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媒体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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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4日讯】 〔原编者按〕媒体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政治作为社会的神经中枢﹐对这种影响自然更加敏感。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经常会用到这样一些词汇﹕媒体主导现象﹑媒体时代﹑媒体民主﹑媒体社会等等。这些词汇描述了欧美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媒体正全方位地模铸当代政治。1999年10月至2000年4月中共中央编译局陈林博士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郭业洲博士应弗里得里希‧艾伯特基金会邀请在德国访学期间﹐多次就这一问题与德国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迈尔进行探讨。这篇对话集中讨论了西方社会媒体与政党政治的关系﹐包括媒体怎样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媒体社会中政党行为模式的变化以及在政治媒体化过程中政党政治所面临的困境和限度等。
迈尔﹕我先谈谈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新的一些发展﹐通过这些发展可以看出﹐媒体和政党政治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联系。在1997年到1998年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一个公开的争论﹕到底应让拉封丹还是让施罗德担任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这个问题要是在90年代中期以前会很容易解决。那就是﹐经过党内的充份酝酿和讨论﹐由党的有关机构根据党纲的要求选一个能更好地代表党纲的人来担任候选人。可是﹐这一次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产生却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实际上导致了一个时代的出现。
郭﹕可不可以说﹐施罗德成为联邦总理实际上是走了一条”媒体打造”的道路。他不是在党的支持下成为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的﹐而是媒体﹐或者说是他通过媒体﹐将自己强加给社会党的。
迈尔﹕正是如此。虽然社会党内大多数人支持拉封丹﹐但最后党的有关机构还是宣布由施罗德﹐而不是由拉封丹担任总理候选人。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媒体和政治间的辩证关系的考虑。党的领导层认为﹐在媒体时代﹐党的首席代表不仅要懂得党纲﹐更应当懂得媒体的要求。只有选一个能够在媒体中很好地推销自己的人﹐社民党才有更大的希望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才能赢得大选﹐也才能有实现其纲领的机会。
陈﹕这其实涉及到政党的纲领和政党领袖的媒体形像﹐哪个在选举中能起更大作用的问题。布莱尔的新工党赢得1997年选举胜利﹐可以看作是政党领袖通过完美的媒体形像成功进行政治推销的一个经典例证。竞选过程中每一次成功的活动﹐从活动内容到活动方式﹐从活动场所到活动参加者﹐事无巨细﹐都经过媒体专家的精心设计。政治辩论随选民的兴趣转移﹐而不按照党的政治纲领或选举纲领的要求进行。还有1992年的美国大选。我看到一个材料﹐说当时的一份民意调查表明﹐克林顿那充满激情的”帅哥”形像﹐一开始就把老成持重的老布什给比下去了。许多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认为﹐他们的国家更需要的是朝气而不是经验。绯闻不断的克林顿﹐仿彿真成了美国人”朝气”的象征。
迈尔﹕更确切地说﹐应当是谁在媒体面前表演得漂亮就投谁的票。在电视成为第一媒体的今天﹐情况尤其如此。如果不是靠电视﹐而只是靠印刷媒体﹐像里根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成为美国总统。里根之所以成为美国总统﹐主要靠电视传播他的形像﹐推销他的演技﹐使其获得选民的支持。
郭﹕现代媒体确实为所有政党提供了一个新的”竞争平台”。在这个新的”竞争平台”上﹐政党的成员力人数多少不是决定性的﹐政党的政策主张具有多大的合理性也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政党的政策主张是否具有”可宣传性”。
陈﹕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都出现过。奥地利的”海德尔现象”更是登峰造极﹐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
迈尔﹕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政治的传播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媒体来进行。就目前而言﹐最主要的媒体手段当然是电视﹐它决定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效果。
