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中南海工作日记连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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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5日讯】 六：邓小平发出政治体制改革号令
1、民主环境＋“强权”内核＋自由企业（6月6日）
下午到北大，见到同乡、国际政治系教师杨凤春。他向我提了不少问题。探讨中，我形成了对我国未来政治经济结构的一般看法。
我的想法是，要把现在已经颠倒的情况理顺。我们目前的政治状况是，专制或极权的外壳，相当无能或软弱的权利核心。自己做不了决定，干不成事情，社会上的人也做不了决定，干不成事情。到中办来这段时间，我看到，不用说做出使改观的重大决定，就是讨论问题、讲话或写文件，连稍微有力的措辞都不敢用，用所谓“准确”的尖刀，阉割掉了许多有用的想法和让人提神的表达方式。这种管不住自己的官员，又要管死全社会思想的做法不改变，现代化无望。先进国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我们依然在岔道上徘徊。
我提倡要有坚强的权力核心，有能力把重大决策推行到底。这种“强权”的锋芒主要指向反对现代化的人们，尤其是指向干部队伍内部的保守派和分子。
同时，要有更加民主的外壳和社会环境，要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学生可以游行，甚至可以利用这些为推行现代化服务。
要建立强权内核，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中华民族的精英输送到权力机构中来，使衰败的官场大换血。这个过程已经开始，有些地方在搞第二条用人渠道，还可以搞越来越多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凤春问我，用什么办法限制新的权力，我说主要是两条，一是舆论，二是自由企业。没有自由企业，设计再好的政治结构都会变坏，要说制约机制，这是对权力的最根本的制约。只要有了自由企业，我们就不愁没有民主的未来。
2、清理政治改革历史头绪（6月9日）
今天上午，进玉召集我、福今和小姜开会，要整理一个材料，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政治方面所做的事情和改革理出一个头绪来，编一个大事记之类的东西。准备尽快送给启立同志。下午，我到中央文献研究室要来十二大以来的重要文献目录，开始阅读。
3、耀邦嘱咐要重视组织宣传工作（6月10日）
我告诉过进玉，中央组织部要在洛阳召开“第三梯队讨论会”。他当时表示这是重要资讯，要派人去参加。最近耀邦嘱咐，要特别注意抓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
今天早上进玉找我，说家宝已同意派人去，让我一人与会。
4、端阳之思（6月11日）
今天端阳，在北方，是一点气氛也没有的。不知道是因为北方缺少河流，还是缺乏对屈大夫的怀念，龙舟竞赛很少有。偶尔也有粽子，但都在商店里出售，吃起来，全然没有芦叶的芬芳和浓郁的端阳情调。
在故乡，端阳这一天很是让人激动。一早起来，就把散发着清苦香气的艾蒿插在门楣上。之后，合家围坐在一起，用新鲜的芦叶或竹叶裹粽子。欢声笑语到处荡漾。恪守老规矩的家庭，午饭或晚饭时是要喝雄黄酒的。据说，喝了这种酒，可以消灾弭难，小孩子一年里肚子不痛。我总是争着喝。至于它会把谁变成蛇，那不是我关心的。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龙舟竞赛。江中彩龙飞渡，岸上人山人海，万人空巷。记得1965年端阳，我们正在上课，忽听得江上锣鼓喧天，江边人声如潮。孩子们一个个抓耳挠腮，如坐针毡。最后连一本正经的老师也按捺不住，宣布放假半天，去看龙船比赛。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过龙船比赛了。我们村的一条巨大的黑龙船在文革中被砍成劈柴，供值班的民兵夜间燃烧取暖。
今年的端阳，故乡想必非常热闹吧。我上高中时回忆小时龙舟竞赛盛况，曾写过一首小诗，其中两句是：“老妇簪艾叶扫目，小儿追船粽敲胸”。好多年过去了，对故乡的那一点感觉依然脉脉的，象门前的江水，时宽时窄，忽近忽远。
5、文献与地盘（6月12日）
（1）耀邦政治上“不成熟”一例
