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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7日讯】 2000年4月3日晚上7时30分，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上村乡中学初一(84)班的学生正在上晚自习，历史课教师聂朝宽来到班上检查学生作业。当他发现学生张波及另外两名学生没完成作业时，便将三名学生叫到黑板前罚站。好动的张波与坐在二排的一名同学用粉笔头互相打闹，聂朝宽老师便上前连扇张波10个耳光，把16岁的张波扇倒在地，当场口吐白沫，昏迷不醒。聂老师认定张波有意装死，火气更大，抓着头发将张波拎起又狠狠扇了他两个耳光。张波又一次栽倒在地，从此无法起来。晚上9时，张波经抢救无效死亡。 (《云南日报》2000年4月17日《云南曲靖一老师12耳光扇死学生》)
这个故事让人想起电影里行刑队的打手和刽子手给囚徒用刑的镜头。事实上，这些人格有严重缺陷的教师正是把课堂当作了刑场，否则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
教师职业为什么跟打手形象难分难舍？这是从古代私塾沿袭下来的职业传统？可是《论语》里没有孔子打学生的记载，他老人家最多也就给学生拉拉脸色。体罚学生的恶习更多地受到现代专制理念和民族文化性格的支援与鼓励。
许多教师对自己的职责的认知有严重的错位。他们只要一站到讲台上，就以强烈的权威人格居高临下地控制着这个环境，调动这个环境中的一切资源用以实现他对环境的主宰和支配。他们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别人理所当然地应该服从他们所宣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强制他人服从自己认定的真理是现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所以任何一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具有山大王的气质和作风），似乎不能就此仅仅批评教师。可是，由于教师的职业和工作是如此特殊，只要我们希望一个民族从这种恶劣的集体性格中摆脱出来，我们独一无二的选择不能不是首先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抵制这种罪恶性格的侵袭和毒害。因为教育有责任为社会提供克服罪恶、追求公正与善良的新资源，这种资源首先表现为在学生身上逐步凝成的对社会罪恶不认同的精神人格和努力克服社会罪恶的心理愿望。如果学校和教师不能承担起这样的使命，我们有什么理由期望明天比今天更加文明？
令人悲哀的是，作为人类文化承载者和传播者的教师群体并不像卢梭所期望的那样比社会其他群体更加高尚更有教养。他们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不但无可掩饰地表现了自己的暴戾、凶残、冷酷，而且完全按照这样的人格模式训练学生。许多报道显示，有的教师已经不屑于亲自动手惩罚学生，而是指使一些学生欺侮另一些学生。至于哪些学生有权利欺侮他人，哪些学生只有接受他人欺侮的权利，当然是由教师随心所欲地指定。用古代术语来说，这叫钦赐尚方宝剑，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则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专制政治中一切罪恶的理念和手段，都被教师搬到了课堂上。
2000年5月22日（星期一）上午第三节课，陕西省澄城县庄头乡柳池小学女教师李某检查数学作业时发现，她上星期五中午布置的56道数学应用题，班上有8名同学未完成，于是，这些同学被老师叫上讲台站成一排，让做完作业的18名同学上去，每人打这8名同学10个耳光。挨了180记耳光之后，这8名二年级的小学生都哭了，脸也被打得肿起来。（《南方都市报》2000-05-27《班主任体罚小学生竟让同学出手》）
1999年11月1 日，乌鲁木齐铁路第一小学三年级（3）班的一名9 岁女学生未按时完成家庭作业，老师黄海燕……叫其他学生用布把她的嘴捂上，令3 名女生拉她的裤子。这位女生一面号啕大哭，一面拼命挣扎。几分钟后，老师亲自从侧面扒下她的外裤……事发后，这名受辱的女生几次在夜间哭闹。（《羊城晚报》1999年12月5 日）
1999年9 月27日上午10时许，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葛某正上数学课，22岁的代课老师葛小侠因他数学作业未完成，当即打了它两记耳光，并将其蹬倒。葛小侠当堂宣布，全班50名学生对葛某须每人抽打10教棒，打得重表扬，打得轻受10教棒处罚。全班28名男生轮流抽打葛某的臀部、大腿、小腿。……葛某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呕吐。（《羊城晚报》1999年11月21日）
