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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3日讯】 老舍，作家，本名舒舍予，老舍是其笔名，１８９９年生，任北京市 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老舍 和其他２８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 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８月２４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 投水自杀。

老舍是个作家，但是他的自杀却难以和历史上任何作家的自杀类比。

老舍在遭到中学生红卫兵“斗争”和毒打以后，仍然面临更多的暴力折磨，他 在这种境况下投湖自杀；身为作家，他死前却未留一字遗书；他的尸体被火化后， 当局不准留下骨灰。另外，他所遭到的迫害和死亡不是孤立的个案。同一时期，北 京有数千人被“斗争”而死—实际是在“斗争”过程中被打死，也有一大批的人象 老舍一样在被“斗争”、殴打和侮辱后自杀。

要理解老舍之死，也需要了解：这种暴力性“斗争”如何运作？怎么会在１９ ６６年夏天如此普遍地进行？这种有领导的通过“群众”之手来进行的暴力迫害和 杀戮的方式，是怎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老舍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被拖去“斗争”的时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 的还有２８个人。这２８人之一是老作家肖军。据他记忆，那天被“斗争”的人还 有：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 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 增年、宋海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肖军纪念集》，第 ８００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其中还缺两个名字。这些人都是北京 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荀慧生、白云生、侯喜 瑞是著名京剧演员，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是作家，赵鼎新是文化局长。

这２９个人被红卫兵“斗争”，首先是因为早在１９６６年４月，中共中央发 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写了文艺界 “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 理论下，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绝大多数作家和文艺界领 导干部就成为“黑线人物”。对这些人的清除，是对一个群体的清除。军队代表被 派往各文艺单位。

在当时的体制下，“作家协会”有一批领固定薪金的“专业作家”。文革打击 了一大批作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被“斗争”的。在北京作家协会，协会主 席老舍“靠边站”了，新成立的“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中，除了军代表，还有作 家浩然。他的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文革中成为“ 突出阶级斗争”和“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样板之作。尽管老舍也 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是老舍的作品和浩然的作品也确实有相当的不同。奖谁 罚谁的差别，明确显示了文革在文学领域的取向。

在１９８０年，笔者两次访问和老舍一起遭到毒打的肖军先生，听他讲述当时 发生的事情。

在红卫兵运动掀起之前，一批文艺工作者，就在本单位被“揪”出来了，也在 本单位里的会议上被批判“斗争”。与８月之后不同的是，那时他们只被咒骂和当 众罚站等等，没有被毒打。

后来发生的对作家的这种残酷的暴力性攻击，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相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随着红卫兵在各校普遍建立，殴打 老师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迅速蔓延。８月５日，北京发生了第一例 教育工作者被红卫兵打死的事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 见百万红卫兵，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且对给他献袖章的红卫兵说了“要武嘛”。 ８月１８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中被活活打 死，而且，红卫兵进入机关和居民住宅，捣毁书籍文物，并且殴打虐待甚至打死和 平居民。红卫兵的行为得到了最高当局的热烈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在１９６６年８ 月２３日上午，北京大学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可以闯到文化局和文联 机关，对那里的“牛鬼蛇神”动手施暴。几个女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劈面抽打肖军， 给他挂上了“反动文人肖军”、“反革命份子肖军”等几块大黑牌子，还在他的名 字上画了红色的大叉子，并且把他的头发剪掉。

８月２３日下午３点，在烈日下，这２９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排成一排站在 院子里。每叫出来一个人，就在这个人的头上套上一块写着他（她）的名字和罪名 的牌子，４点多，这２９人被用两辆大卡车，从他们在西城区的机关被运到东城区 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 都图书馆。

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等，烈焰熊熊。口 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ＸＸＸ！”“ＸＸＸ不投降， 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这２９人被强迫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跪下来，以头触地。站在他们身后的 有数百名红卫兵。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 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 ，人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 里。这２９人前有大火堆，后有红卫兵，无处躲闪。

肖军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的时 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肖军年轻的时候练过武功，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 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 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寡不敌众，他会被打死，其他２８个“牛鬼 蛇神”，包括文弱的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不应该连累 别人。不要连累老舍先生被打死的念头使肖军压下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小时的 毒打和折磨。

在这三个小时里，没有人出来制止暴行，也没有人打电话报告市里和中央的领 导请求制止暴行。因为当时的人都知道，类似的事情正在整个北京城里轰轰烈烈地 发生，而这一切都是文革的领导人正在热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级或者警察来制止 这场殴打。

