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8日讯】（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我们刚提到这些东西，另外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在大陆上有这么多新闻从业的记者，这些朋友们，我想很多人还是有职业良心、有道德的。
万一这些记者他真正去挖掘一些新闻、去挖掘一些真相，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后果？或有可能受到什么样的威胁等等，张先生是不是可以举些例子，我记得以前在辽宁西风县好像有发生这个事情，跑去北京抓记者？您能不能谈一谈？
张凯臣：他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是西风县县委书记张治国，北京的记者报道他强占市场，以权谋私的事情。这个记者报道是有根有据的，有线索、有事实根据的。由于是北京记者到辽宁当地县里去报道他，他就胆大妄为的派县的公安局到北京去抓这个记者。这是一种心理表现。
关于记者受打压，封口与封喉这是两方面。封口：收买、用红包，评一个先进的新闻工作者，什么“韬奋奖”，给你涨工资、给你好待遇，要你的嘴、口舌是共产党的喉舌。喉舌我们知道是受大脑支配的，党中央是大脑，所以它封口。
现在发展新的形式叫“封喉”，因为前不久浙江有个女记者，在家里被割喉致死，到现在还没有破案。她因为报道社会比较敏感案件，这是新的形势。
我想举个老例子，关于记者受影响、受打压，在中国是遍地都是、不计其数、举不胜举，因为我亲身经历一件事，在好多年以前沈阳有个商业城着了大火，就商业城而言，它的商业规模和经销量、营业额非常大，就全中国没有几个这么大规模、这么大营业额度的百货商店。
但是它由于管理不善失火了，我们《沈阳晚报》有个记者叫杨志刚，他就很即时的；因为新闻嘛！记者就是要抓新闻，而要按照一些老编辑、老报人讲话叫“抓活鱼”。（他）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把这个新闻搞回来，很快报道出来“商业城着火，预计损失过亿元”。10亿对不对？他说对。其实不只过亿元是几亿元的损失，因为它规模非常大，货物特别多。
但是由于他报道了，我们的市委书记叫张国光后来到湖北当省长，也被双规了。他当时就认为这个记者违规，就是因为我当市委书记出这个事情，你报道说过亿元，就是揭露我的事情了，所以他就明令撤销记者一线采访权 ，放到后勤，他受到处罚，这是几年以前的事情。
县委书记派公安局向京城抓记者，这是新形势下的新动态。我觉得这个问题引起我们的深思，深思什么呢？中央对这个事情怎么看？胡锦涛怎么看？按照常规来说，它就叫“太岁头上动土”，京城里面闹事是不能容许的。可是胡锦涛没有态度，中央也没有态度；我们的中国记者协会也没有态度。
这无形当中给了一个很不好的暗示和启示，就是告诉记者要收敛，不要老接触社会敏感问题。不要给党老添麻烦，不然的话会有人抓你，有人判你、有人封口，也有人封喉。
主持人：我们现在有一位江苏的赵先生在线上，赵先生您好。
赵先生：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观众好。因为我的工作经验和经历，我这个人喜欢分析05年12月6日汕尾东洲镇那个事件。这个事件在一周后，也就是11月12日《南方周末》、《扬州晚报》曾报道。
这个事件发生后，《扬州晚报》也转载了这个消息，大意是这样的，黄希俊带领村民闹事，就是打砸烧。当时由于天色已晚，现场混乱，执法人员鸣枪警告造成误死、误伤，死3人，重伤轻伤加起来大约12人。
我知道在劳改农场时，在押的人员，划定警戒线，如果越线，第一枪、第二枪都是向空中示警的，第三枪才能向非要害部位打了。至于平民百姓，我就不知道相关规定的了。
当官员鸣枪示警的时候，就一枪或者三枪就打了12个人，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就是说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它们经过一周的时间来编造，编造的剧情就是打砸烧，要说打砸抢这是文革的（说法）。要说恐怖主义，这好像不现实，恐怖主义还不多。
它们编出了打砸烧的帽子。这个帽子编得好啊！既是旧瓶换新酒，又是一个符合的帽子。所以后来在镇压新疆，镇压西藏，都用“打砸烧”这个帽子，它们扣这个帽子。
至于根本的问题是农民的土地被强占，农民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这些事）只字不提。土地也是从地主那抢来的，然后又假装分给农民，共产党要通过互助者合作社，又收回去了。这事实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土地如果是村民集体所有的，这村落是三家的，这个土地就是咱们家的。如果是30家的，就是30家的。
现在出现好多乡里头是一个，特别是县里的，把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收回去了，然后再出卖，农民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那这样造成的矛盾更强烈。所以它整个造假相当的严重。
主持人：好，谢谢赵先生。我们还有一位久候的印第安那陈先生掉线了，我们希望陈先生再拨打回来。两位是不是对赵先生有些什么回应？
张凯臣：我就赵先生讲到关于农民土地的问题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到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用胡平先生的话来说，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第二个30年，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
