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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21日讯】 我和E用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避免未来新疆发生流血冲突。让我感到欣慰的是E也认为追求独立是不现实的,同时对新疆当地民族也不见得有利。我们之间的共识是,新疆问题的出路是当地民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
维吾尔人有一个政治笑话,说李鹏管理经济遇到了困难,去请赵紫阳复出继续为党工作,赵问让我担任什么,李说管经济的副总理,赵立刻拒绝说,我又不是维族!这笑话是讽刺不让维族掌握实权的状况。讲这笑话的维族朋友解释说,上海人到北京去当官你们都要骂”上海帮”,新疆的实权都被汉人把持,我们又怎么会满意?
其实不光官位多数被汉人所占,像新疆气象局那样的单位,一千多职工中维族只有三十多个;如果强调气象局是技术部门,需要懂专业,那么不需要专业人员的基层单位,如维族聚居的阿克苏地区,行署粮食处三百多职工中也同样只有二三十个维吾尔人……当然,用哪个民族的人只是自治含义里的最低条件。在西藏的各单位中,藏人干部职工经常是占多数的,但同样不能叫自治。即使民族地区的官员全部都由当地民族担任,并且掌握着实权,也不一定就是自治,因为关键要看那些官员是怎么产生的。如果都是由北京任命,自治就依然徒有虚名。只有官员是自下而上地产生于当地人民,自治才算开始具有真实的基础。
在民族地区走得越多,我越感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好处。那种好处是对双方而言的。以往经常谈的只是自治对当地和少数民族的好处,对此需要改变一种错误看法,似乎地方所得就是中央所失,少数民族所得就是汉族所失。事实并不是这样,自治带来的不是零和结果,而是双赢。
目前北京每年给西藏和新疆一百多亿元的拨款,还有各种其他好处,却换不来相应的感谢,反而无论是经济发展慢,城市建设差,道路不好,商品缺乏,生态恶化,犯罪增加,只要有问题,责任似乎就都在北京。给钱不但成了该给,如果没有不断增加,或者是增加幅度不够大,得到的就会是抱怨。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一谈有什么要求就是要钱,问他们何以能够伸手张口就要钱,他们反会对这种问题感到奇怪,如此要了几十年,已经是理所当然。
官场是这样,民间也有类似情况。乌鲁木齐的山西巷是维族区,那里的居民不执行政府的扫雪规定。家家户户只是把自己门前的雪往路中间扬,说路是共产党的地方,不归自己扫。每年临开春由军队进行”爱民劳动”,把路上一冬的积雪运走。一位新疆农业银行的维族干部告诉我,有些维族懒汉生活非常贫困,但是政府拨款为他盖了房子,他却立刻又会把房子拆掉,为的是卖木料换酒喝。新疆农村有相当数量给个人的贷款发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正是政府包办一切的结果,无论是个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还是官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根源都在这里。
如果让当地人民进行自治,推举自己的政府,选择自己的决策,他们就会是而且只能是自己负起责任,出问题也要由自己承担,再也怨不着别人。这样一种结果,当地人民高兴,中央政府省事又省钱,何乐而不为呢?
以一个例子说明。1991年我在拉萨,因为原有电力跟不上拉萨规模扩大和用电增加,几乎天天停电,人们怨声载道。当局那时决定在离拉萨不远的羊卓雍湖建设一座新电站。然而羊卓雍湖是藏人的神湖,藏人认为建设电站对神湖造成惊扰和破坏,反对的呼声很高。对此,当局认为自己做的是好事,藏人的所说的神湖是迷信,于是坚持把羊湖电站建成了,前后施工8年,花了18亿元。今天的拉萨再也没有停电问题,然而藏人一边享受着羊湖发电带来的光明,一边骂着花了钱搞建设的汉人统治者,民间还流传汉人借施工之名挖走了埋在羊湖下的宝贝,国际上也把羊湖电站当作北京不尊重西藏文化的实例。在这种问题上,为什么不能把思路变一变呢?何必由北京决定什么对藏人是好事或坏事?对于少数民族的选择,是迷信还是科学并非最重要,那是人家的文化,关键看人家愿意怎么样。如果让我考虑羊湖的问题,莫不如让拉萨人以投票方式选择究竟是愿意忍受缺电的不便,还是愿意建设电站。投票结果若是不赞成,那就省下18亿元;若是赞成票更多,反对意见也就没有理由再把矛头对准北京,而中央政府那时拿出18亿元建设电站,也就成为对藏人的真正帮助。
国际社会一直有关于北京正在消灭西藏文化的批评,流亡藏人更是以此作为对北京的主要控诉。然而传统文化的衰败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哪个民族都无法回避,包括汉族自己也不例外。西藏传统文化是否能抵抗得住全球现代化进程,即使是达赖喇嘛亲自统治西藏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么北京何必要去自己背这种骂名,成为费力不讨好的挡箭牌呢?让西藏自治,让藏人去面对两难,进行选择,承受来自各方面的矛盾,自己旁观评论,岂不是藏人高兴,国际满意,自己减轻负担,又可以充当仲裁者?这才是对中央政府而言最聪明的做法。只要是国防和外交在中央政府手里,主权能够得到保证,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怎样自治,都不会有大碍。
