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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1日讯】 文学反映生活——这句话早已成了老生常谈﹐多年来也被当代中国作家奉为座右铭﹐视作现实主义的真理。然而真理并非牢不可破的定律﹐看似简单﹐其实复杂﹐因为生活本身就千变万化﹐可以成为写作技巧上最大的挑战。我多年来阅读不少中外文学作品﹐得到一个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结论﹕最难写的反而是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

有两位世界级的小说家是此中高手﹕一是法国的普鲁斯特﹙MarcelProust﹚﹐一是埃及的马福士﹙NaguibMahfouz﹚﹐前者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写的就是他童年以来的日常生活﹔后者的“开罗三部曲”(我只看了其中的半部)﹕《欲望的宫殿》﹐也是写一个家族的日常生活﹐译者有云﹕马福士写来写去﹐写的就是他最熟悉的开罗的一角——那条街﹐那家咖啡店﹐和自己的家屋。马福士在十年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把他和今年的得主高行健相比﹐两人的作风可谓大异其趣。高行健的小说《灵山》包罗万有﹐确是一部巨著﹐但它反映的不是日常生活﹐而是大陆文革所加于作者心灵上的巨大创伤﹐使得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到各处名山大泽去找人生的意义﹐最后还是没有答案。我读后钦佩之余﹐不禁想到另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文革﹐是否就没有伟大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不但要反映生活还要批判社会﹐后来还要“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一个历史的重担﹐几乎把作家压得喘不过气来。然而时过境迁以后﹐“大革命”﹑“大跃进”﹑“大串连”和“大批判”都成了过眼云烟﹐生活本身反而更日常化﹐和这些惊天动地的“大历史”逐渐脱节﹔当这种大历史逐渐变成模糊的回忆以后﹐作家又如何面对现实﹖如果今后的日常生活中没有狂风巨浪而只有每天司空见惯的平凡生活仪式的话﹐又怎么写﹖

我不禁想到当代香港文学。也许﹐香港一直存在于近代中国的大历史和“大叙述”的边缘﹐所以无“大”可述﹐只有日常生活。香港的作家与大陆相较之下﹐似乎缺乏“大”气﹐但这并不表示作品的文学价值不高。西西的小说《我城》﹐即是从一个少年叙述者的眼光﹐刻画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在平淡中不乏神奇﹐因为这部小说在技巧上虽近似童话﹐却又在童话的背后蕴藏著作者的成熟视野。较年轻的陈慧﹐在《拾香记》中写一个家庭﹐像是自传﹐却从各个家人的经历反映一九七四到一九九六年﹙本书的副标题﹚的香港历史﹐在她短篇集《四季歌》书后﹐有几句对此书内容恰如其分的介绍﹕

“陈慧的小说都是地道的香港故事﹐香港人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而经历的变故……。一切生活细节家常物事在陈慧笔下都有别致的情味……世事惊扰﹐百姓的日子仍如流水﹐没有大悲喜﹐也应珍惜眼前人。”

这一份恬淡的情意﹐似乎也可以代表香港的一份自甘默默无闻的文学杂志《素叶文学》的文风﹐我每次翻阅﹐都感受到内中的一番清新的“素”意﹐也独树一帜﹐久欲为文致敬﹐至今才有机会。如果香港如此﹐新加坡和大马的华文文学又作何解﹖我因阅读不深﹐未敢详论。这些地区的作家和作品﹐距离五四新文学的中心更远﹐过去曾经苦苦依附这个新文学的传统﹐对南来的五四文人——如郁达夫——也礼遇有加。然而近年来的情况复杂多了﹐也更多文化和政治上的冲突。我年前初访新加坡和大马的吉隆坡﹑马六甲和槟城﹙最近正在举办艺术节﹐可惜我无暇前往观赏﹚﹐深感当地华人日常生活本身的多元性﹐多种族和多种语言﹐远非大陆作家所能想像。我当时就开始思索这种多元的生活如何为文学创作提供多彩多姿的题材和文学语言上的挑战﹐至少﹐五四文学所遗留下来的白话文是不够用的。记得有一晚在槟城﹐友人请我去夜市吃炸薯条﹐其味虽油腻却鲜美无比﹐而对我更具吸引力的是那种炎夏夜晚才开张的露天食堂的气氛﹐可能是南洋地区日常生活的特色之一﹐如果有位作家把它的色香味用一种道地的语言描写出来﹐而且写得好的话﹐未尝不可与马福士笔下的开罗街头咖啡店比美﹐甚至相得益彰。

﹙容我作个小广告﹕那次旅游的灵感也引起我的创作冲动﹐可惜个人才华不足﹐只写出了一本“异味”的间谍小说﹕《东方猎手》。坊间有卖。﹚

——原载《亚洲周刊》(//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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