继续阅读党的文献，寻找政治改革线索。看到一些有趣的材料。1982年，中央雄心勃勃地要对臃肿的官僚机构进行外科手术。为了显示决心，小平同志给大家鼓气：“现在一些外国人也在议论，说我们搞这件事看起来要失败。我不相信搞不成。”这是他一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说的。
不久，赵紫阳在五届人大常委第22次会议上作关于机构改革的报告，他说，“国外有些幸灾乐祸的人说，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改革。这种预言只能以彻底破产告终。”口径和小平一致，而且口气更坚决，对国外舆论的驳斥更用力。
三年过去了，1985年，耀邦却承认机构改革完全失败，机构越减越多，人员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这一定是事实，但耀邦和事实和外国舆论站在了一边，却没有和小平、紫阳站在一边。他用事实说明小平和紫阳说了大话，别人可能注意不到，那两个当事人不会忽略这一点。耀邦就是这样一个人，敢说真话，但在政治上得罪人，得罪那些他必须依靠的人。
（2）永久的“暂行”
收录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一书中的不少文件，都是些“暂行”文件，比如“暂行规定”或“暂行条例”，有“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还有“国营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等。
说是“暂行”，好几年过去了，既没有被取消，也没有变成“常行”条例。这个“暂”表示多长时间？恐怕找不到答案。可能要永久地“暂行”下去。
是这些条例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不用修改，就自动地由“暂行”变成常规条例了吗？不清楚。更有可能是，这些条例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注意过，也从来没有什么人认真执行过，它是否暂行，对生活本身不起实质性影响。也有可能“暂行条例”公布以后，大家忘记了，只有历史家偶尔能想起来。主张起草条例的人忙别的去了。起草者也许是临时凑起来的一个班子，现在回各自单位去了。有时我想，我们有些领导人把开会、起草文件本身当做工作。会开了，文件公布了，工作就做完了。至于开会或文件要达到什么效果，效果怎样，就不去管它了。
（3）“文件争夺”与“地盘争夺”
经常听到下边有些领导干部唱一些不和谐的音调。是他们有意与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唱反调吗？也许不是。他们试图从党的重要文件中领会精神，但是他们错了，越是重要文献越不能让你领会精神。重要文献的起草往往是兵家必争之地。象走私集团过海关，人人都想夹带点私货。所以，重要文献又是最不起作用、最暧昧不清，也是矛盾最多的文献。下边不能靠这些文件领会精神，上边也不能靠这些文件实施领导。
今年第一季度的几个书记处会议纪要，所有谈到思想文化问题的段落，都声色俱厉地批判自由化，还要抵制精神污染，那显然是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私货。
所以，聪明的领导者，不把希望寄托在“文件争夺战”上，而把主要力量花在人才争夺和实际地盘争夺上。最近，好几拨人轮番到上海，胡启立两度到上海，陈云、胡乔木也到了上海。朱厚泽也去了。据说耀邦说，“你们都去上海，我也要去。”去上海干什么？私下做工作。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上海一直是高层政治家必争之地。往下面跑，是贯彻自己政策意图、澄清文件上不清楚地方、实行私下的“面对面领导”的好方式。
6、保守派与胡赵在组织、宣传战线火拼
（1）盘点保守派阵营的四大据点（6月14日）
又是十分紧张的一天。下午4时完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改革材料的摘编任务。
进玉找我研究我明天去洛阳开“第三梯队讨论会”要注意的问题。兆国现在分管组织工作，昨天还找我们办公室人员商量组织工作的改革问题。进玉提出十二个字：“明确方针，熟悉干部，推进改革”。中组部副部长曹志也提出了几条，一是老干部老办法，新干部新办法，老干部让位，一切待遇不变，新干部的职务与待遇相联系。如何让不称职的新干部让位，还缺乏招数；二是所有干部一到60岁自动退休，一个月内接到通知就离职，未接到的继续工作，不和本人打招呼或商量；三是减少列席党的常委会的人数，等等。
进玉让我多注意与上述问题有关的情况，如有可能，回来向兆国当面汇报一次。他再三叮嘱，尽量不要发言，必须发言时，说话要注意，要滴水不漏，既谈得热烈，又不露真货。对中组部的工作不要议论。现在兆国分管，要特别小心。不然，资讯一反馈回来，就会降低我在政治上的信任度。