1999年4 月8 日，新疆尉犁县塔里木乡直属小学4 年级学生张永海因“不好好打扫卫生”， 班主任张天玲命令全班30名学生每人打张永海3个耳光。张永海一连遭受了90个耳光的打击，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中国青年报》1999年6 月10日）
1999年11月24日，广州市海珠区江南二小年轻的女班主任让学生掴“不听话”的学生耳光。（《羊城晚报》1999年12月5 日）
在这一系列举不胜举的恶劣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决不只是惨遭刑罚的学生，那些或者轻松或者沉重的执刑的孩子，也受到了同样严重的伤害。对于生命的轻贱、对于他人人格的不尊重、对于暴力的享乐和贪恋，都在这样的行刑过程中点点滴滴地渗透到了孩子的神经之中。他们像被诱惑吸毒者以后无可摆脱毒瘾一样，一种顽强的暴力瘾和奴役他人的欲望根深蒂固地被教育种植在他的神经中枢和灵魂深处。为什么文革一爆发，就有那麽多以仇恨的眼光打量世界的学生怒不可遏地向包括教师在内的他人举起了拳头拿起了钢枪？愚昧的文化造就了愚昧的教师，学生哪能不愚昧，暴虐的政治造就了暴虐的教师，学生哪能不暴虐。对于那些惨遭折磨和凌辱甚至失去了宝贵生命的教师来说，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悲剧承担一点责任。谁都知道，教师砸在学生身上的拳头，比学生杂在教师身上的拳头要沉重的多。
有的教师还不满足于把教室变成刑场，竟然还要将特务制度和警察制度引进课堂。北京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学教师，治理班级和学生的秘诀之一就是要求学生随时向他写告密信，揭发其他学生的过错。从学生和学生父母对这位教师的拥戴和支援中不难懂得，中国人与这种特务统治达到了多么天衣无缝的融合。哈尔滨市香坊区轴承厂一子弟中学某班的老师比这位北京地老师更加愿意刺激人性的弱点为自己服务。他们规定重金奖励告密者，凡举报一名违犯纪律的同学，被举报者罚款5元，举报者提成3元，留下2元当班费。这个政策一宣布，许多学生乐不可支，积极寻找别人的过失以求自己发财。整个班上人人自危，大家带着强烈的恐惧坐在这互相告密的环境之中。（中国爸爸妈妈网转载《北京晚报》文章《老师出邪招举报同学有提成》）正在写作《中国告密史》的成都学者冉云飞说，告密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从中国教师、学生以及各路政客和文人对告密的贪恋程度看，这显然是中国人保持得最好的一项传统。告密事业如此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应该感谢中国教师的伟大贡献。
1999年11月17日，某某城市的一位小学体育老师向一名小学一年级学生布置任务：谁不听话你就打他3个嘴巴，谁敢还手就让他背书包回家。果然，这个小学生“奉命”寻找看不顺眼的人，一连对13名在他看来构成“破坏课堂纪律罪”的同学“掌嘴”。（《中国青年报》 1999年12月8日张双武《重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在这样一所启发式教学的试点学校，为什么教师一点也不想“启发”而只愿意信任警察制度？
比这位体育老师更加迷信警察制度的是江西省波阳县饶丰中学一位元名叫曹宏勤的班主任，他竟然聘请社会上一位偷鸡摸狗劣迹斑斑的青年担任名誉班长，公开宣布由孙波管理班上的课堂纪律。仅仅三天之后，这位钦点的班级警察就杀死了一个学生，杀伤了另一个学生。
2000年11月14日晚上，学生们正在上自习，学校突然停电，教室里一片漆黑，初三（3）班的学生刘高富起身去点蜡烛，打算继续学习。猛然间，后脑勺被人用书本重重地砸了一下，刘回头发现是孙波打他。孙吼道：“你不服吗？”刘不敢吱声。当下课铃响起，刘高富正准备走出教室时，被孙拦住：“你复仇不复仇？”见刘不理睬，孙波顿时兽性大发，操起随身携带的“西洋刀”便朝刘高富连刺两刀。当时，正路过那里的刘高富的哥哥刘高华（该校高三学生）听到弟弟的惨叫声，冲进教室，见状便挡在弟弟前面，催弟弟快跪下。穷凶极恶的孙波见有人挡道，便一手拿手电筒射向刘高华的眼睛，一手持刀朝其腹部、手部连刺两刀，刘高华立即倒在血泊中，并哀求孙不要杀害自己的弟弟。孙波一脚踢开刘高华转身追杀刘高富。由于刘高富跑得快，未追上，孙波又返回教室，恶狠狠地朝刘高华的胸部猛刺一刀，致使刘高华当场身亡。（《羊城晚报》2001年2月10日《江西一中学雇流氓管理”纪律”：”名誉班长”打死学生》）这个故事完整地体现了残暴的专制君王利用残暴的警察统治维持稳定的模式。这位名叫孙波的二十岁的青年要求所有的人都俯首臣服，可是一旦被人们惹得龙颜大怒，即使“敌人”跪下求饶也没有一丝怜悯。他杀人时就是抱着管教他人的长者心态和正义感，他在自觉地模仿教师折磨学生的残忍和警察摧残囚徒的暴虐，他以为只有这样嗜血成性才伟大光荣，同时还以为他能够像真的警察那样草菅人命而不要负任何责任。
