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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3日讯】 1994年，丁子霖写出了《“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里面有她调查收集到的96名六四遇难者名单，包括姓名、年龄、遇难地点等详细资料。我曾为此写了一篇书评（在六四屠杀六周年那天发表在《世界日报》周刊），指出“丁子霖的名单”记载的是受害者，比记录幸存者的“辛德勒的名单”更珍贵，更沉重。
在这份名单中，只有两名死者的家属，即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丁子霖，段昌隆的父母段宏炳、周淑庄愿意公开与外界联系，而其他94名遇难者的家属，恐惧政府的迫害，连名字都不敢公布。
前年，丁子霖又发表了新的名单，比原来的长很多，遇难者人数达155名，还有65名伤残者。在这份名单中，有24位遇难者的家属，不仅公开了姓名，还做了证词——对当时情况做了描述，对政府的残暴进行了控诉（《六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证词》，“中国人权”1999年6月出版）。
读这份名单，读这些证词中滴血的细节，我不住地流泪，眼镜模糊一片，擦了一遍又一遍。虽然对六四已有很多资讯，但这些死者家属的“证词”是和具体的生命、有细节的死亡、军队的残暴连在一起，它无法不让人落泪、悲愤……
这些证词给我六个非常大的震撼，下面我引用那些遇难者家属自己的证词，请读者看一下，12年前在北京发生的是怎样一场天理不容的惨剧——
第一是死亡人数相当大。虽然丁子霖至今寻访到155名死难者，但正如她在文章中所说，“这仍然是冰山一角。”六四遇难者人数绝对不止这些。
遇难的北京仪表职大企管专业三年级学生吴向东的母亲徐玨在证词中说，为了找儿子尸体，“我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贴着死伤者的名单，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约400多人，大家都簇拥着寻找自己亲人的名字。”
遇难的北京交大硕士研究生袁力的父亲袁可志在证词中说，“在寻找袁力的半个月里，所到44座医院无一没有尸体，最多的是复兴医院，尸首堆积如山。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在400具以上，而已经陆续给认领运走的还不知有多少具！”
遇难的21岁的赵龙的母亲苏冰娴在证词中说，“我们分头去各大医院寻找龙龙，在邮电医院，我们翻检过成堆的尸体；在人民医院，门口贴出了140位死者名单……”
遇难的22岁的轧爱国的母亲张振霞在证词中说，“我去到海军医院，人家说只管查活着的，死了的就不管查……我到水力医院、304医院、人民医院都去找了，特别是人民医院，那里尸体都没有地方放了，就用袋子装了放到车库里边，什么样的惨状都有啊！”
第二是军队使用自动连发的冲锋枪（可在短时间内大面积杀伤）向后撤或溃散的人群胡乱开枪，向住宅楼或行人随意扫射，才导致很多人死亡。名单中有12名遇难者都是身中多发子弹，被冲锋枪扫射致死。
遇难者袁力的父亲袁可志作证说，“有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来访，讲述了当时情景。6月3日晚11时戒严部队先遣步行方阵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一军官以单膝跪姿，用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多少人应声而倒。”当时袁力“高举右臂，大声喊道﹕‘我是清华研究生……’话音未落，就倒在了黑暗之中……”
遇难的赵龙的母亲苏冰娴作证说，“外面枪声大作，就像除夕夜密集的鞭炮声……戒严部队手持冲锋枪，一路自西向东扫射，愤怒的人群喊着‘打倒法西斯！’……我随着人群到了西单商场对面的西斜街路口，突然看到电话亭旁一辆三轮车上躺着一个被子弹击中的青年，肠子流出了体外。”
遇难时年仅19岁零4个月的高三学生叶伟航的母亲尹敏作证说，“我儿子身中三枪，枪伤部位﹕左臂贯通伤、右胸及后脑部闭合伤。”
遇难的解放军总政干休所工作人员刘锦华的丈夫冯友祥作证说，“我与爱人锦华去我妹妹家取药，在回家途中，听到西边有枪声，随着枪声，我俩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的大腿中了一枪，我爱人脑部中了一枪，一下就不省人事了。”
遇难的新疆建设兵团司令部物质局驻京办事处司机彭军的母亲刘淑琴作证说，“6月5日早上6点多钟，彭军从朝阳区东大桥的住处出门，准备去买早点，行至大桥斜街西口南边约15米的地方，遇戒严部队扫射，身中两弹……”
遇难的和平门烤鸭店厨师戴伟的母亲刘秀臣在“证词”中说，“戴伟去前门和平烤鸭店上夜班，行至民族饭店西侧七路公共汽车站时，遇上戒严部队开枪，不幸中弹，子弹从背后射入，前胸穿出。”
第三是使用了“炸子弹”。这些证词再次证明，戒严部队不仅使用冲锋枪扫射，而且大量使用了射入体内爆炸、国际上禁用的俗称“炸子”的“达姆弹”。
遇难的北京第一机床厂电器厂行政科副科长杨汝霆的妻子郭丽英作证说，“汝霆是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中弹的，他连中两弹，一颗射入肺部，一颗射断胳膊；射入肺部的子弹在背部出口处炸开。”