我还和他谈到诚德前天告诉我的一些情况。李彦（当时的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今注）企图拦阻在《宣传动态》上刊登湖北对启立讲话的热烈反应，卢之超顶住朱厚泽，不让理论局《理论工作简报》刊登耀邦、紫阳与薄一波谈农村整党问题的讲话。进玉说，如确实，可整材料。
他还说，大气候他们动不了。前几天，发行《陈云文选》，书记处研究室搞了一篇介绍，与当前改革气氛相左，上边小平同志都知道了。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还提到《光明日报》不大像话，经常在一版刊登邓力群的一些毫无意义的讲话，而把小平、紫阳、耀邦等人的讲话放到第四版，或放在一版不显眼的地方，或者干脆不登。进玉说，一个光明日报、一个红旗、一个中央党校，一个书记处研究室，早就想调整了，一直动不了。这一次兆国分管组织，有了条件，担仍有困难。
（2）心里烦闷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心里有点烦闷。我对自己走过的路有点莫名其妙。本想成为一个诗人，走岔了路，去搞理论。刚刚有点眉目，又跑来当“太监”。踮着脚尖走路，卷着舌头说话。真个是抖抖嗦嗦，战战兢兢。这种活法，甚不自在，皱皱巴巴，拘拘束束，象一件塞在枕头底下的脏衬衣。
心里不痛快，就拿出自己写过的诗翻翻。读着读着，觉得我的真正价值唯有诗的形式才能体现。写诗是一件乐事。又翻翻卢梭的《漫步遐想录》，他的孤寂和忧郁象传染病一样感染了我。
7、车上遐想（6月15日）
断断续续地补写完前些天的日记，昏昏沈沈地在床上躺了一回儿，匆匆忙忙地告别妻子和熟睡中的孩子，上路了，乘坐121次列车，赴洛阳开会。列车于19点27分发车。
车一开动，清凉的风灌满了整个车厢。找到我的卧铺坐下，才发现我刚洗过的白衬衣必须脱下，才能坐得舒服。铺上的簟子已失去了本色，有一层可刮去的黑腻腻的东西。枕巾也象抹布一样满是皱褶，并有一种洗不掉的脏渍。
窗外的风景让人愉快。两边的树木连绵不断地闪过，田野里有忙着收割麦子的农夫，有割倒的麦穗，有收割过的泛着淡黄色的麦田。这种日子麦地特有的清香随风飘来，让你神情恍惚，开始回想与田野有关联的种种温馨的往事－－（省略号）
天边薄薄的云开始着色，东边的比西边的更鲜亮。桔红色的，象少女浴后迎晚风弋起的裙裾。树木流逝，田庄旋转，遥远的天空悬挂不动。愈是眼前的东西愈容易消逝，那些遥远的星辰永远在你的头顶闪烁。
我忽然对眼前的一切感到陌生，对我身边的某些属性开始产生疑问。我为什么此时一定要在这儿，在这列火车上？我本来也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比如在北京，在江南故乡，或者和诸多同学一样，在纽约或旧金山－－我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那麽多的人都曾经存在过，而今不存在了－－而现在，我在这列火车上，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我存在过的标志，也没有需要我继续存在的迹象。我存在或不存在于这列宾士的火车没有丝毫影响。
我觉得自己是这等渺小，这等无足轻重，只是一个匆匆忙忙的过客，从一个特定的站上了车，到另一个站下车，列车照常宾士而去，而我们自己则永远地堕入忘川，没有人再需要你，或者没有人需要过你，没有人想起你。你的奋斗，你的忧郁，你的思想，你的一切，都不过是傍晚时分小树林里一片树叶在晚风中的一次轻轻颤动－－
晚霞渐渐暗淡下来，血一样的夕阳最后露一下脸便没入云层之中。气氛凄凉而悲壮。也许，人的存在并不表现为外在的属性，而取决于当事人的内心感受。人活着，需要得到各种心理上的体验。这种心理需要也是极其多样化的，欢乐、悲伤、忧郁、等待、渴望、沮丧、失望、幸福、痛苦－－如果少了一样，人的心灵就不够丰富。我们应尽量少地关注是否存在过，而应全身心地体验那些感受过的东西。
人如果总是想到末日，我们就不可能热爱身边的生活，我们对周围的一切就会丧失兴味，生活便变成了凑合其事和死刑的缓期执行。“不管结局如何，我们要一往无前地生活，”一位哲人说过，“规划未来，要如同我们永远不会离开人间一样，确立宏图大愿；为人处事，完成今天的工作，要想到我们明天就要寿终正寝，给人们留下美好的记忆，干出临死前最后一件漂亮的事情。”
列车驶过一座小桥，隆隆之声犹如雷鸣。我听见了时间毫不犹疑地向前疾行的脚步声。唯有在行进中，我们才能感到时间的力量。我把自己安然地平放在车铺上，翻了几页卢梭的书，眼看着田野渐渐躲藏到夜色的轻纱后面，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抚慰着我的眼睛，一直到一阵急促的刹车声把我惊醒：车到郑州了。