它以革命的名义把农民的土地归为国有，抢劫到手里。第二它用改革的名义，它把土地收到它们官僚资本和太子党这些寡头集团手里，一次抢劫、一次分赃，就反应出了刚才赵先生所说的农民土地。
就本质来说，共产党打天下，它告诉人民说打土豪分田地，要耕者有其田。农民群众信以为真，也确实分到了田，分到了骡子和马，分到了房屋。这样用小骡拖着车，用小米，用草鞋，农民给个军鞋。打长江、打山东战役，打国民党，最后取得了胜利。
它用人民的血汗，人民的鲜血、人民的努力去取得了政权。可是它后来又一脚把人们踢开，又把土地收回来了，这等于它骗了农民。改革开放以后，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企业卖给个人，工人下岗。把土地重新收给村里，说是你承包，承包破坏这个协议。抢占人民的土地，农民不同意把这土地卖了，但它强硬卖，这不是二次的一个分赃，一种剥削，两次的抢劫，导致农民被悲惨的命运。本质就这么回事。
主持人：我们现在接听两位观众朋友电话。第一位是印第安那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陈先生：你好，今天的题目是“中共宣传的手法”。我想说一句就是，如果说你们三位要生活在那么一种环境里，就是习惯了。因为这个谎言的这个环境，不是说10年、20年，而是60年，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全是谎话。如果你生活在那么一种环境里头，那么你也就习惯了、麻木了。
比如说，大家通常见到的一种正常的现象就是通过法院判决一个失地的农民，这个人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露宿街头这么一个人，又浑身都是脏兮兮的。他对外国记者说了几句话，就把他抓起来判刑，说他犯了泄漏国家机密罪。这么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好像一个叫化子乞丐，他能掌握什么国家机密？国家机密掌握在江泽民手里，那才是国家机密，这（事）让人啼笑皆非。
另外还有一个，有一个作家叫宋永毅，他被大陆判刑，判决书写着他盗窃国家机密四十多公斤。什么样的国家机密能用公斤秤啊！我都不明白。
另外，最近的一个新闻发布说，薄熙来重庆打黑，80天破获黑社会案件三万二千七百多起，平均一天破获400起。你每天动员的警力就有多少人呢？这个都是很容易让人看出破绽的。关键是中国老百姓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谎言的这个社会，不是说一天两天，而是60年，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所以中国老百姓已经是能够接受，好，谢谢。
主持人：好，非常谢谢陈先生。另外第二位是中国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主持人好，嘉宾好。说到中共的宣传统战，中国人深受其害。在这个圈里，你们在海外的可能有些人不太清楚，我们时间长的，真是有点麻木了，就是尽量不看它们的新闻、电视。你像它们所谓的三大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它们那些名嘴，都是练童子功长大的。说假话这方面也是很有一套的。
前段时间的伊朗发生枪击游行，中央电视台都不敢报，叫上级赶紧教他们怎么来报道口径，怎么来说，怎么来欺骗老百姓，这些东西它们很有一套的。
中国这个媒体，它们就是中央三大媒体，它们不希望老百姓看到它放心的，而是让领导放心的。这些东西都是假的，老百姓也没几个信它的。至于说到它的统战，在国外像香港、台湾，它要吹嘘它们人权状况多好，或者他们老百姓在这30年来生活有多大改善，但是它一到国内，它也是这样吹，完了之后，它也是照样还是在打压维权人士，这些它都不报道。
最近在上海有一个冯正虎事件，上海的媒体它说也不敢说，还一副装模作样的开放上海世博会，事实上这些都是假的。老百姓知道它们是假的东西，所以老百姓现在都很少看它们。最近有关李长春主管意识型态宣传的，还说“擅管”媒体人，这个是最主要的东西。中共骨子里是反对国际化的，它不是开放，它是破坏这个东西的，所以谢谢你们。
主持人：好，非常谢谢。
横河：我想先回应一下陈先生，宋永毅先生到中国大陆去，他是研究文革的。他到小摊子上去买文革的旧报纸，40公斤是怎么来的。就是他收集的那些旧报纸，然后把它运回美国来做研究用，所以这个也叫做“国家机密”。
文革在以前是有规定的，文革10年的所有的小报，红卫兵小报，传单都算“国家机密”，它有这么一个规定，所以它是不敢承认历史的，它一定要否定它的历史。
重庆这个破案子的事情就更荒唐了，特别荒唐的是把李庄给抓起来，给判了，而且这么快就判了，这里面在媒体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就是从重庆这个案子我发现了一个动向，什么动向呢？以前媒体是铁板一块，是中共的喉舌，但是现在随着各种派系林立，而且派系开始崛起以后，这个媒体也跟着人走。
所以从媒体上来看，它对民众欺骗，这些是一致的，但它自己内部有斗的时候，媒体就会显露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青报系统是帮薄熙在吹捧的，但是现在它又转过来了，就是中央三大媒体系统其实现在在捧汪洋。
主持人：您是说共产党里面，它不同的派系在斗争的时候，从媒体的一些动向可以看得出来。
横河：为什么呢？因为媒体是中宣部在管媒体，它不是真的铁板一块的，特别是从最近的重庆打黑开始，你可以看得出来，媒体其实已经开始有分裂了。央视就曾经请了一个法学专家去谈重庆李庄的案子。他就对李庄这个案子提出很多质疑来，当然后来薄熙来又打电话去威胁央视，央视于是又把这个主任给撤了。