陈﹕我理解﹐媒体社会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我们的社会受媒体驱动﹐在媒体的强烈影响下运动﹑变化﹑发展﹔二是指媒体以它独立的意志建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与现实社会并行或交叉运动的﹐或者说﹐媒体社会是对现实社会的摹写﹑变态﹑夸张和扭曲。
迈尔﹕记得一位专门研究大众媒体的加拿大学者说过﹐千万不能相信媒体会中立地﹑客观地报导现实。如果相信这个﹐那将是一个十分大的错误。媒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它在选择和传播信息时﹐总是带有倾向性的。但尽管如此﹐大众媒体作为社会观察自身的手段﹐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一个社会对自身的认识都不正确﹐就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危机。媒体作为一个社会观察自身的手段﹐在4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作为社会问题的侦探﹐发现社会中存在哪些问题﹐哪些问题在扩展。(2)作为社会的检察官﹐检查这个社会中各种权力的使用是否得当﹐看看人们需要的服务是否得到落实﹐出现了哪些问题﹐尽量使这些问题公开化﹐变得可以纠正﹐并且向应该负责的人和机构施加压力﹐使他们纠正错误。(3)作为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中利益能够得到一种均衡﹐观点能够得到一定的碰撞﹐并最终产生统一的意见﹐推进社会的团结整合过程。(4)作为一个发动机﹐通过引导社会舆论调动人们为社会做工作的积极性﹐因为谁都不愿意受到媒体的抨击。
郭﹕这么说来﹐媒体确实为社会提供了某种自身能够不断地了解﹑不断地学习﹐并通过这样的了解和学习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前提条件。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它下面有许多子系统﹐正是媒体将子系统的信息不断进行交流和汇总。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学术的子系统﹐它们往往都自成体系﹐而媒体恰恰可以将这些自我封闭﹑自成体系的子系统汇总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社会。所谓媒体社会﹐在这一点上表现是很明显的。
陈﹕但是﹐媒体的交流和汇总是有选择性的。媒体的选择有它自身的逻辑。由于新奇﹑冲突﹑不幸等等是媒体选择事件的兴奋点﹐媒体报导的事件在性质﹑程度﹑影响等多方面﹐与现实社会中的事件存在很大的距离。而且﹐媒体只反映通过媒体逻辑筛选出来的事件﹐没有被筛选出来的社会现实就得不到反应。因此﹐人们通过媒体所把握的世界﹐往往可能是一个扭曲的世界。仿彿媒体报导什么世界才发生什么﹐只要媒体停止报导了﹐再热烈的事态也就烟消云散了。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其实已经丧失了选择权。现代人自以为能驾驭大量涌现的信息﹐实际上更多地是充当了信息泛滥的奴隶而已。
迈尔﹕大众媒体要想完成自己的社会使命﹐独立性应当是它必须拥有的前提。媒体必须按自己的逻辑工作﹐按自己的”密码”解释社会﹑分析社会﹐并自己决定什么是有意思的。这个世界太复杂﹐每天甚至每时每刻﹐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无数的事件在发生。不管是科学家还是记者﹐他要报导这个事件的话﹐总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从中选择一些方面来重新塑造一个媒体事件。正是由于媒体通过对事件的筛选来塑造自己的世界﹐政治家要想成为媒体的宠儿﹐他就必须制造事件。要知道﹐一篇文章﹑一个思想是不可能构成报导的基础的﹐只有思想﹑观点而没有具体事件﹐决不会引起媒体的关注。所以﹐西方政治谋士们总是想尽办法来制造事件。只有这样﹐有关的政治思想﹑观点才能得到媒体的注意﹐进而引起社会的关注。
陈﹕这样的政治﹐已经成了一种媒体政治。为了能使制造的事件引起轰动﹐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总要想方设法制造一些冲突在里面。媒体时代的西方政治愈来愈政客化﹑表演化了。
迈尔﹕17世纪的一位自然科学家曾经说过﹐要想控制自然首先必须服从自然。从这句话中﹐我们的一些社会活动家也得出了自己的感悟﹕要想控制媒体就必须首先服从媒体的游戏规则。那些熟知﹑了解现代媒体规则的人﹐特别是名人﹐总是擅长于利用媒体把自己的所为和所不为进行传播﹐在社会中产生他们所期望的影响。在当今世界的政治明星如施罗德﹑布莱尔﹑克林顿等人周围﹐总是聚集一些谋士。以前政治家的谋士一般是由知识分子﹑理论家担任﹐帮助他们宣传党的政治纲领。而现在的谋士大都是些媒体专家﹐通常的做法是设计或渲染一些事件﹐使他们的主人能够尽可能频繁﹑尽可能光彩地进入媒体。同任何一件事物一样﹐媒体对于政治的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正是通过现代化媒体的有效传播﹐社会问题﹑社会情绪可以及时地传递到政治当中去。同样﹐政治的目标和信息也可以通过媒体迅速传播到社会中去。这事实上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对社会发展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方式和方法。此外﹐通过现代化的媒体手段﹐不同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政治信息可以相互进行传递﹐使人们可以在相互比较中进行权衡﹑争论﹑取舍。这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宣传﹐是横向意义上的交互式宣传。