8、两颗政坛新星（6月17日）
（1）看好张炜的政治前途
今天是参加洛阳会议的第二天。中午和同学张炜聊了近两个小时。这家伙已当上天津开放区主任和党委书记了。他的地形极为有利，胡启立和李瑞环都在着力培养他。现在需要躲开人们的注意，暗自成长。他成熟多了，学会了宽忍那些暗害过他的人，学会了唱低调。未来政坛的祭主？
张炜对现在某些领导的素质产生疑虑，他担心这些人没有能力领导这场艰巨复杂的改革。他说，他可以举出无数事例说明，中央和国务院如何为开发区建设带来困难，如何出尔反尔，赞成过的又反对，反对过的又赞成。他不屑于谈论这些，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这样的舞台，要唱出好戏。一些检查组来查，他交代下面，有错要承认，但事情一过，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不理那一套。我赞成他有这种坚定性。
一个领导人能有的主动性很小，时常被这股那股社会潮流夹带着跑，但自己心里要明白，什么是我不想干而又不得不干的，什么是我应该干而一时干不了的，但一遇机会就干。好比电影散场时，被人夹带着往前走，不由自主，随大流而去。但要记住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一旦能自主行动时，就要坚定地回家。
（2）唐若昕的行而后知
晚间与唐若昕聊天。他在深圳蛇口当了几年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最近要去山东威海市当市委书记。他属于北京一帮人马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先是在就业组，后是《走向未来》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与“农村党”也有来往。
他特别强调要实际操作。他劝王歧山等“对策派”要向三个方向分化：一部分可继续搞对策，但不能多，现在已经不是简单对策可以解决问题了；另一部分要在理论上深化；第三部分要赶快下去实际操作。再不操作，迟早要丧失发言权。他下去以后发现，说的与干的相差太大，根本不是你想的那回事。当诸葛亮的不能太多。“三个臭皮匠能抵一个诸葛亮，但三个诸葛亮不如一个臭皮匠，”他说。都想当谋士，事情便没有人干。只有干起来，对中国的事情才有透彻的了解，才能找到适当的实现自己信念的途径。
他还说，胃口不能太大。我们原以为，只要让我们干，我们就能立即干出一番大事业来，这种想法错了。他说，编未来丛书时，大家踌躇滿志，以为好书会滚滚而来。后来，出到第三批就没书可出了。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当贫乏。有人两万字的论文可能写得十分精彩，但二十万字的书则写得一蹋糊涂，枯燥之极，不能卒读。我们对自己不能估计过高。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一代人至多只能把历史往前带出一小段，然后把责任交给下一代人。大跨度的动作不大可能。在下边做事，大刀阔斧地动班子的人大多失败，需要精雕细刻。细小的变化有时是深刻的，而大幅度的跳跃则可能堕入陷阱，甚至倒退。
9、无形“恩惠银行”（6月21日）
今天挂牌讨论，有人谈到组织系统的腐败和关系网，说有一个无形的“恩惠银行”。这个“银行”我1983年到山东搞整党试点调查时就发现了，可惜我没有存点东西进去。这些银行大部分是大官开的。一个大官一上任，立即有许多人前来立“户头”：我把你的儿子从农村迁入城市，他把你的女儿发展入党，或捎来一些罕见的“王八”或对虾，如此等等，不要你立即兑现好处，恩惠都存在你的“银行”里了，你心中有数。如果我也是一个大官，你也会主动到我这儿立户头。等到下一次有事求你时，也就是从你的银行里支取恩惠的时候。
这实际上是一种交换，但与一般商品交换有三个不同：第一，它不等价；第二，交换不是一次完成的，延期支付，是它的特点，而且永远交割不清楚，总有“存款”余额；第三，双方交换的东西，大多不是自己所有的，而是凭借权力把别人的东西或国家的东西变成你的东西。在这种交换中，不限于物质产品，从名誉到贞操，从良心到廉耻，都可以交换。这种交换一般不在公开场合进行，“市场”在寓所。
10、走卒不能久干（6月26日）
方明要回贵州。要我推荐一个秘书给厚泽，接替他。他既是厚泽的秘书，又是我们办公室工作人员。我推荐了王诚德。
晚饭后，我们闲聊了几句。对许多东西，我们有同感。象我们这种人，到书记处办公室来工作一段，有好处。多受一点约束，能帮助我们更快成熟起来。我还觉得，在中枢工作一段时间，了解我国政治机制的运行情况，对我们改革的前景和限度会有大致的认识。在这儿呆过，与没有在这儿呆过，阅历是大不一样的。看不到全局，对自己的言行及后果不作认真的分析，人总是轻飘飘的。
