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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17日讯】 100年前，中国部分志士在“变法图强”的意念驱使下，开始了以变革政治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戊戌变法”，而这次变法的失败，中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上层资源，从此以后，中国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惶惑旅程。决定了中国百年飘泊历程的两个相关主题是“法统”（政治制度）和“道统”（意识形态）的创新。
戊戌变法前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由于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成为“保国保种”的头等大事，保国保种又须依赖“富国强兵”，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予以实施，所以戊戌变法主要先解决政府改革这一问题。
从世界历史来看，所谓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则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而成功的制度创新，从来都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完成的。戊戌变法失败所导致的最大问题是使中国中断了社会改革的上层资源，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变迁只能走暴力革命这条损耗最大的路。1911年的辛亥革命被当时的革命者赋予了太多的历史使命：民族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政治革命（变帝制为共和）、思想革命（废儒家学说）。但其实一场革命是无法完成这三大任务的。现在从这三大革命的命运来看，只有民族革命是成功的，政治革命虽然改帝制为共和，但大都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精魄民主、自由、法制等精神。只有思想革命最为复杂，它的不彻底为中国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因为思想的高度决定了改革的高度，并关系到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取向。比较一下100年来解决前述五大问题的办法（即反贫困的总体战略），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作为世纪性的难题，历经百年努力，却并未获得解决。而这种局面的形成，与中国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密切相关。
从认识根源上来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中国对世界与本身的认知能力有关。中国一直只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即生产技术处于落后状态，而意识形态却优于西方国家。产生这种心态非常自然，因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从资格与历史来说，确实有资格与西方思想相比较，但与之相应的经济技术实力却无法比较。对西方文化的不服气与对西方工业化骄人成绩的被迫服气，使中国自然而然地将工业化看作摆脱贫困的阳光大道，并且也容易使当时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们将现代化看作技术层面变迁的过程，而不是制度及意识形态变迁的过程──这里后来有一个相当复杂的马列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苏式政治体制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但只要看看一个半世纪以前洋务派“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与后来改革过程中那种“马克思主义为体、西方科学技术为用”的政治与社会实践就可知这一变迁的深度──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论前提下发生的社会改革，其被动性和不彻底性可想而知。从宏观上看，可以说中国自从戊戌变法改革政治体制的尝试失败以后，这100年来作为中国社会管理者的三个政体完全不同的政府基于各自不同的认识，为解决中国面临的五大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到了20世纪末，上述5大问题不仅未获得解决，反而以更复杂的形式向中国人提出严重的挑战。
第一个问题是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自清中叶乾隆时期开始已相当严重，部分政治家和思想家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和马尔萨斯处于同一时代的洪亮吉在《意言 生计篇》里就已谈到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这一事实。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汪士铎更是直接将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与人口压力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一个社会在人口过度增长的情况下，即使政治清明，气候收成都不错，但由于失业人口（即“不农、不工、不商、不士之人”）太多，都必然要产生社会危机。但可惜的是这一思想未被后来者整合进社会思想的主流中，只是长埋故纸堆中。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都认为中国贫困落后完全产生于分配制度的不公，以拉平贫富差距来克服大众贫困的方法成了后来百多年思想家和革命者努力的主要方向。虽然有不少外国的学者们谈到中国人口过多对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中国，我们目睹了人口过剩造成的民族大悲剧的最后一幕。在这里，一个伟大帝国疲惫地倒在尘土之中。中国，这个世界艺术、哲学和智慧的源泉由于其平民的过度生育而逐渐衰竭。”这种批评当时被当作帝国主义的恶意诬蔑而根本不予理睬。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更是受到粗暴之极的批判。忽视控制人口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平行进行的基本道理，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的大部分都用来支撑庞大的新增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所取得的“进步”纯粹是人口意义上的──从4亿5000万猛增到12亿，完全不是社会意义上的。现在中国人所面临的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口过剩所造成。