郭﹕媒体政治总起来看是虚张声势的多﹐实际成效并不明显。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一些国家正处于后工业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一面旗帜号召半边天的时代已不复存在﹐西方传统的意识形态也失去了吸引力和号召力。具体到对政党的影响﹐表现为人们对传统政党的认同感下降。70年代﹐德国两个主要政党﹐即社民党和联盟党合计可覆盖90％以上的选民。而现在﹐两大党能覆盖的选民比例越来越小﹐选票越来越分散﹐选民投票意向的不可预测性增强﹐随意性增强。传统选民﹐即那种”从一而终”的选民日渐减少。面对此情此景﹐政治家难保”忠贞不二”﹐政治哲学也就难以”一以贯之”了。
陈﹕我们的谈话已经涉及到现代媒体社会中政党行为模式变革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意识或政治理念的传递问题。如果说传统政党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纲领辩论和庞大的党员队伍来实现自己的意志传递的话﹐今天的西方政党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党的领袖的媒体表演来感染受众﹐寻求认同﹐建立力量基础。结果﹐为了迎合媒体的中立性﹐政党面临丧失自己政治特性的危险﹐广大党员则因失去目标归属感而与党疏远。与此同时﹐随媒体逐步获得对党的政策和领袖的广泛支配力﹐政党的权力结构日益独裁化﹐滋生并强化了对党的领袖的”克里斯玛”情结。广大党员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自己无论在政治理想追求方面﹐还是在政治行动中﹐都是无足轻重的。这种状况﹐对于以纲领明确和党员众多取胜的左翼党派来说﹐面临的挑战尤其严峻。
迈尔﹕三五十年前﹐只有党员才能从党的基层组织中获得信息﹐才能参与到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去﹐而现在你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很快获得信息。一个党主席想什么﹐说什么﹐本党党员可能还不知道﹐而世界遥远角落里的人却已经知道了﹐因为媒体在及时传播他的想法。党的每个高层领导人都清楚﹐他们每天都必须以好的媒体形像出现。一旦出现矛盾时﹐他们更愿意这种矛盾发生在自己与党之间﹐而不愿意发生在自己与媒体之间。因为这些党的领导人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能够在媒体中很好地表现﹐并获得更多的支持﹐党的组织最后也会给他以同样的支持﹐尽管他在媒体中所说的和所做的也许与党的机构作出的决定截然不同。奥地利一个媒体学家说的好﹐这其实是媒体逻辑打败了政党逻辑。政党跟政党领袖走﹐政党领袖跟媒体走。
郭﹕政治家往往可以先于他人获得甚至垄断某些信息。这样﹐政治家在传播信息时都自觉不自觉地带有主观性﹐这使政治家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社会对某一事件的主流意见和看法。而在现代信息社会里﹐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百姓﹐只要感兴趣﹐他们在获取信息方面是平等的。政治家面对的不再是对某一事件的最新发展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需要靠政治家”通报情况”的百姓﹐而是对事件有相当的了解并且已经形成一定看法的群体。在信息的获取上﹐政治家原来拥有的优先甚至垄断地位不复存在。有人甚至预言西方将进入”以现代媒体为支撑的数字化民主时代”。
陈﹕因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发展而出现的政治生活的某种”平等”或”民主”现象﹐恐怕更多还是表面的。有强大权力后盾﹑资本后盾和智力后盾的政治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或占有他人收集﹑过滤﹑归纳﹑整理信息的阶段性成果﹐从而避免了在信息垃圾里跋涉的大量无效劳动。这种在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的便利﹐一般的百姓是无法想象的﹐大多数专家﹑学者也是可望不可及。
迈尔﹕政党行为模式发生的变化﹐媒体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我还想强调一下社会结构变革带来的影响。今天的社会与60年代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政党的行为模式又进一步发生深刻的变化。以前的社会是由一些凝聚力强的大群体组成的﹐而现在社会生活越来越个性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比例越来越少。德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只占整个从业人员的5％。取而代之的是众多的分散的小群体。这样的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生活目标﹑观念﹑看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也各不相同。总的来说﹐社会更加分散化﹐人们的生活更加个性化。以前建立在阶级意识基础上的政治认同﹐在今天必须通过不断地工作﹑广泛地政治交流才能实现。当然﹐这种工作和交流的成效如何﹐与媒体所起的巨大作用有密切的关系。
