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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0日讯】 (中央社记者任纹仪特稿)中共实施严密的户口制度限制大陆民众迁徙自由,藉以掌控人口流动并实现农村为城市发展服务,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大陆经济发展导致农村与城镇差距不断扩大,不合时宜的户口制度已经阻挠不了农村外地人口涌入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却也衍生出“黑户”居民及“外嫁京”妇女等社会问题。
去年十一月中共举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期望确实掌握大陆人口总数。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据中共有关部门保守估计,目前大陆人户分离的城镇黑户居民高达一亿零五百万人,单只北京市就有八十二万人,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嫁给城市男性的农村妇女,北京人称她们为“外嫁京”。
大多数“外嫁京”是向往都市生活而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打工妹。根据一九九四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北京外来打工人口中有一百十二万是女性,广东省则有四百多万,女性打工人数分别占这两个城市流动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这群外出打工的农家女,年龄一般在十六岁至二十五岁,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一点二岁。
对于渴望改变贫困的命运,并过着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几乎是每个打工妹进城的最大愿望,但现实环境却经常令她们失望。
“外嫁京”无论从文化程度还是长相,都是打工妹中条件较好者,而与她们结婚的男性大多是北京婚姻市场中的弱势族群,这些女性愿意委屈求嫁只是为了能在北京寻求一个稳定的落脚处。由于是没有北京市户口的黑户,许多人婚后不能就业,而她们的丈夫下岗与失业的比例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导致这些家庭半数以上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然而,为了怕家乡亲友知道后笑话她们“嫁给北京郎,袋中没有隔夜粮”的窘境,“外嫁京”只能默默忍受生活的困苦,期待早日转移户口。
中共的户籍管理制度始于一九五八年一月,把全民区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并限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简称“农转非”,中共并将城市户口与配粮、上学、就业、医疗、分房等十几项生活条件结合在一起,一纸城市户口成为维持生活不可或缺的要件。
事实上,户口制度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了农民涌入城市,保证了农村有足够的劳力向城市提供低价的工业原料,也保证了城市减轻人口负荷,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转,但改革开放前大陆农村与城市的人口流动非常稀少,导致农村青年的结婚对象平均在方圆二十五公里之内,人口素质陷入恶性循环。
户口制度也影响了子女就学问题,没有城市户口的子女上学就需缴纳一笔为数不小的“赞助费”,但有更多的孩子连借读的机会都没有。大陆目前约有七百二十万家庭迁徙,伴随而来的是两百万流动儿童问题,二十一世纪初有可能超过四百万,这些儿童普遍面临着入学困难的问题,北京十三万适龄流动儿童中,入学率仅百分之十二点五。
户口制度甚至违反了人民迁徙自由。中共在一九五四年的宪法,曾经规定迁徙自由是每个公民基本的人身自由,但以后的几部宪法则不再明文规定迁徙自由。一些城市政府借此提出各种不合时宜的政策限制人口流入,一九九九年北京市确定将全市外来务工人员总量控制在九十五万以内,北京市劳动局也公布一百零三种职业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实际上,近年来到北京务工人员一直保持在两百六十万人以上,这意味着至少有一百多万人没有就业证,形成大批非法务工人员,甚至引发民工潮及盲流等问题。
大陆中国社科院学者、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课题组负责人庾德昌说,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大陆城市人口出现负的自然增长,因此城市化必须依靠人口的机械增长,即依靠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城市居民。从历史上看,上海市一八四三年的人口是二十三万人,一八六五年增加到七十万,一八九五年接近一百万,一九一五年超过两百万,一九四九年达到五百四十六万,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迁入人口及其后裔。
大陆的户口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为当时大陆工农业稳步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改革开放至今,大陆已经迈入以人、财、物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基本条件的市场经济,落后的户口制度不仅阻碍大陆城市与农村现代化发展,其所衍生的社会问题已经是大陆民众最切身之痛,如果中共再不妥善解决以纾解民怨,人民的不满情绪终将爆发。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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