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政府存在是老百姓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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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3日讯】编者按﹕经济观察报日前载文对普遍出现的政府机构“吃民”﹑“害民”的情况予以了理性而有力的抨击。文中强调﹐如果一个政府的存在不是为百姓提供了服务﹐而是提供了祸害﹐则该政府就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文章最后提出措施﹐试图改变大陆“百姓为政府而存在”这样一个局面。然而中共政府“坑民”由来以久﹐早已(或从来﹖)不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其中从上至下充塞着的为一已之私而不顾一切的个人和集团必将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疯狂地控制着国家机器﹐使得各种变革的期望成为永远实现不了的美梦。“德政”的前提是“德人”﹐而非整天只是挂在嘴上的什么“核心”或“三讲”。
文章大意如下﹕
常听说农民负担重，但这还不是最糟的事情。因为无论负担多重，多少还隐含着一种假定，即收税的政府有正面的价值。“负担重”无非是说政府对自己提供的服务要价过高。
然而近来在媒体上频频曝光的一些县乡政府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老百姓的灾难。它向养活它的人民提供的，不是公共物品﹐而是公共灾祸。
例如内蒙古赤峰市岗子乡政府竟然打起老乡们的算盘，用行政命令“推销”了假冒伪劣的土豆种子，致使农民几乎绝收。
如果花钱养活一个人浮于事、又要摆阔的乡政府确实使人感到负担沉重的话，那么这批被养活的人反而整天琢磨怎样损害养活他们的人，则使老百姓受到了更深重的双倍盘剥。还有比养活损害自己的人更荒诞的事情吗？还有比这更沉重的负担吗？
制度经济学把政府看作是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出现是因为有所谓的“外部性”或“公共物品”问题。
按照定义，“外部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不能承担他的行动的所有后果，很自然，这些他没承担的后果被别人承担了。后果有好有坏，好的就是利益，叫正外部性；坏的就是成本，叫负外部性。
而“公共物品”则是指一种“不可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例如，一个机构提供了“保证河水清洁”的服务，这条河边的一个人对清洁河水的享受不会妨碍另一个人对它的享受，这种服务就是“公共物品”。
如果任何个人或公司想提供这样的服务，在满足一个顾客的同时就自然会满足所有到河边的人，但他无法向其他没有与他签约的人收费，从而提供了“正外部性”；而一个在河边生产化肥的企业向河里排放废水，让所有并没有同意它这样做的人承担河水被污染的后果，则是制造“负外部性”。
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服务和制止“负外部性”的服务一样，都可被看作是提供“公共物品”。只是根据这种服务的特点，服务者无法分别地向消费者收费，因而政府形式被创造出来了：它可以强制性地向所有受益人收费，即征税。
所以一谈到政府，我们就应想到，它的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合法性）是与提供公共物品密不可分的；它的征税的权力来源于它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
更严格地说，政府承担的义务并不全是提供公共物品。有些事情个人可以做，但让政府来做会更好。如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反抗别人对他的侵犯，但如果全社会的人都将这种抵御侵犯的权利转让给政府，政府可以集中资源更好地制止犯罪。
所以道格拉斯诺斯说，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具有规模经济的形式。也就是说，随着政府服务规模的扩大，单位成本会不断降低。一个更为极端的说法是，当已经存在一个政府时，增加一个治安行动，增加一个司法审判，或执行一个新颁布的法令，即一个新增服务的边际成本为零。
在经济学看来，这意味着政府的另一个特性，即自然垄断。不同于企业的自然垄断，政府的自然垄断除了效率方面的考虑外，还有政治和法律上的惟一性的要求。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套法律的话，带来的也许就不是社会安定和繁荣。
然而，一旦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政府就有可能走向反面。因为政府中作为理性的人也有自己不同于社会其他人的独特利益，再由于自然垄断地位是一种优势地位，如果再加上政府的强制性，他们为政府的利益而损害社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就很难受到有效约束，结果本来应该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就有可能提供公共灾祸。在制度经济学中，这种情况被称为“诺斯悖论”。
显然，赤峰市岗子乡发生的事情又一次证明了“诺斯悖论”的存在。乡政府的行为明显是说，它的存在优先于全乡百姓的利益。由于提供“公共物品”的招牌，老乡们接受了它“推销”土豆种子的合约；由于其自然垄断地位，它将每斤劣质种子又加价约４６％；又由于其自然垄断地位和政府的强制性，它可以任意违背“包销”的承诺，而老乡们只能无可奈何。
更值得警惕的是，岗子乡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个特例。被同时曝光的命令农民改种作物、又不承担“包销”责任的海南省琼中县政府，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广东省潮阳、普宁两市政府，利用假仓储粮数字骗取国家补贴的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粮食局，以及去年曾经报道过的、不但不清除垃圾反而不许别人清除垃圾的邢台市环卫处等等，都已经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本地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利益之上（如骗取退税和补
贴之举），从本应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走向了制造公共灾祸的团伙。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做这些令人发指的事情时，竟然毫无罪恶感。对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轻描淡写，为自己行为辩护却振振有词。
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但为什么这些吃农民、喝农民的人却还理直气壮地坑农民呢？应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机构还缺少来自纳税人的约束机制。当由于缺少制约而使制造公共灾祸的现象非常普遍时，就形成了一种颠倒的文化，以为老百姓是为了这些政府机构的存在而存在的。
在公共灾祸严重的地方，从市场中挣钱就不如靠政府权力挣钱，人们就涌向政府机构，进而造成人浮于事的局面，反过来又要靠增加农民的负担、甚至坑害农民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当地的持续贫困。到这时，这些政府机构已经失去了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他们的存在还不如不存在，他们在动摇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减少并且最终消除这种情况，还要靠“公共物品”四个字。这意味着，第一，决定什么是公共物品，谁来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多少公共物品，以什么代价提供的权力，应属于纳税人；
第二，政府官员不应用市场原则为自己制造公共灾祸辩护，因为政府就是在市场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失灵的时候出现的；在公共物品领域适用市场原则，很难避免人们利用政府的自然垄断地位和强制性特性；
第三，任何制造了公共灾祸的政府官员都同时证明了自己不配做政府官员，因而法律应该作出相应的规定；
第四，我们要在观念上，把“只有提供公共物品才能获得征税权”的逻辑凸显出来，把那种“老百姓应该养政府机构”的被颠倒的观念再颠倒过来：只要不提供公共物品，一个政府机构就没有存在价值；如果它反而制造公共灾祸，那它必定是我们的社会应该摆脱的最沉重的负担。(//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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