郭﹕西方各个政党的发展几乎都呈现这样的趋势﹕(1)在性质上从”阶级”党向”人民”党转变。(2)在功能上由纲领党向选举党转变。(3)在组织结构上从成员党向领袖党转变﹐领袖人物的作用越来越大。
迈尔﹕当今西方社会越来越复杂﹐人们已无法提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替代方案。还是以德国为例﹐议会各党在政策上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没有根本的区别。就像奥林匹克的五环旗﹐现在它们都重叠在一起﹐而且重叠的部分越来越多。1891年社民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只有两页纸﹐就是这两页纸构成了社民党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根本区别。因为那时社会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敌我界限分明﹐提出一个简单的﹑主导性的要求就可以改变社会。而1989年的《柏林纲领》有60多页﹐十分复杂﹐阐述了100多个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不同的侧重点﹐但党的形像仍然十分模糊。有一位理论家说﹐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况下﹐革命已经变得不可能﹐因为管理机构一旦停止运作﹐所有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都会停滞。对于一个西方国家的政党来说﹐如果要制订一个宏伟的﹑庞大的﹑与现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替代方案﹐使这个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已很难做到。现在要做的是﹐拿出一系列众多的﹑小的﹑长期艰难的变化来改革这个社会。以前的伟大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可信度﹐务实主义的倾向也使小的变化成为可能。现在还保留党与党之间的区别有时是十分有意义的﹐但这些区别都只是一些侧重点的不同。
郭﹕媒体的发展的确为政党工作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渠道﹐传统的纸媒体﹑视听媒体自不待言﹐连网络媒体也开始派上用场。可是﹐这与其说是媒体给政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不如说是媒体对政党的全面接管。由于媒体的运作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可以控制政党﹐政党却不可以控制它。现代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它们和政党争夺受众(成员)﹐争夺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政党的一些传统政治功能﹐如宣传功能﹑教育功能等﹐已在媒体的冲击下丧?p尽。
陈﹕政党政治在媒体社会中所面临的困难﹐主要表现为政党影响力的下降。其中﹐年轻人由于对媒体信息快餐的依赖而失去对政治生活的兴趣﹐恐怕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迈尔﹕但是如果你去问年轻人﹐如果对年轻人进行调查的话﹐就会得到很有意思的结果。德国的年轻人会这样回答﹕他们对政治是感兴趣的﹐但他们对这种庞大的由”无名氏”组成的机构﹐对这样一种组织﹐在这里面纪律性很强﹐而自己又不能决定什么事情﹐没有兴趣。如果政治是在一种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在近距离内﹑在一个没有庞大政治意识形态笼罩的氛围内进行的话﹐那么他们还是愿意在一定时间内参与政治生活的。
郭﹕我想就这个问题补充几个数据。目前德国社民党内35岁以下的党员只有8万人﹐仅占全体党员总数的10％﹐而1976年则为30％﹔20岁以下的党员比例仅为0□6％。与此同时﹐50岁以上的党员比例为58□1％﹐而1980年时只有38□9％。不止社民党﹐其他大党的组织发展也面临严重问题﹐党员人数急速下降。许多年轻人对入党不感兴趣﹐认为一旦加入后便会变得无名无姓。他们对政党内部程序化的生活节奏感到无聊﹐对党追求的长远目标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参与那些规模小的组织﹐喜欢参加那些可控性较强的具体项目的运作﹐希望自己的”投入”马上就有”产出”。加之﹐随地区一体化的进展﹐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人们的移动性增强﹐职业履历呈现出较强的流变性和不连续性。而在传统政党中﹐只有那些在基层组织中长期工作的人才能得到信任﹐才能进入党的领导层。