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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9日讯】 在访问伯林（Isaiah Berlin）的对话录里，亚罕拜格鲁（Ramin Jahanbegloo）问及其哲学观点与活力论的关系，伯林转向了浪漫主义，因为”活力论哲学与浪漫主义有关”，而且”从历史上看，浪漫主义先于活力论而存在”。同时，伯林声言自己”对浪漫主义有较深的研究”。访问者照旧纠缠于活力论问题，于是伯林明言这种哲学只不过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子孙。许是觉察到了伯林再三提及浪漫主义，访问者才不痛不痒地提了三两个有关浪漫主义的问题，草草收场。

　　伯林说自己对浪漫主义深有研究，并非随口说说。他于1965年3、4月份在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为是年梅伦讲座（The A. W. Mellon Lectures in the Fine Arts）做了以浪漫主义为主题的讲演。伯林生前一直没有出版这个讲稿，因为他还要对这一主题做进深考察。直至伯林撒手他去之后，这个讲演经整理后才以《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为题面世。

　　全书凡六章，自浪漫主义定义问题始，中经浪漫主义之滥觞、成长和壮大的过程，至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终。结构了然，思路连贯，尤其细节讨论不乏洞见。首章针对浪漫主义纷繁复杂无从定义之说，伯林以为，无论如何，思想史上确有一个浪漫主义运动曾引发巨大而根本的思想革命，此后一切都变了样（页5）。因此，理清楚这个思想运动的要核便属紧要。

　　既然浪漫主义是思想史上的根本转折和革命，首先便要明白它到底革掉了谁的命？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启蒙运动。但光凭这一点，浪漫主义在伯林眼中的思想革命意义或不致如此根本和重大。因为浪漫主义之为启蒙运动的反动，几为常识。在他看来，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反攻倒算实际上是对西方整个理性传统的颠覆，启蒙运动只不过是这个传统的新进代表。那麽，浪漫主义所攻击的这个大传统又是什么？据伯林之见，十八世纪中叶浪漫主义兴起之前的西方思想，无论基督教的还是异教的，尽管面貌各异，一直坚守着西方理性大传统的三个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是，所有真正的问题都可以回答；第二个命题是，所有答案都可知，可以通过教与学的方式被发现；第三个命题是，所有答案必须是相容的，否则便成乱麻一团。启蒙运动的变异仅在于认为获取答案的方式截然不同于以往，不再依据启示、传统和教条，而是依据理性的正确运用（页21-22）。简单地说，这个西方理性主义的大传统，也就是伯林倾毕生之功所要拆解的哲学靶子：一元论（Monism）。

　　于是，伯林便从启蒙运动代表的理性传统如何受到攻击开始讲，依次讨论了开始挖理性传统墙角的三个人：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英国的休谟（David Hume）和德国的哈曼（Johann G. Hamann）。接下来第三章从标题上看，应侧重讨论浪漫主义的父执双亲：康得（Immanuel Kant）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实际上，此章前半接续第二章话题，讨论十八世纪60和70年代之间的知识氛围，后半完全讨论赫尔德，康得则留待第四章详论。指出了科学方法论在十八世纪的统治地位之后，此章续讲对理性传统的反击，包括上章尚未讲完的哈曼，英国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法国的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及当时德国文学作品中要死要活的悲观主题。接下来便是出现在这个气候里的两位大师级人物：赫尔德和康得。

　　首先是赫尔德。伯林视其为浪漫主义双亲之一，理由有三。第一点是表白主义（expressionism）；第二点是对群体的归属感；第三点，各种理想之间的不可相容和妥协。概言之，直至启蒙运动的理性传统认为艺术和文化价值，在于其中蕴含的普遍价值，如美、和谐、一致等；赫尔德则以为其价值在于它是个人或群体的表达、言说和交流。其次，理性大传统认为众生皆具普遍人性，赫尔德则以为人各归属其已在其中的群体，连接纽带是各自的语言；最后，理性大传统以为真理只有一个，通行天下；赫尔德的历史主义则以为真理很多，互不相容。故此，称赫尔德为浪漫主义之父。

　　但是，康得如何可以同赫尔德一道被看做浪漫主义的父执双亲？伯林于第四章《拘谨的浪漫主义者》（” The Restrained Romantics”）解释了这一貌似奇怪的观点。本章主要着眼三位思想家，哲学家康得、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和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首先，自然是顺延前一章内容的康得思想。伯林称康得为浪漫主义之父，是因为康得的道德哲学，是因为他强调道德存在和意志自由，以对抗外在的自然。这一点得到他两个学生席勒和费希特的坚持和宏扬。费希特尤为突出，他强调了这样一个观念：人是一种不断活动的东西而不只是一个思索的存在。

　　至费希特，伯林的笔调开始从”拘谨的浪漫主义”转入第五章《放浪的浪漫主义》（”Unbridled Romanticism”）。浪漫主义从束手束脚到放浪形骸，大施莱格尔（A. W. Schlegel）所说的三个因素至关重要：费希特的知识论、法国大革命、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著名小说《威廉．迈斯特》（Wilhelm Meister）。一番阐发之后，伯林总结了浪漫主义运动中蕴含的两种深刻内涵，一为自由意志的无限张扬，一为否认事物有其固有本质（页117）。启蒙运动及其传统歌颂和谐的自然，人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浪漫主义则贬低自然，高扬意志自由；启蒙运动及其传统认为宇宙万物皆有一种既定构造，中规中矩，浪漫主义则否认有这样一种缜密的理性构造，张扬无限创造的活力和运动过程。