其次是农业内卷化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是由人口问题决定的。所谓农业内卷化，指的是农业边际报酬收缩这一事实。早在清代中叶开始，由于劳动力过剩，中国传统农业耕作就已集约化到了边际报酬收缩的地步，形成了典型的贫农经济。人多地少这一矛盾决定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变方向。在本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后，中国经历了农村人民公社等历史实验，又退回到以前由小农家庭分散占有土地的制度。由于农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很少，无地农民数量庞大，土地分散在小农户手中，中国农业始终无法向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从历史事实看，在本世纪50年代工业化早期，中国曾有一次机会摆脱人口压力，但由于政治上的一再失误，而且将人口等经济问题政治化，中国又一次丧失了选择机会。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农业问题绝对不会比一个世纪以前简单，反而由于农业政策导向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表现为：一方面是土地太少，另一方面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大量土地抛荒，中国由一个农业大国变为一个粮食进口国，对世界农业体系的依赖使中国的农业问题变得尤其复杂。
第三是教育问题。戊戌变法提出的教育改革直到1908年新政期间才开始进行。从大学这一层面上看，发源于欧洲的大学以培养怀疑和批判精神为已任，中国的大学制度最初也具有这一特质，但越到后来，所存在的问题也就越多，不仅精神特质相去甚远，就连技术教育这一层面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大问题。中小学至今还未实现义务教育。由于人口素质的普遍低下是教育不普及的直接结果，到了20世纪，有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份子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如不是建立在思想意识变革的基础上，很难获得成功，因此必须让农民学会解决他们世世代代面临的经济问题。在这种观念驱动下，力图通过教育改造地方社会的活动在中国兴起，发展成本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运动的类型甚多，有西方影响型、本土型、教育型和军事型等。在中国这样一个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国度，本来重视教育和保护知识份子是应有之义，但到本世纪50年代以后，教育中衰，知识份子也受到各种无情打击。本来就不够健全的教育体制中间还经受过所谓“教育革命”之摧残，层层淤积的弊端堆积到如今，已造成了教育严重萎缩这一事实。
第四是政府的腐败问题。整个20世纪，中国一直被腐败这一政治之癌所困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了作为统治者的资格，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恶梦般的生活当中，在官僚资本与专制政治相结合的统治体制下，许多改革举措先后流产，最终使国民党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中囯共产党执政之初，屡屡将前朝的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引为借鉴，所以腐败问题在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还能得到控制。但到了80年代以后，腐败以一种不可遏制之势蔓延开来，权力市场化作为改革开放的伴生物，并成为威胁到社会健康发展的政治之癌。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其实就是权力市场化，就是在权力市场化的作用下，中国才再次出现了社会不平等。
第五则是社会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不平等，解决这个问题，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权，但这一措施却未来得及实施；共产党则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消灭地主阶级，采用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铲除了城市有产阶级，使中国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平均主义理想。这种奠基于平均主义理想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曾在几十年内使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到了本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不得不开始寻求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尝试。由于权力资本介入市场前的国家资源分配，这一尝试到最后虽然打破了平均主义带来的低效益，却使中国在短短十余年内走完了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收入的严重集中化，强烈地阻碍了公众对发展的参与，损害了民众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现任政府必须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这二者参加分配的比例上作出公正的规定，否则少数人不正当的收入过高和社会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张，将严重妨碍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20世纪的中国充满了无边无际的忧患和苦难，戊戌变法只不过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漫长飘泊的开始。经历过长达100年的惶惑旅程，从宏观层面上看，戊戌变法时期面临的五大问题，无一不以更严峻的形式向中国人提出挑战，任何回避都只会使这些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回到本世纪初社会改革的起点──政治体制改革来加以克服。除了上述五大问题之外，我们这个民族现在还经历着精神整体崩溃的痛苦。作为政府，现在既要防止在上层形成拉美国家那种分利集团，又要防止下层出现中国百年来不断重复出现的传统危机。
一切似乎又得回到世纪初的起点来开始讨论。在戊戌变法100周年纪念之际，这场讨论究竟应该在什么层面上展开？这是研究者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笔者曾看过不少这方面的纪念文章，发现大多数研究者均纠缠于一些具体史实的厘清与论争，而不是去思索中国这100年来曾付出过什么，得到些什么？近年来通过戊戌变法的讨论，人们已在“革命”与“改革”能互相相容这一点上悟出一些新意，但与现代化任务相比所要求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却还相差很远。因为要想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必须从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开始。而且这种认识决不只限于对近现代史事实的重新认识与廓清，它需要整个历史观的改变。
——原载《南方周末》1998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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