但是，时间呆得过长也不行。呆长了，“边际效用”会递减。我们是思想型的人，是倾向于独立思考和决策的人。在这儿，我们面临三个矛盾：一是既要我们广泛获取资讯，又不能有太多的社会联系；二是既要我们更多地获取别人的思想，自己又不能谈思想，思想需要交流，你不谈，别人怎会畅所欲言？三是既要我们出新思想，又不能写理论文章，不能进行学术交流，还没有时间看书。这是要鱼儿离开水，还要在空气中游得姿态优美。在水里呆久了，鱼儿是想跳一下，跳到空中去，但不很快落回到水里，还不渴死？
所以，孙方明在这儿“跳”了两年，要求回贵州，回“水”里去了。
11、邓小平圣旨：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行（6月30日）
（1）第5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初涉赵胡矛盾
今天上午，进玉召集我和福今布置工作。他说，上周六（27日），兆国向他们传达了小平同志26日的一篇谈话。这篇谈话是在听取乔石同志关于端正党风的汇报之后说的。小平指出，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下降，有人为的因素。我们要下放企业权力，他们在那里办公司，要收权。这说明，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行。一切改革的成效，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各项改革都要人进行。从现在开始，政治体制改革要抓紧进行，到13大之前，要搞出个东西来。
小平同志今年初以来，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的认识愈来愈深刻。在同朗伊、霍克和帕藩德里欧三个外国领导人的三次谈话中，都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6月10日，他召集紫阳等人汇报经济情况，再一次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将无法进展。加上这一次，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已经5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一次比一次提得紧迫。
6月初，他没有提到党政关系问题，这一次他指出，有同志反映，书记处管得过细了一点。书记处管一切，但怎么管？要总结一下经验，不要干扰过多。这说的可能是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关系，耀邦热衷于管经济，紫阳却觉得被管得过细。这情况显然是被捅到小平那儿去了。小平这样讲话，表明耀邦的地位下降了。
这一刀直捅心脏。兆国马上召集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书记处干扰过多，管得过细的情况确实存在，有些书记下去视察，也讲了一些超出自己分工范围的话，比如郝建秀，对自己分管的工青妇兴趣不大，就经济问题发了一些言。我觉得这是在回避问题。如果仅仅是郝建秀说经济问题，别人可能不会有如此大的反应。
为了弄明情况，进玉让我和福今查一下去年党代会以来的文件：书记处会议纪要、中共中央文件、中办文件，看有没有干扰国务院工作或管得过细的情况。
（2）中午，清风撩起柳枝
午后，到中海边散步，夏日优美的景色异常迷人。我踏着松软的青草，长长的柳枝在肩头拖过，清风从两边吹来，抖动着我的衬衣和头发。湖水荡起长长的波纹，轻轻拍打着湖岸，发出阵阵柔语，仿佛是诗人在低吟潜唱。天空一片瓦蓝，一团洁白的云沿着风吹的方向发散开来，象美女迎风飘起的长发。
从中海向北海望去，远方的白塔在丽日下闪闪发光。北京的空气很少象今天这样透明洁净，遥远的山峦发出幽蓝的光。一切都这般明快，寂静中澎湃着如潮的生机。我真想在草地上坐下来，和什么人讨论点问题，谈点诗，散文或音乐；或者一个人独对湖面，让思绪任湖水荡漾，不加引导，不加约束；或者立即进入某个浪漫故事或悲剧角色，让情感和心灵震撼起来，象受惊的非洲象群，给生活涂上比夏日的阳光更油亮的色彩－－
一切都没有发生，湖水依然有节奏地拍打着湖岸，我默默地走回我的办公室－－
——原载《中国之春》(//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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