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她才33岁，高瘦、秀气、害羞、安静，绝顶聪明，从小到大都以资优生的光环名列前茅，求学路上就读的是第一志愿的学校和科系。和她相比，我简直像个一无是处的笨蛋。长大后，我们常一起旅行、爬山和健行，从事极耗体力的活动。绿岛之后，原本下一个行程是要赴峇里岛的，没想到她在绿岛就跟我分手说再见。

再走一遍姊姊最后走过的路

我父亲当时长居南美洲，我不敢在越洋电话里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怕他一个人承受不住，我只能直接飞往巴拉圭，当面把这个恶耗带给他。我在南美洲陪在父亲身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看得到对方的人，却都紧闭着心扉，各自悲伤，没有人想打开那伤痛的话题，各自处在自己封闭的世界。那段日子，我虽陪在父亲身旁，其实更像在自我放逐，我从巴拉圭到了阿根廷，又到了美国，一路流浪，我没办法回台湾，面对那个让我伤心的地方。

事过一年后，我受邀再返台东马偕医院，为东部医疗网的成员上课，课后我请事故当时在场的一位同事陪我，再走一遍姊姊最后走过的路。她领着我从救护车进来的地方开始，先从急诊室，再搭电梯，走过医院长长的走道，最后来到加护病房。我默默地跟在她身边，她娓娓道来，我禁不住泪如雨下。那是姊姊最后经过的一段路程，我循着记忆的轨迹再走一遍，像是在悼念，也像是个仪式。自此有20年之久，我未曾再回到台东。

在悲伤的土里，掘穴

姊姊过世之后，我辞去了医院专员的工作，因为我没办法再按原本的人生剧本走下去，我得停下来。

哥哥知道我没工作，也没了收入，跟我说回来吧，住到他家顶楼加盖的房间。于是我蜷伏在那个阁楼，开始陷入我深深的黑暗里。

在那个贴着水塔加盖的铁皮房间里，能清楚听到马达启动水流的声音，特别是在深夜万籁俱寂，突然水声哗啦哗啦的响起，好像置身在某个水岸或船舱，一种绝对的孤独，在那绝境里，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任何事能把我从那个绝对的孤寂中拉出来，有人找我做事，我会在心里自问：“为什么要做？一定要我吗？如果别人能，为什么要我去做？”我还问：“做这件事是为了未来吗？”如果是，那就不必了，因为有个人曾经这一刻在你面前活蹦乱跳，和你一起计划今年在绿岛看珊瑚，明年到澳洲和巨大的热带鱼共游，结果下一秒她二话不说就死在你面前。我如何再能说服自己：做某些事是为了累积什么，是布局未来的必要？

很少有像死亡这么残忍又伟大的老师，它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值得我们真正付出、什么又是可有可无的。那是黑暗里清楚的意识之光，迫使我不断去辨识所有事情的价值。

结果是所有的事都被我否决了，我提不起兴趣做任何事，我花很长的时间躺在床上睡觉，偶尔家人喊我下楼吃饭，我就去扒几口，再回到床上昏睡。那时我最常看米兰．昆德拉的《笑忘书》，米兰．昆德拉的文字浓度很高，可以直接进到我心里，我拿起来看几行或一页，就会昏睡过去，在半睡半醒的状态跟他对话，醒了再看，看几句再昏过去。

现在的我是一个心理学家，我可以确定，那时的我完全符合悲恸与创伤后症候群的诊断标准，我具备全部的忧郁症状，不过现在来看，我很庆幸当时没立刻去找精神科医师开药，对付我的忧郁（这不代表我反对用药，有些人的确需要药物协助）。我也很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可以容忍我，让我停滞在这样的状态，那真是一种奢侈，能完全停下来，像一只受伤的动物，蜷曲在黑暗的洞穴里，一动也不动，度过最深沉的寒冬黑夜。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从事咨商工作，当有案主告诉我他过得像行尸走肉时，我能完全理解，因为我也曾这样行尸走肉地活着。当他们忧虑且痛苦不已，急于想逃离那样的状态时，我会告诉他们：“留在那儿一会儿吧，不要急于逃开。”因为当年的我没有逃开，留在那里，诚实面对因死亡所带来的创痛，从而获得了重生的力量。

在黑洞里，瞥见死亡的礼物

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我才有一点力气稍稍转动，但还是十分艰难有限。朋友会来看我，也会邀我去赴他们的聚会。有一次，在他们不断的催促下，我勉强答应，起身换好衣服走下楼，不过，走到巷口看到电线杆又折回来，我的能量极低，活动范围无法离小阁楼太远，最多就是三百公尺吧。我打电话跟朋友说，我出去了，不过又回家了，他们了解地叹了口气说：“好吧。”

我记得那时曾看了一部澳洲电影，叫《仙人掌》，讲一个人要渐渐失去视力的故事。电影的故事性很淡，但是我看了很感动，因为它说的是一步一步走入黑暗，恐惧无助，旁人无法理解的状况。我还记得那晚看完电影，坐计程车回家，外面在下雨，雨水打在计程车的玻璃窗上。我看着窗上的水反射出来的霓虹灯，缤纷杂乱，我觉得我的心情就像那个女主角，一点一点失去光亮，一步步走向黑暗的世界。我活在黑暗里，是一种无可言喻的孤绝，那孤绝是生命的真相，而且没办法对抗。这些都是死亡给我的礼物，让我在那么年轻时碰到。之前的我只是个单纯而努力的人，突然间要直接面对残酷的死亡，和它所展露赤裸裸的真相和智慧。

摘自《心灵秘径──11个生命蜕变的故事》 心灵工坊 提供◇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