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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5日讯】《大公报》社论认为香港六七年事件“本质上是一场民族压迫”,民建联副主席叶国谦说反英抗暴斗争是“民族大义”,他强调当时出现放置土制炸弹事件绝不是斗委会发动,只是部分市民基于民族感情自发而为,“不少学生、工人亦有伤亡”。
如此大规模的暴动与镇暴,互有死伤,是不待言的。但说放置真假炸弹事件“绝不是斗委会发动”,未免昧于事实。斗委会通过左派报纸,号召“人民战争开始”,“抗暴斗争要越级”,“港英如再顽抗不低头,将会尝到菠萝”。左报还报道“摆真假炸弹阵的活动迅猛开展”,“有一天,在港九市区出现的真假炸弹多至二百个左右”。
实际上,这是斗委会通过左报的较为夸张的报道。这报道本身也是一种动员,动员群众更积极地放置真假炸弹。据警方统计,六七年五至十月,市区被放置的真假炸弹逾五千枚,其中假弹逾四千枚。暴动及镇暴造成的伤亡:警员死七人,伤一七九人;军人死一人,伤二十三人;保安人员死一人,伤四人;市民死二十四人,伤二九九人;暴徒死十一人,伤一八五人。被捕共四○五○人,罪名成立入狱者一七四九人。
被捕的,被指为暴徒而死伤的,笔者相信多数人是出于民族义愤,但他们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是该谴责的。只不过,这些人都是被动员、被利用的群众,真正的罪魁祸首,应是发动他们去冒死破坏社会秩序的斗委会,而作为斗委会主任的杨光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当然,归根究柢,杨光也是被利用的。真正应负责的,应是中国的文革。若没有文革,新蒲岗塑胶花厂的工潮也就不外是一件小小的工潮罢了,怎会发动左派群众,轮番前往支援斗争?怎会胸扣毛章,手挥语录,高呼口号,把警察视为“敌人”?怎会发动群众,游行到港督府并在门外贴满大字报?反英抗暴斗争,正是在学习大陆红兵“造反有理”之后,要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实践以毛泽东思想去斗倒帝国主义。
多年前,《人民日报》出版了一本《香港大事记》,在“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这一大事上,记下了这样一笔:“仿效国内‘文革’方式,开展了群众运动”。这是北京给斗委会的定性。
特区政府是支持北京现领导对六七年斗委会的定性,还是支持这种“文革”式的群众运动?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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