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到专政八十年—穷途没落的共产路

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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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24日讯】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八十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若以人寿相比,是耄耋之年,属于衰老阶段。中共这个党,不止衰老,而且是堕落—从原初为工农革命而奋斗、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政党,堕落成为压迫人民、制造谎言、歪曲历史和事实、戕害自己同志和知识份子、赤裸裸的权力争夺和把持、自上到下的贪污营私、实行彻底箝制不同声音的暴戾专政的政党。

早期领导人为革命理想而献身

提起中共初创时期,人们自然会想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等一大批激进的知识份子。不管现在我们是否同意他们当时的政见,但他们那种对理想真诚的追求和奉献精神,在人格上是值得尊敬的。尤其是陈独秀,他从五四运动起,一直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他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创始人,是因为他受到当时俄国革命影响,相信共产主义是推翻旧秩序、为人民开创理想社会的新途径。他一生经历过无数波折,从创党领袖变为托派领袖,被共产党开除,被国民党囚禁,抗战初从牢中释放出来,生活颠沛,到了晚年,仍旧回归民主自由,完成了他最后的反省。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则是他临刑前显示出的知识份子的坦诚,说明他之所以当了六年中共领袖,乃是一次逼上梁山的历史误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总统克里蒙梭说过:“一个人年青时不信仰左翼思想,他的心灵有病,到了中年时还左,他的头脑有病。”

中共初创时许多知识份子都是处于该左的年龄,这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还是当时中国社会所处的内外形势使然。今天的人,多数反对革命赞成改良,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的情形恰恰相反。自从戌戍政变遭受血腥镇压之后,人们对改良彻底失望,因而转向革命。孙文革命以武装起义为主,俄国革命则以群众蜂起的运动为主,这就给了当时激进青年以另类选择,愿拜列宁为师,因而群起投效共产运动。如果我们翻读他们当年的著作,便会发现,他们当时的言论是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争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同当权后的共党言论迥不相同。我们不能以今日的处境,责备当年的共产青年,他们当时确是一腔热情,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开创新天地而奋斗。事实上自宁汉分裂之后,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底下,无数革命青年,整批被绑赴刑场牺牲了。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是导致共产党上山打游击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在共产党里能够脱颖而出,就是得力于游击运动。

毛泽东是现代朱元璋

毛泽东无论在党里或在时代里都是一个异数。上世纪二十年代,有谁会料到这位曾与同学萧瑜一起行乞过的湖南小子,后来居然会成为十亿人非崇拜不可的现代帝王。

毛泽东是现代朱元璋,他与朱元璋一样,具有农民战争所需的草莽性格;但他与朱元璋不同,能诗能文,通韬略,明史鉴,无须谋士而能自运权术。当共党初期以城市活动为中心的时候,毛虽是党第一次大会代表,在党内并不受到重视。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时,别人投身北伐运动,他却在湖南主持农民讲习所,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足已显露出他思想上的农民倾向。到了中共被迫从城市退到农村之后,毛便如鱼得水,发挥才干,成为红军领袖。他在江西井冈山这个深山峡谷里建立苏维埃政府,已反映出他的极左倾向和坐天下的欲望。不过毛的红军,开始时并没有像朱元璋在韩林儿和郭子兴红巾军中作战那么顺利,要经过二万五千里大撤逃抵达陕北之后,才靠着抗日战争的特殊形势坐大。

抗日战争帮助中共夺得政权

毛的胜利,并非什么“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成功,历史上所有农民战争都是由农村发难攻打城市的。所谓“农村包围城市”,只证明中共的“解放战争”是一次农民战争而已。不过它与历史上所有农民战争不同之处,在于它多了一块马列主义招牌,和一个由激进知识份子发起、遵循俄共列宁模式组成的共产党这个有思想的组织,作为红军领导。毛的胜利,谋略固然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形势使然。没有日本的侵略,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苏维埃俄罗斯一样。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共最困顿时期,几乎濒临绝灭之境,是“西安事变”救了它。杨虎城的被杀和张学良的被软禁,换来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以假投诚换来了休养生息机会和政府的补给。“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华北,长驱席卷华中华南,蒋政府退据西南,给中共在敌后根据地以广泛的活动空间。到了抗战结束,中共武力已经羽毛丰满,加之蒋政权本身的腐败,人心倾共倒蒋,一股反内战的潮流在知识阶层和民间兴起,支援了中共,动摇了国军军心,终致蒋政权在大陆土崩瓦解。