在“文庙”被毒打过之后，这２９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化局机关。老舍被带回 到机关，继续遭打。当时在场的女作家杨沫，在三个月后的日记中（《杨沫文集第 七卷》，第５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追记８月２３日的情景道：

“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 。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 中的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老舍当晚又被揪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 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开家后，却未去机关。由于老舍没有在机关出现，有红卫 兵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第三天，８月２５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发现了 老舍的尸体。

文革后，１９７８年６月给老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报道文章里说，他 的骨灰盒里装着他的钢笔和眼镜。文章没有直接说老舍的骨灰盒子并没有他的骨灰 。那时候的这类文章虽然意在给文革的受难者平反，但是说及文革中的一些可怕的 事情时，尽量模糊委婉。

１９９４年，笔者曾经有机会和老舍的儿子舒乙见面，向他询问为什么老舍的 骨灰盒子里只有他的钢笔和眼镜。舒乙说，老舍的骨灰当时没有留下来，因为火葬 场不让留骨灰。当时，舒乙３１岁，他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一封“我会舒舍予自 绝于人民，特此证明”的公文介绍信，到火葬场操办了老舍的火葬手续等等。舒乙 说，是两个年轻的妇女办的手续。其中一个是梳小辫儿的姑娘，她说，上面有规定 ，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

笔者曾经询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上面的规定”，是哪个权力机关发的文件。舒 乙回答不知道，只记得是那个梳小辫儿的姑娘说的。在舒乙发表的关于老舍的多篇 文章里，他没有提及这个火葬场告诉他因有如此规定而不准留老舍骨灰的事情。

由于不能获准查阅文革档案，笔者不能确定这是一个写成书面文字的“规定” ，还是一个来自文革高层领导的口头命令。但是确实，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被打 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一大批人，都没有留下骨灰。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中流传着一句话 ：“打死个人，不就是２８块钱的事儿吗？”—被打死者的家属被要求付２８元火 葬费，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比如，从笔者的调查知道，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 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的中关村中科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１９６６年９月８日被 打死在校中的北京第２５中学教师陈沅芷，他们的家属都交了２８元钱，但是都没 能得到死者的骨灰。在全北京把事情作得如此一致，这里面一定是有某个“上面的 规定”在起控制作用。希望有读者会提供关于寻找这样一个“规定”的线索。

另外，舒乙告诉笔者，火葬场的那个梳小辫儿的姑娘还告诉他，象老舍这么高 地位的干部，被这么处理—指丢弃骨灰，还是第一个。老舍当时除了在文联和作 家协会身任高职，还在“政协”任高职。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一文（见《老 舍之死》一书，第６３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１９８７）中也提到这一点。 老舍在被“斗争”以前有小汽车和司机接送他上下班，显然也说明他的级别都很高 ，在这方面，老舍的情况跟上述工人陈彦荣与中学教员陈沅芷有所不同。如果没有 一个写成文的关于丢弃骨灰的普遍规定的话，老舍作为一个级别高的干部受到这种 对待，应该是由某个高层领导人决定和指示的。但是舒乙似乎没有追究其中原委。

有一种解释说，不准保留骨灰不仅仅是为了进一步打击死者，也是因为技术上 不许可。当时北京大批人被打死以及被打后自杀。在８月１８日后，死亡人数一天 比一天大幅度上升。根据一份“内部”统计资料，在老舍被送往火葬场的８月２５ 日，北京有８６人被红卫兵打死，被打后自杀的人数字则不详。第二天，８月２６ 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比前一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高达１２５人。以后仍然逐日 增加。这样，８月下旬每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北京的正常死亡人数 。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后自杀的人的尸体，成批送往火葬场，尸体上既没有标明 姓名也没有作过血迹清洗。火葬场的停尸房爆满。焚尸炉超负荷工作。也就是说， 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和杀戮造成了分别焚烧尸体和保管骨灰的困难。

但是技术性困难显然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对这些被害死的人们的高度蔑视， 以及进一步迫害他们的恶意，才会有这种不准留骨灰的规定及其实施。在文革当局 的逻辑中，这些受害者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残酷的方式剥夺，对他们的遗体当然也要 穷追猛打。就普通人而言，对这些受害者的被虐死都只有容忍接受了，也没有可能 再关心如何处置他们的尸体。应该指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残酷。在古代，对判 处死刑的犯人，也还容许家属收尸筑坟。文革当局的无限权威却一直延伸进了火葬 场。文革对个人的迫害一直继续到死后的骨灰。

