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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4日讯】 去年初，中国政府决定开始在农村进行税费改革。这项改革提出的背景是，中国农民常年苦于种类繁多的税费。除了国家统一规定的农作物及已屠宰牲口等常规税项外，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擅自规定的收费竟然多达六十种的，有资料表明此类税外收费一年约达九百亿人民币。由于乡村家庭的实质收入过去数年并无增加，这类苛捐杂税无疑对农民的不满情绪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并成为日益激化、此起彼伏的农村骚乱的一个重要导火索。

改革的设想是取消所有基层部门自行订立的收费，而中央政府把基本农税由百分之五增加至百分之八点五，并从中每年预留二百亿至三百亿人民币以补贴农村基层政府的教育和行政费用。中央政府也深知这项改革所面临的重重阻力，并未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这项改革，而是先在安徽省进行试点，同时也要求各省选择若干县、乡同时进行试点。时至今日，试点已经进行了一年有半，但是看来这项改革不仅没有在全国迅速推广的可能，而且在试点的安徽省也明显地放缓了步伐、调低了调门。

农村税费改革究竟难在何处呢？

首先在于地方政府、尤其是农村基层政府的官员们没有积极性。农村税费改革决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开支渠道的改变，更是分配关系的重要调整；不仅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关系到乡镇机构改革、精减人员、地方财政收入等多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各项税外收费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由中央和省级政府下拨的财政转移支付根本不足以应付他们日常的开支。通常，不仅农村的道路及水利建设需要依靠收费来解决，甚至教育经费以至于官员工资也有相当部分要依靠收费。地方官员抱怨，没有一支庞大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根本无法应付上级政府交给从计划生育到教育卫生保健，从组织生产到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更何况从乡到县，从党到政，层层组织都是按照中央的规定构架的，人吃马喂，哪样开支也减不下去。在他们看来，中央政府是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天底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那么，中央和省级政府统一提高税收后增加对县、乡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否补足农村基层的开支呢？且不说二、三百个亿的转移支付相对于九百个亿的税外收费而言无济于事，就算是转移支付能够达到现有税外收费的水平，这个问题也不是简单地在总量上进行一番计算便能解决的。第一，统一提高税收然后进行转移支付意味着抽肥补瘦，发达的县、乡利益受损，他们当然不愿意；第二，由于税收的财政收支比一般收费的收支在制度上更严格，因而基层便少了许多机动，又是一个不愿意；第三，乱收费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一项重要个人收入来源，财政转移支付怎能解决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损失？在从上到下层层腐败的政权内部，只从最底层开刀，哪有叫人信服的道理。由此看来，基层官员的反抗倒也不无道理。

更何况，近年来农村形势不好，市场粮价持续下降，农民收入每况愈下。中央财政为解决经济疲软年年透支，以扩大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利益大调整，一方面又离不开基层干部的支持来平息农村动乱和维持稳定，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拿不出多少钱来理顺地方情绪。于是乎，在维护一党专制的社会稳定这个大前提下，上下妥协便是必然的。

应该说，中央政府中的一些人看到了农村滥收费的危害，当初提出税费改革也是一片好心，怎无奈中国农村的问题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早已不是一个税费改革所能解决得了的。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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