遇难的中国人大八九级新闻系本科生陈来顺的母亲张树森作证说，“邻居讲，外边解放军开枪打人了，陈来顺和他的同学不相信这是真的，以搞新闻摄影为自己事业的陈来顺背起书包与同学一起走出了校门，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西侧，正遇戒严部队开枪扫射。陈来顺没有逃开戒严部队的子弹，头部左侧中了‘炸子’…… ”
遇难的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职员杨明湖的妻子尤维洁作证说，“将近两点左右，从公安部大院冲出来的戒严部队向群众开枪，杨明湖中弹了，受伤部位在膀胱，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
遇难的《中国体育报》编辑部电脑室职员杨燕声的妻子黄金平作证说，“一辆卡车的士兵向路边的群众开枪，人们都趴下了。这时在前面有人喊﹕‘救命啊，我受伤了！’燕声站起来，要去救那个人，狠毒的子弹向他射来，打中了他的肝部……医生打开伤口，发现子弹在体内炸开了，这是中了炸子！”
遇难的北京叉车总厂生产技术科专职技术员邝敏的父亲邝涤清作证说，“据在医院看到邝敏尸体的人事后告诉我，子弹从背后射入，穿透肝部，从前面出来，入口小，出口很大，说明中的是炸子。”
第四是士兵极为残忍，除了使用冲锋枪胡乱扫射，使用炸子，还使用刺刀戳戮。
遇难时不满21岁的中国人大工业经济管理系八六级学生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宋秀玲作证说，“国锋死得好惨啊！他后脑一枪，肩、肋骨、手臂都有枪伤，肚脐右下有七、八公分的刺刀创伤。可以断定，当时他连中几弹后还没有死，后来又用刺刀把他捅死的。他的两个手心里还有很深的刺刀痕，他一定是去夺刺刀时划伤的。我们见到他的遗体上半身血糊糊的，真是惨不忍睹。”
遇难的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作证说，“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据判断，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
遇难的赵龙的母亲苏冰娴作证说，“在复兴医院的尸体大部分已被认领，剩下的一具尸体躺在冰柜里，腹部被刺刀捅烂了，眼睛还睁开着。”
第五是射伤人后，不许医护人员救护，受伤者活活流血致死。
遇难时仅19岁的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的母亲张先玲作证说，“王楠中弹后，戒严部队用枪威胁民众不准抬他，并将受重伤的王楠拖到马路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戒严部队允许民众将王楠抬去医院抢救，当兵的用枪托指着老太太说，‘他是暴徒，你再废话就毙了你！’……后来有些医学院学生自发组成的救护队发现王楠，向戒严部队提出，他是一个中学生，伤重流血过多，必须送到医院抢救。一个戒严部队的士兵找来一位上校军官，看了学生证后，态度比较同情（据医生说此部队编号为51010），但面有难色地说，只能就地抢救，不能抬出去。除了包扎、人口呼吸之外，救护队的学生们没有别的抢救手段和条件。王楠终于在凌晨三点半身亡（凌晨一点多中弹，在路边流血二个多小时）。医生们看他已死，又请求将尸体运往医院，以便家人认领，士兵又找来一个年轻的尉级军官，此人态度恶劣，凶狠地说﹕‘不许抬走，你们也赶快走开，否则也抓起来！’……天亮后，戒严部队将长安街上的死者‘就地掩埋了’。王楠和附近的遇难者被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28中学门口草坪的西头（因草坪被破坏，现在已改种荆树）。大约6月7日，因尸体埋得浅，又被大雨冲刷，死者衣服都露出来，且有臭味，因此学校报告了西城公安分局和卫生局共同把尸体挖出来……”
第六是死者家属的生活困境以及被当局刁难、折磨的程度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遇难的北大化学系教师萧波的妻子刘天媛作证说，“萧波的遇难对我是晴天霹雳，当时我生下一对孪生子才70天，在悲痛震惊之下，奶水全无；不久查出双胞胎孩子中的老大有轻度脑瘫，四处求医，收效甚微，花费巨大。北京大学有关部门对我为孩子治病借住学校空房的请求不予理睬，并警告我不准带孩子在校内走动，有人问起时不能说孩子的父亲是萧波。我请求组织上给孩子治病的费用给予适当的补贴，也遭拒绝，甚至连我自己正常的转干（我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八七级大学毕业生）也因无人证明萧波是‘误伤’而不能办手续，一直拖延至今。这一切使我真是伤心至极。”
遇难的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作证说，“孩子被无辜枪杀，当权者对死者家属也不放松监控。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谓‘敏感’时期，当局常常找我们‘谈话’，还指派公安人员及便衣守候在我们的家门口监视我们，连我们去墓地也不放过，这使我们的心灵承受着极度悲伤又极度愤慨的双重压力。”
