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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8日讯】 今年（指１９９９年）高考作文，竟爆出众多考生以“父母双亡”为代价换取高分的新闻，使闻者无不莫名惊讶，感慨系之。它的确值得我们反思再反思。当然，这不能全怪学生；青少年中的任何不良倾向，都有社会的和教育的因素在内。但也决不能以种种理由宽容这些让父母提前“下地狱”的学子，正像我们不能放弃对不良少年的管教一样。因此，读了某晚报一篇《也从高考作文说起》的短文后，如鱼哽在喉，不得不也说几句。

该文说：“当然，20%的父母双亡不可能，但只要文章不雷同，思想健康，叙事入情入理，仍不?陉@篇好文章。至于父母‘亡’就‘亡’一次吧，哪位阅卷人还再去核实。说白了，这是应试‘逼’出来的。”应试教育“逼”人，我同意；但说这样的作文会是好文章，我却不敢苟同——难道把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打发“死”了，能说是“思想健康”吗？父母健在，是自己的最大幸福，怎么能联想到他们的“死”呢？固然，“分”很重要，它关系到考生的前途和命运，但像“孝”（父母）“忠”（祖国）之类大节、大义更为重要，它们是至高无尚的、是永远不应被拿来交换或出卖的。我们传统文化中唯有的一点精髓就在这“气节”二字上。因此，“逼”不是理由。设若这一理由成立的话，那么，今天一个学生因受分数之“逼”便会毫不犹豫地让父母被汽车“撞死”，明天他便可能在某种利益诱“逼”下，出卖自己的灵魂和民族的利益——实际上，一些昔日的高才生，已经在这样作了！

当然，对高考作文本身来说，（由于无法对作文的“思想健康”标准进行真伪辨别，）只能就文论文，“不孝之文”肯定有获取高分的。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将“思想健康”标准“单独提出来”作为重要的甚至首要的标准进行批评，（并反思出现这种现象的社会的、教育的尤其是语文教学方面的原因。）道德第一、文章第二，这应当是不可动摇的教育尺度和文章标准。

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曾提到古代一位叫李廷彦的人，在一首呈给上司的排律中写到“舍弟江北没，家兄塞北亡”，上司非常感动，深表同情，谁知此兄竟说：“实无此事，但图属对亲切耳”。此事成为笑柄，后人续了两句：“只求诗好对，不怕两重丧”。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这几乎是孤例（当然纯文学创作例外），而今天，“只求分数高，不怕双亲亡”的现象竟如此大面积、大范围地的“雷同”出现，而且还有人极力为之辩护，真真让人悲凉不打一处来。

因此，我们的反思不能局限在作文教学上，它也与“整个教育缺乏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没有直接关联——各地考生们“无中生有”地让父母“死亡”的方式已经够“创新”的了。如此高比例的“伤天害理”的文章，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学校、家庭和社会对这一代人的德育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是无效的或失败的。这才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转自问题于主义)(//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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