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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5日讯】 为什么现在提出转型的问题？是因为现在中国的局势发展面临新的转折，中国反对运动有了新的机遇。在中共“十六大”到“十七大”的几年间，中共领导层会出现代际交替，内部动荡在所难免。在社会环境上、经济改革的空间日益缩小，使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日益凸现，而社会矛盾的进一步积聚更增添了促变因素。从外部环境上看，ＷＴＯ的加入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冲击，其波及的范围与力度不可低估。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未来五到十年，中国面临着变局的可能。中国的反对力量、中国的民主运动有必要抓紧时间为因应可能出现的变局作准备。这样的准备工作，首先要求中国民运进行自我反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转型。
这样的转型应当至少从两个层面上进行：第一，中国民运应当从小圈子走出来，与各阶层力量进行广泛接触，尤其是要与社会主流群体，如工人、农民的利益密切结合；第二，中国民运的政治诉求应当从人道、人权的内容，深入到更具建设性、可行性的议案上，使政治诉求明确化、具体化。中国民运的转型需要自我反省，也需要借助各种经验，尤其是台湾民主运动的经验。关于第一个转型可资借鉴的经验，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本文将集中在第二个转型问题上，在这方面，台湾党外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大学》杂志的历史很值得回顾。
《大学》杂志正式创刊，是在一九六八年元月。早期的《大学》，定位在文化启蒙的角度，稿件内容主要是一些思想、艺术类主张的介绍与评论，并未触及到时政。一九七零年下半年，台湾失去了联合国席位，在全岛引发政治热情，政治革新的呼声日趋高涨，此时，一批忧国忧民的青年学者，如丘宏达、杨国枢、陈鼓应、罗传地、张绍文、陈少廷等觉得“应该出来关心国事发表意见”，于是集体加入《大学》杂志。一九七一年元月，《大学》改组，丘宏达任名誉社长，陈少廷任社长，编委有九人，由杨国枢任召集人，而社务委员多达五、六十人，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上较为活跃的知识精英。
改组成功后的第一期《大学》杂志（总卅七期，一九七一年元月号）上，言论开始大幅度地转为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这一期上，刘福增、陈鼓应、张绍文联名发表《给蒋经国先生的信》，提出三点建议：一，多接触想讲真心话的人；二，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三，若有青年人被列入“安全红录”而影响到他的工作和出国时，请给予申辩解释的机会。同期杂志上，还有张俊宏的《消除现代化的三个障碍》，陈少廷的《学术自由与国家安全》等。一九七一年四月号的《大学》杂志，为呼应一九七零年底的“保钓运动”，发表有九十三名学者、中小企业家等共同署名的《我们对保钓鱼台问题的看法》，五月号的杂志更发行“保钓专号”。
改组后的《大学》，一上来就确立了杂志的风格、取向和立场，即，第一，直接面对现实政治，发挥知识份子议政功能；第二，重视杂志对知识份子群体的整合功能，通过发表联名信集结力量，并以群体形像发言；第三，将政治理念明确化，具体化，使之上升为政治诉求；第四，积极与其他社会力量寻求结盟，比如联合关心国事的中小企业家等，这样的定位，使《大学》杂志逐渐成为知识份子介入政治的言论渠道和聚合中心，也使《大学》开始在台湾当时的政治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九七一年七月号《大学》杂志发表张俊宏、张绍文、许信良、包奕洪联名执笔的长文《台湾社会力分析》，分别就旧式地主、农民及其子弟、知识青年、劳工、财阀、企业干部及中小企业者、公务员等阶层的性格加以深入分析，引起朝野关注，一个月后，《大学》杂志举办“台湾社会力分析座谈会”，邀请杨懋春、李登辉、吴聪贤、王作荣等学术界与财经界政府官员参加，试图在朝野双方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一九七一年十月号《大学》杂志推出《国是诤言》，由杨国枢、张俊宏、高准、陈鼓应、许信良、包奕洪、丘宏达、吕俊甫、吴大中、金神保、孙震、陈少廷、张尚德、张绍文、苏俊雄等十五人联名署名发表，分别以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监察等方面，对国体、政体与法统等问题深入探讨。紧接着，在一九七二年元月号《大学》杂志上，由王文兴、吕俊甫、吴大中、林抱石、许信良、杨国枢、詹长青、张俊宏等人联名发表《国是九论》，提出基本人权保障、人事制度改革、生存外交、经济发展、农业与农民、社会福利、教育革新、地方自治、青年问题等九个领域的几十条具体政策主张，如案件侦查中得选用辩护人，由律师公会组织人权小组，由企业家出任外交官，强化农会之间的合作运销、提供适于农民就医的场所，社会福利基金须专款专用，给予地方县市议会财政自主权等等，这篇国是建言是台湾知识份子反对派的一大手笔，已经具有政治纲领的性质，其内容极具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系列的国是建言推动下，五月二十九日，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随即提出十项政治革新，这不能不被看作是对在野的民间力量的呼应。
《大学》杂志的言论不仅对当局的决策产生影响，也推动了民间，尤其是大学校园中民主改革讨论的开展，台大的《大学新闻》及《法言》，都曾发表文章呼应《大学》杂志有关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的主张。一九七二年间，从台大到其他大学，都出现“向学校开刀、向社会进军”的呼声，并导致了一九七二年底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发生。
一九七三年后，由于政治情势的逆转和知识份子集团的内部分歧，《大学》杂志逐渐走了下坡路，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停刊。虽然《大学》杂志没有长时期地辉煌，但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集结与整合了知识份子反对派的力量，推动了社会民主改革的风气，展现了建设性的反对派立场。当年参与《大学》杂志的知识份子，在其后三十年的台湾政治转型中，都扮演了积极角色，这在某种程度上讲，也与这段《大学》杂志时期的历史有关。
今天我们回顾台湾民主运动发展史上《大学》杂志的经验，是希望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能以从中有所启发与收获，那就是，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必须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全面的分析与思考，提出面向公众的正面的建设性的主张或替代方案。只有经过这样的转型，中国的民主力量才能算是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原载《北京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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