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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我给家人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狱是暂时的，很快我还得回去，让他们先有一个思想准备。海外媒体的消息很快，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来源是什么，我刚刚到家就开始报道我已经被释放。在分析我被释放的原因时，普遍把原因归为我母亲给江泽民写了信。

回家后知道，我母亲的确为我的事给江泽民写了信。按道理，这是他们之间的私事，本不应该由我来讲。但至今凡有提到我的地方，往往都把这一条捎上，有人因此认为我是有恃无恐。所以，我需要对此稍做解释。海外媒体说我父亲是江泽民的老上级，其实是捕风捉影。我父亲与江五十年代都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但当时一汽有六万职工，如今都可以说与江是同事。我们两家当时就没有什么来往，江离开一汽后更无任何联系。倒是我的义父在一汽工作时与江关系稍近，后来彼此也见过一两面。我被捕之后，是我义父给江写信，同时捎带转去了我母亲的信。但是他们的信都没有得到回音，至今也没有证明起过作用。我在新疆牢房里从没想过这种关系能帮什么忙，更不要说在以往写书时指望受到他的保护。对于我要宣布保证书作废，家人都表示支持，但他们还是建议先写一封给江的信更好。万一我这次出来有那种作用，说不定还能因此避免再回监狱。一个星期很快过去，当我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两封信──一封给江，一封给新疆安全厅K处长──也都写出了草稿。第一封信口气比较缓和，描述了事情经过，表明了我宁可重回监狱，也不会去搞“秘密工作”，也表达了当然更希望能够不回监狱。一位朋友像编辑一样审查一番，从中删掉了有“刺激性”的文字。按理说我应该在这里附上两封信的原文。我曾把所有关于新疆入狱的文件放进电脑一个专门子目录内，包括出狱后趁保留记忆时默写的监规、给新疆安全厅写的保证书等。我把那子目录设置为隐藏状态。可是准备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却发现隐藏的子目录仍在，并且可以显现出来，目录里面却是一片空白，一个文件都没有了。我一直没有想通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说黑客可以趁联网之机侵入别人电脑，把电脑中的文件取走和删除。然而谁又会是那黑客呢？时间太久了，已经很难记得起我在两封信中的具体言词。现在能够记住的，只有当时在新疆牢房墙上看到的一首诗。那是不知何时的犯人用维吾尔语写下的（因此才能够留下）。E给我翻译出意思，深深打动了我。我在给新疆安全厅的信里，用汉语把它写出──
朋友说我这样做会死我听了便笑起来
审判者说我会因此被打进地狱
我说那我就去习惯地狱的生活

给江的信先发了两天，等到该发给新疆安全厅的信时，家人和朋友都劝我不要发了，有给江的信就可以，已经可以表明我对所写保证书的废弃，何必再去惹安全部门。也许我不再惹他们，他们也不再来抓
我，这事就可以这么了结了。我当然希望事情能够就这样了结，谁也不愿意再进监狱，可是万一江收不到我的信呢？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给他写信。或者他即使收到却没有理睬呢？如果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没有寄出给新疆安全厅的信，就等于没有收回我所写的保证书，那保证书因而就不再是假的，而成了真的。这种结果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在这一点上，必须做到非常明确，不能有半点含糊，因此不管可能带来什么结局，我都必须把给新疆安全厅的信发出去。只有发到那里的信才会被放进我在新疆的案卷，和那份保证书放在一起，它们之间才构成一个完整状态，才能对我这段历史做出一个明确交待。 我直奔邮局，用挂号寄出了那封信。我当时行色匆匆，其实是怕我自己被家人和朋友说服。我问邮局的职员，回答是信要一个星期寄到，我想再加上他们的研究时间，应该还有十天左右。于是我开始做准备，收拾好回监狱需要用的物品，买了不需要鞋带的鞋和不需要腰带的裤子──监狱不允许有任何带子，买了适于劳动而且耐脏的衣服，准备了英语教材等。监狱里睡觉不允许关灯，我特地翻出飞机上用的眼罩，免得每天用毛巾遮眼才能睡觉。我把那些物品装好一个包，可以随时提起就走。剩下的就是等待了。我还不加节制地吃东西，为回监狱积累宝贵的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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