孙波的罪行可以看作是课堂刑罚的延伸。如果将那些警察的暴行也说成是课堂刑罚的延伸，未免有为警察开脱之嫌，但若是说跟课堂刑罚有关，则未必不确。我们不妨引述一个中学生被警察活活打死的故事。不幸的死难者是河南省潢川县的16岁高中生耿丹。1999年7 月1 日下午，耿丹在县农机学校潢高教师严景办的补习班听课。临近放学时，潢高学生王帅在校门口与保安王利文发生口角，被王利文踹了一脚。随后王帅打电话叫来其哥哥和五六个社会青年，与农机校保安张荣辉打架，后社会青年逃散。耿丹这时恰好放学遇上围观，而后离校回家。当他行至校门外30米处时，公安干警詹家顺不问事实，就以耿丹参与殴打张荣辉为由将其抓住，强行拉往社会青年打架的现场农机校，途中让保安恶棍张荣辉手操铁棍猛击头部，以致造成脑颅挫伤裂重伤。继而詹家顺和凶手张荣辉合伙将耿丹架往农机校保安室继续毒打。后“110 ”赶到，强行将耿丹扭进其执勤车（当时围观者众多）。耿丹说，“我又没有打架，为什么抓我？”“110 ”干警王建辉等人用力猛打耿丹脸部（此时耿丹已头负重伤），不让其表白。……耿丹被带到“110 ”值班室，……耿丹还是委屈地说：“我没打架，是王帅找社会青年打了校保安。”从当天夜里七时许至次日上午9 时30分左右，耿丹一直被戴着手铐，铐在“110 ”办公室的床梆上。他们非法使用刑具、拘留耿丹长达14个小时。……7 月1 日夜9 时，耿丹的母亲向“110”值班干警提出担保，要求让孩子先回家，遭到拒绝。一个值勤干警说，耿丹恶心是饿的，但耿丹这时已吃不下妈妈带去的蛋糕了。7 月1 日深夜，曹建凤（母亲）离开公安局，一夜未眠。就是这一夜，少年耿丹脑颅内在不停地渗血，并且渐渐形成了可怕的脑疝。从这个时候起，耿丹对亲人的无数次呼唤概无回应。接下来的时间里，曹建凤强烈要求公安局放了耿丹，她要送孩子去医院。“110”的干警层层请示，九点左右，终于同意放人，一个高个子警察说，要不是看到这孩子昏迷成这样，我们是不会放的。曹建凤已顾不上理会，她匆匆忙忙找了辆人力三轮，哭哭啼啼地把孩子送到了县医院。县医院紧急抢救，做头颅CT，诊断结果为：急性颅脑损伤，头皮损伤，硬脑膜外血肿，脑挫伤，脑水肿，并脑疝形成。……耿丹无声地躺在县医院三楼的病房里，下肢僵直，上肢紧缩至前胸，体重不足30公斤，肠胃功能瘫痪，严重意识障碍，没有表达意识，不能说话，对窗外的一切，对家人的照料，对爸爸妈妈的绝望，对每天都要有的带泪的呼唤，无知无觉……耿新亚说（父亲），在武汉，医生告诉他人的脑袋里出血非常疼，出1 －2 克人就会疼得晕死过去。“我儿子脑袋里出了50克血，我不知道孩子那一夜是怎么度过的。”……12月8 日早晨8 时，少年耿丹在一阵抽搐之后离开了人世。（《南方周末》1999年12月17日）
笔者读到16岁的耿丹跟警察叔叔有理说不清时，老想起同样16岁的张波被聂朝宽老师打翻在地，口吐白沫，昏迷不醒之后，竟然还被聂老师认定为有意装死，以致于被他抓着头发拎起来再一次狠打。警察和教师的凶残和冷酷为什么如此一致？是不是可以为他们之间找到精神上和文化性格上的血缘关系？
既然连课堂都已经被改造成了刑场，学生（他们日后就是中国的政客、警察、工人、军人、村民、商人）还能到哪里去学生爱与怜悯、温柔与和平以及人权意识和平等思想。难怪中国社会如此严重地充满了暴力倾向和毁灭冲动，一有机会就会出现一片喊打之声，就会出现杀声震天的可怕局面。无论是对于观念不一致的人，还是对于利益不一致或情感不一致的人，一定要置之死地才罢休。即使是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冲突的无关者，也可以打死了再说。1996年，江西省都昌县鸣山乡一位农妇从石家村离婚出来，再婚嫁到李家村。当他的李姓丈夫去石家村办事时，竟然被石家村的村民乱棍打死。其中最致命的打击，正是来自刚刚离开学校不久的孩子之手。1999年7月，武汉市四个游手好闲的少年将一位元不认识的捡垃圾的小孩活活打死。他们像恶猫戏鼠一样折磨小孩长达两小时。当警察问他们为什么要打死那个可怜的小孩时，他们说不为什么，仅仅是为了好玩。（《湖北日报》1999年7月19日）这跟警察打囚徒玩、将军杀俘虏玩是多么相似。
教师在中国社会绝对是一个弱势群体。连这样名分上崇高、实际上卑微的群体都如此残忍凶狠，可见我们的文化性格是多么无可救药地嗜血成性。警察和教师都如此凶狠，可怜的学生能够到哪里寻找安全呢？无处不在的恐惧感使得他们只有时时攥紧拳头，不停地对世界高喊杀呀杀呀杀呀。他们要高喊一辈子不能有半点疲惫，谁最先疲惫谁就难免成为祭品。
——《问题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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