有人可能担心资源的问题,真给了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权,当地的资源──如新疆石油──国家是否就没有权力开采了。对此应该认定一个前提,即开采资源是需要对当地人民给予合理补偿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起国家旗号就可以无视一切。然而对资源补偿并不会使国家难以承受。现在国家每年给民族地方的拨款,在那时就可以转换成这种补偿。双方变成了明算账。以后就不必一个说我无偿给了你多少钱,另一个说你无偿拿走了我多少东西。一切都按交易规则来做,那对双方的关系肯定是更有利的。至于国家和地方的权益怎么分配和保证,可以在历史基础上通过协商以法律确定。国家拥有武装力量,掌握着最大的资源,根本无需担心民族地方真正自治后会发生失控。只要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一切都不会脱离掌控,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有这个自信。
不过所谓自治还只是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自治,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新疆怎么实行,都需要有十分深入的思考和设计。新疆实施自治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地区,尤其是近七百万汉人怎样融和进新疆的自治中是一个大难题。新疆本地民族之间虽然也有诸多矛盾,但若不考虑汉人,他们之间共同的伊斯兰因素和突厥因素可以用来进行整合,然而有七百万汉人在新疆,强调伊斯兰和突厥因素就会导致以汉人为敌和排斥汉人,成为民族冲突的根源。
我和E在这个问题上花的时间最多。监狱里有无数的时间,人的耐心因此特别强,可以不厌其烦地在每一个细节上反复质疑、讨论和推敲,并且乐此不疲。目前世界上那些现成的模式──西方民主制、政党政治、议会选举等,都不能应对新疆未来的局面,甚至会加剧矛盾。在这方面我们的看法一致,只有找到一条不同以往的新路,才能使新疆问题走出困境。
E对我提出的”逐层递选制”表现出很好的理解和接受,这使我感到欣慰。和目前的其他自治概念都不同,逐层递选制是一种”全细胞自治”结构,它的自治是一层套一层的,自治之中还有自治。其实以往各种自治形式都非真正的自治,只是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自我管理,对内仍然保持着统治结构。一般来讲,统治结构只能容纳一个统治集团,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不管哪个阵营把握了统治权力,都意味另一阵营是被统治的,因此这样的结构特别容易发生冲突。而在逐层递选的结构,任何一个单元、任何一级层块都是自治的,不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集团,也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优势。各方因此比较容易保持宽容和平的心态。同时,这种自治也给不同族群的自行组合提供了可能。在每个自治体内部,相互都不用担心对方干扰,也无从发生冲突。每个自治体可以奉行自己的原则,流行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成员。而自治体之间的交往则是在逐层递选的更高层块上由当选者进行的。那种高层交往富于理性并善于妥协。直到时间提供了足够的过渡,造成异质与分裂的根源已经淡出,社会就会逐步进入到相互融合的状态。
我无法在这里详细论述我们那些具体讨论。我当时尽可能地做了一些笔记。因为监狱当局经常搞突然袭击式的检查,为了防止笔记被他们当作”反动思想”的现行反映,我把笔记冠上了一个”古希腊城邦制度讲义(复习提纲)”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是我在默记过去上过的什么课,以及写下的一些心得。所用词汇都经过变形,谈的似乎是遥远的古希腊。
在监狱里,我得到了很多新的想法,对新疆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角度,对当地民族也有了新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这次坐牢倒成了一个收获。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开始真正走进了维吾尔民族的内心世界。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做到的,即使在入狱之前,我专程来新疆结识维吾尔族朋友,自以为和他们有了很多交流,其实还是在他们之外。因为那时我还是以一个研究者的心态来看他们,把他们当作对象来观察。是监狱使我和他们的心贴到了一起,卷进了他们的共同命运,与他们承受起一样的苦难,和他们产生了血脉之间的融和。是的,自从我的血流在了新疆,新疆就不再是一个概念,当地民族也不再是隔岸相看的对象,而是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机体,会让我感到疼痛,让我感到目眩,也会让我感到情深意长,绵无绝期。
E的名字用维吾尔语发音,声音很像是一种气体和液体混合起来在耳边发出的汩汩流动,我用他的名字做了一首小诗赠给他,不过这里只能暂时隐去他的名字:
我割断了血管
血流轻快地歌唱:
××××
××××
你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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