做中国的媒体人很困难，他要受几方面的打击。你看枪杆子这一部分，就是政法的人，他不受打击的，谁敢把政法的人给抓起来？但是媒体要受双重打击，它既要受中宣部的管辖，一出轨就抓起来，一出轨就撤了你，就封你的口；还要受政法系统的管辖，政法系统可以随便进京去抓记者。你听过哪一个记者进京去抓最高法院的法官吗？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媒体人他要受到多重打压。
媒体就是笔杆子这一部分犯规的，犯中共规矩的，要比枪杆子这部分要犯得多。我觉得是因为中共的媒体的喉舌性质和媒体本身报道新闻的性质是矛盾的，是对立的，所以你只要想做一个新闻人，你就一定要犯规，这是免不了的，不可能所有人一辈子都在谎言当中生活，总有人想讲几句真话，一讲就犯规。
这就是为什么媒体老是被各种各样的力量去惩罚去，就是刚才中国张先生所说的，就是要擅管媒体，擅管媒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并没有把真正媒体工作的人士看成它们自己人，所以中国的记者被抓的是在全世界最多的。
主持人：张先生。
张凯臣：是，我非常赞同横河先生这个观点。因为从我（自己）现在体会出来，媒体，中国的记者确实是受到双重的打压和折磨。他说的善待媒体，是一种唬弄、收买。擅用媒体就是打压。擅管，就是它不用你的时候，要你说假话，让你报假新闻，实际也挺招罪。
它说人的本性和人的良知是相违背的，但是你说一个人一两天撒谎行。我干这个职业，年年撒谎，几十年撒谎，这个对一个人是很大的摧残，但是当你有一次不想撒谎，它还不念你有功，不能说我替你撒这几年谎，这一次我不撒一次吧！不撒一次，马上翻脸不认人，我马上就拿你是问了，所以刚才横河先生分析的跟我刚才体会是一样的。
因为我接触很多的媒体、很多的记者，包括媒体领导，包括宣传部的领导或同事，也都不是说很多人都是没有良心，没有公众之心，有的人是站在岗位上，他心里有，他可能嘴上不说。
有的记者很有才华，我接触过复旦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大的、山东大学毕业的，我接触的男男女女记者很有才华，写的文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能抓住本质，但是一旦他把事情的真相暴露出来，他报道不了。不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是受中宣部，宣传部，给他定了个框框，定了条条，他突破不了。
本质来说，对他们的生命、青春、才华是一种无情的消磨和消长，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如果你想当记者，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当记者，要有一定的素质，有一定的天资，有一定的能力当记者。可是你当上记者了，又不让你从事真正记者的职业，不让你把鲜活的新闻报道给社会。
主持人：很痛苦。
张先生：非常非常痛苦，如果你要干这个活，可能两天你都干不下去。
主持人：不用两天，如果我们坐在这里，如果你不能让我讲，或我讲的这些话或节目内容有人要干涉的话，我可能下一集就不做了。
张先生：是啊！记者，无冕之王、社会守望者、第四权力，给人感觉是多么优越、光荣自豪的职业，可是在我们这个特定的环境下，把记者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他们非常非常的痛苦。
主持人：是。
张凯臣：刚才陈先生说60年的谎言，就是如果你们要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是个什么心态呢？是一种无奈，一种被折磨得毫无办法，一种失望，一种好像没有希望的心态。这种心态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和陈先生交流一下，也不要这么消极，谎言终究是谎言，欺人一时不能欺人一世。
毕竟在大陆，因为我是大陆来的，在共产党内也不都是各个死心塌地和它们一起走，也有觉悟者，记者本身也是有良知的，只是有的用不同方式进行反抗。再说了，请陈先生注意到，如果没有大陆民众对它那个共党虚假的宣传，有很高的觉悟，能识破的话，邓玉娇的那案件，就不会到今天，脑袋早就搬家了，这就是人民的觉悟，所以我想陈先生的心里应该坚定，假的不能永远假，它不能得逞。
第二个，就是失地农民接受外国采访，就判一个泄露机密罪。现在这是共产党的一个管理方法，也是一个无形的语言。它做某些事，目前它是有潜台词的，它不一定直接说，但潜台词里有。
你只要接受外国采访，你就是揭露国家机密，那反过来说，你不接受外国采访不就完事了？因为国内的媒体我都控制好了，国外的媒体不接受采访，那些事就被蒙在鼓里了，它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第二个，什么叫颠覆国家政权罪？什么叫煽动国家政权？只要你有意见，只要你有正义感，只要你提出不同意见，只要你认为中国应该这么样，那么样，只要你提出好的建议，这都涉及到它的独裁，涉及到它的专制，涉及到它的指导方针，和它不对味口，它就判你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也确实是你在颠覆国家政权。
我认为，尽管它判我们“颠覆国家政权罪”，我们不要怕，形式已经把我们逼到这条道路了，我们要想争取自由、争取民主，争取中国人民做人的尊严，必需走入到“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伟大的民主和平的道路上来。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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