现在﹐有耐心”多年媳妇熬成婆”的人越来越少。实际上不仅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如工会等﹐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陈﹕我有个感觉﹐西方政党政治在很多时候就像一台大戏﹐为了登台演唱﹐不惜浓墨重彩﹐频繁换妆。可是﹐过于强烈的执政冲动﹐不断弱化主要政党的党派意识﹐即作为一个有特定政治理念的政党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意识和塑造意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政治活动的程式化和现象的出现﹐致使民众对传统政党政治失望﹐这就从左和右两个方面为极端主义提供了活动空间。
郭﹕的确是这样。选民对政党的要求是矛盾的﹐他们对政治和政治家怀有很高的期望值﹐但同时又由于讨厌传统政党政治的繁文缛节而不准备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政治﹐参与一个政策形成的讨论过程﹐甚至对选举都不感兴趣。欧美一些地方选举的参选率还不到50％。这一方面使得有关立法机构的代表性大打折扣﹐又使那些蛊惑性较强的政党进入议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从那些蛊惑性政党的选民结构来看﹐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些党的选民组成十分复杂﹐有的穷困潦倒﹐生活在社会最低层﹔有的则高薪厚禄﹐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由于选民组成跨越社会两端﹐在”中间”无任何”支撑”﹐这样的政党根本没有执政能力。但一些选民对它们没有”从政能力”似乎并不介意﹐依然故我地将自己的选票投给它们。这其实是一种抗议性投票。
迈尔﹕这些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据此怀疑或否定政党政治的价值。毕竟在我们当今这个日益多样化的社会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和群体﹐但惟有政党具有将各种各样的利益团结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有效的社会改革方案﹐实行大的﹑公益性项目的能力﹐其他任何组织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只有政党﹐才能完成将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整合在一起并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去的使命。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必须活跃党的生活。如果我们让政党自生自灭﹐那么社会将产生分裂﹐将变得没有秩序和效率。
陈﹕我认为﹐政党的逻辑也好﹐媒体的逻辑也好﹐西方政党政治的根本限度是资本的逻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宰一切。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说﹐资本主义政党民主﹐无非就是若干个基本执行同样的亲商业政策的政党﹐就一些次要问题进行无关痛痒的争论。只有商业利益不受侵害﹐民主才是被允许的。这种民主极大地损害了以公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大公司运用财力影响媒体﹐控制政治程序﹐结果往往显得选举政治与大多数人无关﹐选举只不过反映了市场原则。在大资本的操纵下﹐公民之间的相互联系被削弱了﹐而有效的民主需要这种联系。资本需要的是消费者而非公民﹐只是大型超市而非社区。这一逻辑发展的结果﹐是以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为标志的非政治化公民越来越多﹐投票率的下降势所必然。何况﹐在西方政党民主体制下﹐选民投票之后就无足轻重了﹐国家的政治生活留待职业政客去分肥。
迈尔﹕一个政党提出的政治设想﹐只要既能满足社会上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又能满足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它就能成功。在党的基层组织中﹐还是有很多人希望党具有活力﹐不希望党的作用由于媒体的发展而最小化。在媒体时代﹐党的领导层必须拥有媒体知识﹐通过媒体宣传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党员和党组织则通过在社会中直接对话讨论社会问题来产生影响。在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中﹐只要工作到位﹐党组织肯定可以找到发挥作用的地方。所以﹐政党政治新生的希望在于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在开放的社会中寻找新的力量支点。/
(摘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季)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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