历史自有它的逻辑,所有得胜的农民战争,到了城市,都要建立王朝,而农民战争的首领,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皇帝。

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正式称帝的皇朝已经废除,袁世凯虽想复辟,也只当了一百零二天皇帝,便在四面楚歌中自我放弃。但毛泽东不同,他无皇朝之名却有皇权之实。由于他头上有了工农革命的光环,加上共产党本身有意制造领袖崇拜以体现党的领导权威,便将毛泽东捧上神坛。斯大林走上神坛是自己加冕的,毛泽东走上神坛却是刘少奇等袍泽加冕的。正是如此,毛泽东便以“伟大领袖”之名,行使比历史上任何皇帝更残暴的皇权,连同他一起革命的袍泽和人民,都被玩弄于股肱之间,无法逃避,无法反抗,一起遭殃。

没有人性只有党性和奴性

经过三反五反,经过大鸣大放到反右,经过三面红旗的放卫星田和全民大炼钢铁到三年大饥荒,再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应该痛定思痛,想想看:是什么原因,使得全国几亿人民和几千万中共党员,对毛泽东那些明显是愚蠢和荒谬的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毫无反抗和异议?为什么全中国只有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而没有第二个、第三个“彭德怀”继起?如果说国内的人处于高压底下无法表达、无法反抗,为什么处身在国外的科学家和高级知识人士如杨振宁、陈省身、赵浩生等,甚至处于自由环境中的香港左倾文人,都会对文革与三面红旗歌功颂德,为虎作伥,而丧失了知识份子的良知?为什么俄国有巴斯特纳克、索忍尼津、萨哈罗夫、戈巴乔夫,波兰有华里沙,捷克有哈维尔,中国没有同类人物? 开放改革其实是走历史的回头路?

可以理解,共产政权是廿世纪的怪物。它比法西斯更法西斯。从俄国斯大林时代的清党和肃军,到中国的反右和文革,那种对异已者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的确可以使任何异样声音无形消失。全体人民不仅要在口头上歌颂共产党,而且还要真正交心,在灵魂深处自我忏悔,衷心拥护。在那个社会里,无论你是党员或非党员,都没有人性,只有党性和奴性。

毛泽东的逝世,结束了他那个疯狂领袖崇拜、卤莽共产风和无法无天的时代。邓小平依靠胡耀邦和赵紫阳,扭转乾坤,开启理性的开放局面,改行市场经济,促使经济活跃和复兴。近年来中国人民生活相对改善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都是邓小平的功劳。但邓禁绝批毛,提出四项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给政治体制改革划下无法推行的死框框。所谓四个坚持,实际上只有一个坚持,就是坚持共产党专政。所以在邓小平时期,无论经济怎样开放,言论一样受严密箝制,任何民间自主性的活动绝对禁止。胡耀邦仅仅因为反“精神污染”不力,被撤职委屈而死;赵紫阳仅仅因为同情学生的民主改革诉求而下台,被软禁至今。而百万学生在天安门示威,坚持四十八天,终遭大军清场,坦克镇压,酿成长安街血案,邓小平成了罪魁祸首,遗臭千古。

江泽民因镇压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元老看中,出任第三代领导,党政军三权独揽,继承邓小平衣钵,一切以巩固共产党专政为主要任务。他除了继续经济开放外,对言论和资讯以及民间组织的控制,比邓小平时期更严,一丝不松。由于缺乏社会监控制衡,党政军所有机构贪污腐败深入骨髓。国企改革令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大军情况严重。农民不堪苛捐杂税荷负,弃地逃亡。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地区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紧张。加之江泽民草率宣布镇压法轮功,更使社会动汤不安。罢工、示威、警民冲突,到处发生。为了疏导社会不满,江政权导致人民迷醉于金钱和权势,鼓吹民族情绪,强调扩军强国,将民间视线转移到抗美反台独和民族统一上面。

