？一部分人分工为决断他人的生死，将一部分人分工为“被迫死亡”。难道一个文明的、现代的、法治的、道德的社会，其社会分工可以允许这样进行吗？由此来思考，我们会明白“安全问题”，实际上仍然可以归结于权力问题。权力决断了生命，而当其作出决断之时，是自行其是的，可以麻痹，可以摆不正关系，它并不承担有人要求它不麻痹并摆正关系的压力，而只能由“责任事故”的血腥来逼使其略略显示一下沉痛的脸色，但那种决断的权力并未被终结，从而下一次“责任事故”仍在孕育。

一种反道德、非人道、非法律的生产，其产品是否应当受到抵制，一种对他人生命加以轻妄决断的权力，其合法性是否应当被审视？采掘意味着死亡，权力意味着轻妄决断生死，这种状况极不人道，而且必须改变，无论我们要为此付出多么艰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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