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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6日讯】 天安门事件之后，柏林墙倒塌，共产主义在东欧与苏联的崩溃。中共日益焦虑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合法性危机，并竭力寻求出路。

此时，北京注意到，几十年被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掩盖了的民族主义，在冷战之后世界各地脱颖而出，异常活跃。因此，中南海以此入手，调整其意识形态的总方向：越来越回避共产教条而求助于民族主义，以作为自身抗拒民主的最后堡垒和防线。

北京的转向，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逐渐得手，使六四之后统治集团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其所以如此，主要由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俄罗斯和东欧的社会制度转型当时正在付出沉重代价，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困难。北京趁势大肆夸大宣传，并以此阻吓中国人。

2)1993年，北京因人权状况等原因导致争取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失败。这使中国一般大众产生强烈挫折感，从而对西方大国的阻挠不满，认为其人权呼吁含有西方国家利益自身的功利目的，遂兴起带反西方色彩的民族主义。

3)在经济的客观态势上，中国与西方已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也成为民族主义的刺激性因素。

4)在后冷战时代，著名学者亨廷顿(SamuelP. Huntington)当时发表论文[文明的冲突](The Clashof Civilizations?)，预言：文明间的冲突将会取代意识形态与其他形式的冲突而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形式，随后以李光耀先生提出的、维护亚洲威权政府的“亚洲价值论”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5)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共试射导弹威胁台湾，美国航空母舰介入，在北京的单面宣传下，也成了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要素。

后来，在官方的默许与鼓励下，几个年轻人模仿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主义者，写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小册子，把民族主义情绪推向了高潮。它用一种最极端最夸张的形式表现了中国大陆相当部分民众及知识界的思潮转向，同时也显示了这种思潮的浅薄浮泛和空虚无力。

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显示了北京统治集团从左翼极权向右翼威权统治的转向，极而言之，甚至也可能预示了它从共产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转向。但历史表明，民族主义不可能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提供内容丰富的方向性的贡献，不可能阻挡民主发展的世界性潮流，它将被全球化的潮流所弱化。同时，北京未曾预料到的是，民族主义是一头很难伺候的非理性怪兽，是一把双面刃，一旦放出牢笼，它可能给中共带来难以估量的政治后果。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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