　　最后的第六章关于浪漫主义的经久影响（The Lasting Effects）。首先，伯林再次强调了浪漫主义所攻击的整个西方传统的根本点。正是同这一传统的决裂，浪漫主义才显现其革命意义。伯林又强调了前已申明的浪漫主义两大原则，意志的必然张扬和否认事物结构。传统思想坚持自然或德性的唯一，浪漫主义则强调意志和创造性；传统以为事物皆有一定的结构和秩序，浪漫主义则认为实在乃是断片和瞬间，是一种不可表达、不可言传、生生不息的无意识力量。伯林并以艺术理论、政治学说、历史观、法学理论和音乐欣赏等领域来说明浪漫主义的这两大原则深入各个领域。这两个原则实际上也可归结为一点，那就是不可言传和奔涌不息的意志和永恒创造活动，伯林称此为浪漫派运动的本质、浪漫主义的核心（页138）。

　　点明浪漫主义的要旨核心之后，伯林于是通过存在主义、施蒂纳（Max Stirner）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che）、法西斯主义等说明浪漫主义的根本要旨如何在其后的思想中继续发挥作用。其中的根本皆在于一个观念的持久影响，即个人或群体那不可臆测的意志，其朝向不可预知、无从组织、无法理清。从行文上可以看出，这些秉承浪漫主义本质的思想运动和思想家，伯林其实都不太喜欢。用他在访问录中的语言来说，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或许是”深刻的”，但不是他”喜欢的”正确道路。他自承心仪自由派的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ch Turgenev），而与”太黑暗、太恐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没有共鸣”；在他看来，罗素（Bertrand Russell）、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哲学是正路，而尼采、萨特（Jean-Paul Sartre）和他坦言”看不懂”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步入了哲学歧途。

　　但是问题来了，既然秉承浪漫主义要旨的这些思想家在伯林看来都不够”正确”，浪漫主义带来的革命意义从思想史来看岂非负面？不！伯林在全书最后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受惠于浪漫主义的地方非常多，比如说有很多价值且不可相容，所有人类答案和安排的多元、不可穷尽和不完满，没有一个可以自称为完满和真正的答案，所有这些观念都要归功于浪漫主义者。由于价值的多样和互相冲突，因此我们必须要妥协和宽容。这才是伯林认同的浪漫主义带来的好果子。伯林认为，这个好果子，即自由主义、宽容、大度和对生命不完善的重视，远非浪漫主义者本意所在，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页147）。这就是伯林暗自得意的地方，因为众多大思想家鼻子里出来的虽然满是浪漫主义气息，却未能体味到浪漫主义树上所结的好果子。伯林却独具慧眼，伸手摘下这个好果子供大家享受。更关键的地方是，伯林从浪漫主义里面看到的，不但浪漫主义思想的嫡系子孙们看不到，甚至连浪漫主义者本身也想不到。据此，既可见思想家伯林如何透过思想史阐发自己的思想立场，亦能明思想史家伯林如何透过自己的思想立场说解思想史。多元论者伯林只愿意发扬浪漫主义蕴含的多元论意义。他虽然分析了浪漫主义非理性因素的进展，但他仅从打破一元论传统的角度赞赏这种因素；至于那些坚决将这种非理性因素推行到底的思想家，在他看来都是误入迷途，尽管他在分析了费希特知识论之后，也不得不偷用不少篇幅讨论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关于无意识和深层的说法。

　　伯林发现了浪漫主义的无心之果：多元论，而且认为这是浪漫主义和理性大传统决裂的结果。但是伯林的论点可能会面对一些问题：浪漫主义之前是否确实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性大传统？启蒙运动与传统哲学的一致性是否强过它于浪漫主义的一致性？或者反过来问，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差异性是否确实强过它与传统哲学的差异性？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不是非常确定，浪漫主义的思想革命强度便会引起怀疑。比如，新康得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就不觉得浪漫主义有多大革命意义，他于30年代初所写的《启蒙哲学》（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似乎在预先反驳伯林的观点。他觉得浪漫主义数落启蒙运动的种种得意之见，实为虚妄。浪漫主义自以为革命的想法实际上都出自启蒙运动，用来反攻的武器也是启蒙运动所锻造。为了修正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偏见，他奉劝自己和他人要恪守斯宾诺莎的名言：”不嘲笑，不悲哀，不怨天尤人，而要理解。”如果卡西尔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即浪漫主义不过是启蒙运动的结果，那麽便需要深思，为什么恰恰是启蒙运动造成了浪漫主义的猖獗？为什么恰恰在嘲笑了传统哲学的现代启蒙理性之后出现了非理性因素的猛烈反扑？为什么两千余年的传统哲学理性一直很好地领导和安抚盲目的非理性，现代启蒙理性却如此之快就被自己招来的掘墓人挖了墙角？非理性因素的这种反扑是现代思想的巨大革命，还是传统哲学精神的可悲丧失？

　　一切尚在追问的路途之中。

Isaiah Berlin,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ed. Henry Hard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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