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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9日讯】 很多论者在“严打”反法治反人权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道德勇气和学术理性﹐但是迄今为止﹐文化界似乎并不关心“扫黄”是否也存在违反法治和人权的罪恶行径。这显然和“学者”或人性中的某种“自我美化”这种偏好有关──万恶淫为首﹐谁愿意为三陪女说几句公道话呢﹐不仅内室猜疑﹐也可能嘲弄于友人﹐授柄与论敌。

但是﹐毫无疑问﹐扫黄运动存在的践踏人权的问题更加触目惊心。不仅如此﹐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被害人更加不愿对伤害诉诸法律和舆论﹐而中国社会原始的精神习性更加不愿对此给予同情。

扫黄作为一种司法运动﹐显然是违反法治的基本精神的。以运动的名义来“加强法制建设”﹐这这行为本身就是可疑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法律上﹐人是否有权利支配自己的人身﹐小姐和嫖客之间的“契约”关系是否是在自愿的原则上“缔结”的。如果这一前提成立﹐那么﹐扫黄的“自然法”根据究竟在哪里﹖破坏家庭﹑传播疾病﹐这是对色情行业主要指控﹐但问题是﹐第一﹑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第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第三﹑扫黄是否真的有利于扼制传染病并有利于家庭稳定﹖回答是否定的。此外在扫黄过程中的收容审查﹑遣送回原籍﹑强制治疗等等措施﹐显然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权。

其次﹐在道德上﹐小姐问题必须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解读。“东北小姐”问题的存在﹐突出说明了当今中国此类问题深刻的经济背景和社会背景。换句话说﹐小姐群体总的说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她们首先是值得关注和同情的对象。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不可救药的民族文化来说﹐它唯一光辉灿烂的地方就是﹐永远将社会弱势群体打治成道德弱势群体。而其动机很简单﹐即通过道德贬低他人来自我标榜﹐而这是他唯一的道德自卫行动。面对弱者是采取这种否定性的道德机会主义﹐还是基于平等的爱和同情﹐这分割野蛮和文明。

事实上﹐原始的政治结构一直是性自由和精神自由的敌人。人最自由的系统是精神和性﹐它们是生而自由的﹐先天就是极权主义的敌人。因此﹐禁锢性器官和头脑是所有极权体制永恒的原则。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充份展示了“大哥”体制是如何消灭情欲的。在中国﹐5000年断续存在的太监制度和性禁锢伦理在此方面的罪恶更是无以复加。问题的另一面是令人作呕的伪善﹐仇恨性的体制本身却真正荒淫透顶。古代的帝王不说﹐就是在“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年代﹐反对者却享有完全的“性解放”。而在今天﹐总有扫黄者垄断“黄”的自由。比如﹐我丝毫不怀疑﹐那些最经常光顾或被主动服务的嫖客们都是些什么人﹐而那些被收缴的黄色录像带都去了该去的地方了。

“扫黄”往往还是政治斗争的新手段﹐在这里同样存在违反人权的问题。在权力体系内部﹐往往以“作风问题”为由致对手于死地。这时他在可笑的法庭上所罗列的证据则充份体现了此前他对公民隐私权的肆无忌惮的践踏。但是﹐谁在意这一点呢﹖政治窥阴癖在这里是不受指责的。对待不受欢迎的人﹐污蔑他们“卖淫嫖娼”来搞臭他们﹐并以此期待“永不得反案”﹐这已经是“苏东”以来公开的政治丑闻。而对于普通民众﹐往往在扫黄中被无端强制指控为卖淫嫖娼﹐关于这方面的冤案报导时有耳闻。

“扫黄”运动“三两天再来一次”的原因很复杂。传统伦理文化仅仅是一种比较虚幻的背景因素﹐它不过是被用来为现实利益服务的。“稳定”要求在政治上永远让社会保持紧张状态﹐在中国﹐扫黄是达到这一目的“最得人心”的政治运动。在经济上﹐扫黄过程本身及扫黄对象显然成了某些部门或人员的经济项目。虽然我们缺乏更充份的统计学上的根据来指证上述判断﹐但是﹐扫黄过程中侵犯人权的现象是严重存在的﹐这种问题在法理上也是可以论证的。

扫黄﹐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2000年6月18日于广州

－－转自《不寐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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