老舍投湖，因为文革世界已经在肉体上不容他。他已经在前一天遭到了残酷的 暴力性的所谓“斗争”；这一天他如果从湖边转去机关，他显然会在那里又遭到毒 打，铜头皮带正在那里等待他，整个北京城的打人风，那时正方兴未艾；甚至他死 后，这个世界连他的骨灰都不准存放。–在老舍之前自杀的人，已经遭受了这样不 准留骨灰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老舍投湖，而且没有写下任何遗言。他无声地结束 了自己的生命。

在自杀前，他为什么没有写下遗书呢？难道他死得心甘情愿，或者自惭形秽， 故而不置一词，黯然离世？他一生写作，笔头很勤，是个多产作家。以文字表达想 法，是他的职业。在他生前，大概是日日动笔的。他在８月２４日早晨离开家的时 候，身上带有笔和纸。有人看到他投湖以前在湖边坐了一整天。也就是说，他是有 时间也有纸笔可能写下遗书再自杀的。他不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失望、愤怒或者 抗议的人，但在自杀前却没有写一个字。是因为在精神上，他也觉得已经完全走投 无路了吗？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人能作的最为惨烈的事情。使用文字对作家老 舍却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情。老舍不写遗书而死。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恐怖中，用 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变成了比死亡更为不易之事。

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自杀的例子。自杀的作家，有的是因为要表明自己 不愿意和世界同流合污，有的是因为要抗议人间不平之事，有的是因为厌恶已有的 生活方式。作家自杀有各种原因。然而，像老舍这样，年老，腿残，投湖前在肉体 上被严重打伤，在心理上被压抑到连一字遗书都不能写，这样的作家自杀是史无前 例的。这样的迫害也是前所未有的。

文革结束后，老舍得到平反，而且得到社会的高度礼遇。他的朋友和家人，发 表了一批回忆和纪念他的文章，但是都没有提到老舍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被“ 斗争”被毒打之后和自杀之前，对他身受的暴行有何评说，也没有提到他对自己在 ８月２３日之前受到的批判的反应，也没有提到他对于在他之前身受迫害而自杀的 相识者与同行的死的评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老舍没有说过适合于发表 的话，或者他说了但写纪念文章的人认为不应该写出来。

巴金是老舍的老朋友。他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说，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０ 日，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到老舍。需要说明，这个时候，北京的历史学家和作家 吴等人已经在报纸上遭到猛烈攻击，吴已经被涌入他家中的学生侮辱和殴打； 这个时候，北京的学生已经一个多月不上课，专在校园里开会“斗争”一大批教育 工作者。当时人民大会堂是不准许普通人参观的，所以能进入大会堂就是一种身份 和政治地位的表现。巴金在文中写道：“我到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 没有听到人提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现在坐在他的 身旁，听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真是万分高兴。”（该文收 于巴金《探索集》中，见《巴金全集》，第１６卷，１５６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中说，老舍在８月２３日被“斗争”以 后，深夜回到家中，告诉妻子：“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 （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见《老舍之死》，第６１页，国际文化出版社， １９８７）

可以理解，巴金和舒乙都是想为老舍说好话的。然而，从巴金和舒乙的见证来 看，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和８月，眼看着文革对一大批人的严重的迫害，眼看着毛泽 东和周恩来热情支持红卫兵（老舍被打发生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 袖章五天之后），眼看着他人和自己受到暴力摧残（在老舍被打和自杀之前，已经 有一大批人被打而且已经有人被活活打死），老舍非常看重的仅仅是“我没有问题 ”，以及希冀毛泽东周恩来能对他网开一面。老舍已经接受了文革的这一套，只竭 力想在文革的思想框架里面为自己撇清。当他的身体遭到残暴对待的时候，他的精 神的关注也已经被文革的巨轮碾压榨干而只剩下他自己“有没有问题”和最高权力 者对他的态度。当时老舍的全部焦虑就在于此吗？他还有别的关怀吗？老舍的这种 精神状态，像他的死一样令人叹惜。