遇难的陈来顺的母亲张树森作证说，“我有四个孩子，但只有来顺一个上了大学，我们是省吃俭用供他上大学的，不想灾难落在我们头上。来顺被枪杀后，没有人（组织、领导）来关心慰问过我们，反而每当‘六四’、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农历十月初一等节日，便有人监视我们，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遇难的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宋秀玲作证说，“国锋遇难时差一个月满21岁，他的遇难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巨大灾难。爷爷奶奶想念孙子变成了半疯状态，常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父亲经不起这么大的打击，肢体麻木，不能走路，失去了工作能力，每月只靠100多元病退的生活费度日；母亲因得知儿子遇难后跌倒在地，头部留下严重创伤，落下头痛后遗症……”
遇难的杨汝霆的妻子郭丽英作证说，“我丈夫遇难时，孩子才11岁，上小学五年级；老公公年迈体弱患高血压，至今仍在医院治疗，生活的重担压得我患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
遇难的邝敏的父亲邝涤清作证说，“我32岁离婚，儿子成了我相依为命的独生子。他八七年结婚，尚未生儿育女，顷刻间一个三口之家，儿子死了，儿媳走了，人亡家破。如今留下我这个70岁的孤老头，收入低，且肺气肿缠身，风烛残年，一片茫然，往后的日子托付谁？”
遇难的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重型汽车铸造厂传动桥厂职工王志英的妻子作证说，“爱人死后，我一星期没有进食，整天哭泣不止，神情恍惚，有时夜里经常说梦话，喊他的名字，一个月消瘦了20斤。我的女儿当时只有7岁……我的母亲昏死过去两次，我的婆婆更是悲痛万分，吃不下睡不安，半个月后，公公眼睛哭得看不见了，去医院做了手术，两年后因思念儿子过度悲痛离开了人间……”
今年45岁的北京城建六公司油工齐志勇在六四之夜双腿同时中弹，做了高位截肢。他在证词中说，“7月16日由于伤口感染，进行了第二次高位截肢。由于天气炎热，左腿疼痛难熬，望着残肢真不知以后怎么活。我们单位迟迟不肯交医药费……单位无法安排我的工作，我提前办理了退职手续，每月发给我50元生活费和副食补贴。妻子因此跟我离婚，我一人带着7岁的孩子与老母亲一起生活。刚开始用双拐行走，十分不习惯，结果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骨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以后我在家门口摆了一个食品摊位，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遇难的孙辉的父母孙承康、于清作证说，“孩子母亲痛不欲生，眼睛哭瞎了，头发全白，怕看电视，怕听电视里的枪声，人衰老得不成样子。经常以泪洗面，经常住医院，每年花很多钱，全家经济变得十分紧张。……我虽然刚强无泪，但一年之内牙都掉光了。从此家里再没有欢乐气氛。”
“孙辉遇难后，当局严格限制我们的行动，不准我出差，出远门必须经保卫部门批准，一言一行居委会都进行监视；孙辉的姐姐在他遇难的第二年毕业，当局规定只能回原籍，不准进机关，不准重用，不准调离，最后只好辞职。九五年我被提前退休，想到郑州女儿家养养病，可我们人还没到郑州，而郑州的派出所及女儿单位保卫部门已安排好监视我们的人员。由于我所在单位效益不好，养老金不能按时发放，老伴天天吃药打针，我只好在郑州租个房子，搞点小买卖，可是当局竟派人找到房东说我们是政治犯，房东吓的再不敢把房子租给我们了。失子之痛，精神上的压力，我活得比死还难受。……如今我又年迈。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中国无我立足之地，处处受监视，无一点自由，我要大声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们支持我们讨回一个公道……”
政府指挥下的军人屠杀无辜平民已经是天理不容的暴行，而政府对那些死难者的家属不仅不做任何道歉、抚恤、赔偿，居然百般刁难，使他们在承受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同时还要面对来自政府的政治压力。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如此泯灭了天良的政权？
在六四的悲愤中，无数人在中国喊出了“打倒中共法西斯”的口号。但12年过去了，遗憾和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口号声居然越来越弱了，好像鲜血干了，记忆淡了，北京的那场法西斯大屠杀就像没发生一样！
还有很多人天真地期盼和呼吁政府为“六四”平反。但要求政府“平反”，就是承认这个杀人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就等于承认这个政权仅是犯了一个错误，而不是犯罪。而事实是，这个屠杀了无数生命、罪恶累累的残暴政权早就把它存在的任何理由都杀掉了。中共政权所应得到的，只能是被推翻，被结束，被追究罪行，接受人民的审判——那迟早一定要来的审判！
2001年6月3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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