八十年历史可分为两截

邓江的经济开放和改革,基本上值得肯定,但若将经济改革视作邓小平的创见,或邓江恩赐给人民的德政,便大可不必。行错误计划经济的是共产党,放弃计划经济、改行市场经济的也是共产党;行计划经济时要人民歌颂,放弃计划经济又要人民歌颂,人民岂不成了歌颂的阿斗!事实上,邓江现在所走的路,是回头路,即回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前的路。应该设想,中国已被共产党折腾了三十多年才回到原路。如果这三十多年中国一直朝着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有些人不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只看到今天中国市场经济一点活跃的景象,便忙不迭地歌功颂德起来。固然,中共走回头路,等于浪子回头,值得高兴,但也不应忽略发展背后的贫困、腐败、势利、龌龊、不义和冷酷。中国人吃歌功颂德的亏够多了,现在需要的是反省,是独立思考,是批判精神。别忘记历史的教训,别趋炎附势,妄说中国现状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刻。台湾和香港也是中国,它们不是早在大陆遭受计划经济践踏的时候,已登上了亚洲四小虎的宝座吗?

回顾中共八十年历史,大体上可分为两截,一截由建党至执政,计二十八年;另一截为执政之后,计五十二年。前一截又可分为游击战前和游击战后,后一截可分为毛治和改革。

游击战前的中共接近俄共模式,重视理论,重视工运,国共合作和北伐给它提供了广泛的活动空间。游击战后的中共,整体军事化,重战术,重农民,重实务,理论降低为通俗宣传。毛泽东本人就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列主义,他是撮取马列某些概念应用到他所认识的中国社会现实之中,作为党的指导原则。邓小平和江泽民更无理论修养和思想深度,有的只是一套因应形势、为巩固权力而作的文告。

但是有一点值得研究。八十年来,中共内部经过无数次斗争,许多领袖被清算,但它仍旧能够保持党的组织,维持一元化领导,继续发展和扩大,不会分裂为多个组织,这是什么缘故?

我想其原因是:共产党这个组织,全世界一样,不准党内有派,更不准党外另立新党。它本身就是一个严密封闭和排他的集权组织。

当年俄共于列宁死后,内部分裂为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和布哈林派,不久,统统被斯大林打倒,加以清算。这是俄共执政之后的事,执政之前,俄共前身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为布尔什维克派和盂什维克派,两派还是并存在于社会,谁也消灭不了谁。

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党内也曾产生过托派,立即全被开除出党,视为仇敌,百般加以污?、打击和杀戮,势不两立。执政后,托派全被投入牢狱,一网打尽。红军入川时,张国焘也曾因不满毛泽东而另立中央,但为时短暂,一入延安,分立便化为乌有。

中共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党,谁取得中央领导权力,谁便有办法消灭潜在的僭权者,决不允许党内有派别存在。斯大林逝世前,第三国际对中共领导的更换,起着决定性作用。陈独秀的下台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闻天等相继上台,都是莫斯科的主意。唯有毛泽东的掌权是凭着自己的实力和权术夺到的。斯大林清算党内异己,依靠格柏乌这个特务爪牙,百般折磨,直至对手精神完全崩溃,自认罪状,然后加以杀戮。毛泽东则青出于蓝,除了依靠中央警卫团之外,更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群众专政”,怂使盲从青年去斗被怀疑的僭权者和不忠者,斗垮了斗死了再踩上一脚。其斗争范围之广,对全民祸害之深,远远超过斯大林的清党和肃军。

八十年的历史,是一部血迹斑斑的历史。有英勇牺牲的烈士血、有死在同志刀下的冤魂血,有无辜遭殃或被草菅人命的白流血,更有洒在长安街上和天安门前的民主斗士血。它们构成了整部中国现代史。

世界史上寿命最长的共产党是俄共,它从一九?四年布尔什维克集团算起至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为止,共历时八十七年。中共能否有八十七年的寿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共产政权这个二十世纪怪物气数已尽,即使还能苟延残喘于一时,也只是挣扎图存而已。世界的一体化,越来越使人类趋向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宪政体制,专制和独裁很难再见容于廿一世纪。

转自《 博讯 》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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