关于老舍死前的心态的形成，文革的时代背景固然是重要因素，也可以从他以 前的思想轨迹中发现原因。老舍被“平反”后出版了《老舍写作生涯》一书，其中 收录的都是老舍写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文章。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说：“本书既可 以当作老舍先生的自传来读，又是研究老舍的可贵资料。”这本书中有一篇老舍写 的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最初发表在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１日的《 人民文学》上。该文主要部分照录如下：

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 我说哪一件好呢？

最后，我下了决心；不能老拿不定主意啊！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 大会吧。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 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 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 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 ”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 “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

！”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 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 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 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 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这不仅是控诉了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了曾经受过恶霸们 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再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 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报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 告诉了我，和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 ；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齐，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

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 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

一个卖油饼的敦厚老实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三十年！
　　

（自《老舍写作生涯》２４７－２４９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
　　
老舍的这篇文章，令人震动和深思。

首先，老舍自己在死前身受的那一场文庙“斗争会”，活脱脱就是１５前他描 写的这个“控诉大会”的翻版。两个会有同一个模式：都是群众大会；都是事先已 经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被“斗争”者都一开始就跪在地上；开会后，都先喊口号 煽动情绪；所谓“揭发控诉”，都不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也不准被斗者说明和辩 护，只是煽起仇恨；到高潮处，与会者高喊“该打该打”，就开始对被斗者使用暴 力。
老舍写的这个“控诉恶霸”的会，不但和他自己所遭受的那个斗争会模式一致 ，甚至连细节都相仿。在老舍描写的斗争会里，他写出的被斗者的唯一的具体罪行 是“白吃油饼三十年”。这样历时漫长的一个故事，应该到法庭上去仔细说明，才 能决定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但是在“斗争会”的气氛中，只听单方面的话，不问细 节，不讲法律准则，一片喊打之声之后就实施暴力攻击，老舍还觉得理所应当，并 无不安。在老舍自己被“斗”的故事里，则是“斗”他的人说他“拿了美金”。这 该是指他１９４６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这种访问是邀请方面提供旅 行花销的。老舍也曾发表关于他的美国之行的文章。这一访问不是秘密，完全可以 说清楚是什么性质的旅行。但是，我们从杨沫所描写的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在北 京文联楼门前台阶上的“斗争会”，可以看到老舍在红卫兵的皮带毒打下是有口莫 辩的。因为他是北京作家协会的主席，他也确实被攻击为“文坛恶霸”。

在这篇文章里，老舍不但写出了“文雅值几个钱一斤”这样的“新理论”，而 且还把他自己从“文文雅雅”变成高声喊“打”的过程一步一步写了出来，很可以 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斗争会的心理机制。他所经历的，可能就是１５年后毒打他的一 些中学生红卫兵所经历的。从他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化 ，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这套方式相当有效，显然 成为文革中“批斗会”仿效的模式，并且更为系统化。

当然，最让人难过的是，１９５１年老舍描写这种“斗争会”的时候，他热情 满怀，不加思考。他为这样的新的生活形式叫好。这种新形式是新的社会制度的重 要结构部件之一。这种“斗争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后来都一步一步发展，到了文 革时代，登峰造极，时时处处实行。文革十年，几乎每一个人不是“斗”过别人， 就是被别人“斗”过。这种“斗争会”违反法律程序，激发人的非理性，鼓励暴力 虐待，是一种对人的迫害。这种形式的发明是一种可怕的发明。老舍归根到底是一 个受害者，但他曾经参与接受、确认和颂扬这一最终害死他的机制。

读了老舍这篇《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之后，笔者倒宁愿设想，老舍投湖前 一整天在湖边思想的，不是最高权力者对他理解与否，或者他自己“有问题”与否 ，而是别的一些焦虑，比如，为他在１５年前写的赞美那种“斗争”方式的一篇文 章感到的自责。１５年来，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这类“斗争会”：先是“斗争” 他不认识的人，如1951他在天坛参与“斗争”的“恶霸”；然后“斗争”他的同事 和熟人，如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批作家；最后，“斗争”来到他自己身 上，而且，这一次的“斗争”比从前的更为残暴更为系统，逼迫他选择了死亡，而 不是活着被继续“斗争”。在他投湖之前，他应该对这种反法律反人道的“斗争” 及其代表的哲学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许也感到了惭愧，毕竟这一次他不幸不能再做 一个在“斗争会”上跟着主持人喊“该打该打”的人了。他在死前能够意识到自己 曾经失去了理智、良心和道德感吗？

转自<<中国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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