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可以告诉我们学生,为了学生,学校有多么的不容易,理解吧,孩子们
为什么是北航
10月19日下午,北航大四学生齐云飞接到学校通知,要他在10月22日开始的新生军训中担任副指导员。一个连通常配一个指导员和两个副指导员,正指导员是学工部的老师或者带这一级学生的辅导员,副指导员则是像齐云飞这样的,已经保研的相对清闲的大四学生。
3个多月前,同样在大兴高校军训基地,他顺利地作为07、08级学生的副指导员完成任务,尽管他比那批学生也才大一两岁。
北航的军训时间惯例是每届大一新生的第一个暑假。这次破例提前,是由于在北航举行的“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这项赛事在业内有着很高的评价,包括香港、台湾地区的大学生们都将聚于一堂,展示科技成果,不仅能获得企业关注,甚至还能直接获利。一直以来,都有优秀的科技人才在比赛中涌现。
比赛的主办方,不仅有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也有地方政府。这次在北航的比赛,是自1989年的清华大学后,第二次在北京举办。
陪同老师住宾馆,参赛学生住宿舍,在北航之前,已是挑战杯的惯例。每位参赛学生收600元会费,也不是北航首创。北航的特殊之处在于,让大一新生为参赛者们腾出宿舍;更特殊之处在于,甲流。
就在齐云飞接到通知的同一天,卫生部通告,中国共报告28948例甲流确诊病例,其中西藏、青海各死亡一例。
与此同时,北京儿童医院,生病的孩子挤满了病房,相同的症状就是发烧。这一波儿童感冒的高峰使北京多所小学停课,老师每天向家长询问孩子的体温,只有体温稳定人数够了,才能开课。
但是北航发往大兴基地的车照常出发。尽管在出发当天,齐云飞已经因为劳累过度发烧,上午盘点物资后,他几乎无法站稳。“那几天特别忙,要把物资、军训方案的制定都准备好,还得向老师请假,交接手头原来的工作。出发当天还一直忙到凌晨。”
而他也不是唯一一个病着去大兴的。
北航大兴军训基地位于魏善庄。去年奥运期间,击缶的战士住在这里。今年国庆,清华大学的方阵成员住在这里。
今年10月底,北京第一例甲流死亡患者出自这里。消息在28日传出后,网络上对北航的管理方法与危机应对一片质疑:
挑战杯恰逢甲流疫情,为何不能推迟或者取消?
两年前便已经确定举办挑战杯的时间地点。北京10月已是初冬,为何不能尽早安排条件好一点的军训基地?大部分男生所住的简易板房,“墙”厚10厘米,在北京的冬季,屋里屋外已是一个温度,甚至要穿着衣服睡觉。这样怎么可能做到开窗通风?最多30人、最少8人一间的宿舍,如何能保证疾病不传播?
军训前已经暴发甲流疫情,为什么不允许学生自带御寒衣物?为何不预备更好的医务设备和药品?医务室只有治普通感冒的药,发烧了就打针,到后来连针剂也不够。
10月25号便已发现几百人持续发烧,为何不公布?军训团里的学生甚至是出来了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要刻意隐瞒事实?
已经发现多人发烧,为何吃饭时不把病号餐具和健康者餐具分开?为何不能给病号提供好一点的饮食?
几百人发烧隔离后,为何不向外界请求更多的医疗资源,而是仍旧依靠那个不到50平米的小医务室?
军训基地离海淀区仅仅2小时车程,为何不将重症者送入更好的医院,而是送入大兴医院?
诸多问题仅仅得到了北航微弱的回应。一些离开了基地的军训学生发帖细述当时的遭遇,其中有一篇愤然道:“不得不说,北航,你TMD不地道”。该帖被校内网数千人转载。
传染,隔离
齐云飞初到基地进行内务检查时,团部干事通知要求全部宿舍开窗通风。“后来发现有些同学怕冷,或者忘了,把窗关了。但是每次内务检查都是要求开窗的。”
因为本身体质比较好,次日他就恢复了健康。但23日开营当天,他所在的连队里,有6人发烧。“发烧学员一律停止训练,先去医务室,开药后在指导员处登记,然后回宿舍休养。发烧超过39度的,由基地派车去大兴区医院诊治。”当天他陪同本连的两人和其他连的一人去医院,因为感冒人员过多,就诊过程很曲折,到凌晨1点才输完液。当时三名患者体温都已经降至38度,而后在医院购买了后续治疗的药品,回基地就3点了。“那天就凑合睡了两小时,第二天一早还出操。 ”
24日,连队登记的发热人数升至20多人,“可以感觉在医务室的人一下子多起来了。”医务室可以量体温,发药,打退烧针,但是不能输液,也没有发放口罩。“感觉仍然按照暑假军训的惯例和数量准备物资,只是将防暑防晒的药品改成了感冒发烧的药品。”发热的学员每半天得再去医务室复诊。体温过高的同样会被送去大兴医院。
但是如一些网帖中指出,这个时候并没有将患者隔离,也没有实行分餐。只是齐云飞他们,晚上查夜时,多了一项自发工作:给学员盖被子。“查夜本来是为了看有没有同学偷用手机。我们北航军训是很严格的,不许带手机,但也还是有同学偷偷带。一般查两次,熄灯时一次,接下来找个时间再去一次。看到同学要是踢被子的,就给他盖上。”
接下来的一天,是齐云飞所在连队病人最多的一天,达30多人,医务室的请假条和针剂一度告罄,“医务室可能意识到了口罩的重要性,不过还是没有给每个病人发放。还没有采取大规模的防控措施。”直到次日,也就是26号,发热38度以上的同学才被隔离。“当时我们连的情况应该说是在好转的,前一天送往大兴医院的同学也排除了危险可能回来了,留在这里的比较轻度的病人也在康复,其他学员在军训中有不舒服就可以停止,去医务室。”
隔离的同学一开始安排在团部的三楼,下面就是军训的女生住的。“后来考虑到安全性,让住二楼的也搬走了,把二、三楼都辟出来隔离。”齐云飞他们由此以为情况已步入正轨,当天还让学员训练合唱。网帖中有提到“每天吃饭前在团部大楼前集体集合,组织唱歌,大量吸入有毒气体”,齐云飞只认为“这是北航军训的一个传统”。虽然原帖也认可“此时大家情绪还不错,病号还探出脑袋冲下边望”。
26日晚,齐云飞这一类学生指导员还算睡了一觉,次日清晨,“看到工信部长的车来了,各学院领导也都到了,意识到出事了。”开会时只说要排查25日去大兴医院就诊的同学,到中午的时候,听说了有同学去世的消息。当时只有各学院副书记以上级别,及一部分军训指导员知道,有些指导员也是要到28号晚上才知道。当时说原来有肺炎,感染了流感,并发症死亡,并没有说是甲流。
“我当时就沉默了。第一个反应是这是真的吗?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身边消失了?也许就在几天前还擦肩而过?突然觉得有些东西很不真实,心里堵得慌。想求证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又不知道该问谁,怎么问,心里空荡荡的。”
当天的军事训练已经停止,齐云飞组织他们排练合唱,正指导员和教官都来了。“指导员说到后来眼圈都红了,他说,我就是想把你们平安地带回大运村。当时我眼睛也红了。学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在奇怪他的表现怎么这么奇怪。连长给我们讲他当兵10多年的故事,教导我们要挺住,要坚强。我们都没想到,这是他告别的前奏。”
次日教官们都撤离了,在学员的发热高峰期,他们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齐云飞连队的一个教官,其宿舍就剩一个没病倒。“所以部队不能留了,被带走隔离,发烧的住军队医院。 我们把还没有排练完的合唱歌曲唱给他们听,算作送别。一些同学唱着唱着就哽咽了。”
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我们连基本没有新增病例出现。”
平平安安回来了
没有新增病例不是因为大家抵抗力增加,而是各项措施开始到位。28日早上,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来到基地,齐云飞的第一反应是:“那事是真的。”
同一天,北京市疾控中心入驻基地。3000多学生每人发放达菲一疗程,五颗。这种治疗甲流的昂贵的特效药,据说某些省的份额才几千颗。当学生返校,价值200万的药品也一并装车带回时,有人调侃说:一幢房子在路上跑。
学校发下来的还有被子、垫褥、军大衣。在军训开始的时候,军大衣只给晚上站岗的同学配发。普通的学员指导员都只是军训服里面穿秋衣、毛衣。一名工作人员透露:“其实在军训之前,我们要求过学校给学生发军大衣,当时没批下来。27号出事,28号马上就发下来了。”
那一天最大的转折,是学生死亡的消息上了《新闻联播》。当晚7点多,齐云飞接到同学电话,他当即打电话给正指导员,但一直占线,情急的家长几乎将其电话打爆。同样的,一些私带手机来军训的同学也已知情,并在基地内迅速传播消息,一些本地同学直接打电话让家长来接人。“八九点钟,基地铁门外远远能看见若干辆小车的灯光。”齐云飞回忆。一直没有发烧迹象的同学允许回家隔离观察,齐云飞连里当晚就走了11个。
第二天,不到200人的连里,又被接走了60多个。留在基地的,生活品质提高了不少,饮食上不仅增加了酸奶、水果、鸡腿等,而且实行分餐,并采用一次性餐具,减少了传染的可能性。甚至有前晚回家的同学再回来送一些认为需要的物资。
“当时已经可以确保每人一套棉大衣,被褥,一人一天三副口罩,还发了鞋垫和厚袜子,体温计也发。”
同学们在基地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齐云飞觉得这时候没有必要急着把所有同学都送回学校:“学校是一个人员密度很高的区域,如果马上撤离回学校,可能会给在校的同学带来新的传染。况且如果北京疾控中心在传染源和具体情况并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贸然撤离,也是对军训的同学不负责任。就地采取有效的隔离方案,并加强基地的保暖和医疗卫生条件,提高伙食待遇是当前情况下最有效的措施。”
与此相关的,齐云飞他们的工作压力也增大不少。除了原来的职责,还需要配合疾控中心,测量学生体温并上报;另外还要帮助学生与家长取得联系。一天不仅要接待好几十个学生家长,“最多的两天,每天都接上百个电话”,有需要时还要把自己的手机借给外地学生打电话报平安。“我们正导的手机听筒都坏了。”那段时间他们的睡眠时间都很难保证。
隔离区的学生,后来给配了5部公用手机,轮流打。
除了去世的同学,其他学生基本都靠一天一颗达菲吃好了,走的时候测试都是阴性。而北航的学生,可以接种甲流疫苗。
10月30日共青团中央决定, “挑战杯”于次日提前结束。北航之前在学校里召集了100多名“挑战杯”志愿者,因为比赛提前结束,他们不得不通宵准备参赛者离开的事务。事实上,在挑战杯开始的前一天,志愿者们已经熬夜干活,把分发给4000多名参赛者的各类手册、纪念品装袋。
志愿者柳晓恺认为:“因为这次挑战杯,很多人对北航产生了一些看法。北航在有些方面确实有点不太合适,但还是付出了很多。我们志愿者从挑战杯三周前,就开始忙了,通宵达旦。北航也不是不关心学生。甲流是一个突发事件,是北航无法预料的。”
齐云飞已从当时处于事件核心那种茫然、沉重的状态解脱出来,他现在的感觉,是“安心”:“我们指导员把我们连的孩子都平平安安带回来了,他们的父母终于能够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