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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5日讯】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强盗社会主义”，那
么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就是“强盗资本主义”，二者的主宰力量
都是一党独裁的垄断权力。如果说，权贵家族的暴富是罪恶的资本积
累，那么，这种罪恶决不是资本本身的罪过，而是独裁制度的罪恶，
是一种制度性原罪。只要目前一党独裁的体制不变，在资本积累过程
中就不会有干净的手。
在目前的权贵家族已经形成并握有垄断权力的既成事实的大陆，转型
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社会各方面基于长远利益和道义责任的合作。首
先是执政精英及其权贵家族与民间的一批有理性的自由主义精英（包
括知识份子与企业家）与体制内有良知的政治精英之间的合作，以达
成从还产于民到还政于民的改革共识；而更重要的是达成共识的精英
与利益受损最大的下层民众的合作，使他们能够成为这种共识的受益
者和支持者。一方面进行广泛的理性启蒙，呼吁民众的理智和对未来
收益的远见，以不清算权贵们的不义之财来换取执政精英对政治改革
的承诺；另一方面从现在开始，权贵们把他们的不义之财通过投资公
益事业逐渐向社会返还，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制，确保弱势群
体的基本利益。同时着手建立以破除权力垄断为核心的公正的市场规
则和分配规则，使剩余国有资产的再分配具有权利平等的社会公正
性，使致富者的财富具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和起码的道义辩护的理由。
用索罗斯劝告俄罗斯的话说，就是怎样把“强盗资本主义”转变为
“合法资本主义”。必须指出，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这不是那种类
似西方的基于人道的慈善事业，不是权贵们大发善心，而是掠夺者基
于自身长远利益的计算而进行的交易，即向被剥夺者偿还历史欠账，
以求得自己的财产安全和长远的保值增值。当然，如果权贵们真有道
义上洗刷罪恶的良知和人道之心，那是应该大力提倡和给予社会鼓励
的。
现在，可以带来暴利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回报逐渐萎缩，可以
被瓜分的国有资产越来越少。加入ＷＴＯ给中国经济体制带来的巨大
压力，反垄断已经势在必行，政治特权和垄断行业给权贵们带来的预
期收益也随之降低，加之官场上权力争斗的险恶，利用经济犯罪置政
治对手于死地的手段之运用越来越频繁，已经发了大财的权贵们基于
长期的利害计算，基于对财产及生命安全的恐惧，未必不拥护政治改
革。如果能够把黑钱洗净，如果政治改革可以不追究其资本积累的罪
恶，推进政治改革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而避免追究的最佳方
式，就是权贵们主动地推进政治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必有多大
的良知，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就能通过长远利益的计算，得出必须推
进政治改革的结论。
否则的话，由于大陆的权贵们在瓜分和积累财富上过于滥用权力和肆
无忌惮，使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受到了太不公正的对待，权贵们手中的
巨额资产没有任何可以从道义上进行辩护的理由，一旦出现局部失
控，极有可能使任何理性的、对未来负责的和解呼吁，被民众长期积
压的不满所演化出的普遍非理性仇恨和急功近利的短视所淹没。“新
左派”、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传统毛派就会借机高举民粹主义
的大旗，利用民众长期积累的不满和仇恨，进行再一次毛泽东式的革
命，全面回归传统旧体制。
换言之，在人们的利益意识觉醒之后，中共在利益重新分配中的牟利
方式，正在成倍地积累社会的不满、仇恨和高昂代价，而积累仇恨就
是种植和培育爆炸性动乱。中共的统治方式正在制造自我毁灭也毁灭
他人及整个国家的力量。
也许，中共政权还心存侥幸，以为在中国的传统中，古代帝王统治的
一个朝代大都能延续几百年，为什么我党不能？但是，古代帝王的统
治是建立在三个起码的前提上的﹕
（一）完全封闭的对外关系，使其体制受不到任何外来体制的挑战，
因而其政权没有在开放的对外关系中的那种国与国之间相互竞
争的压力──实力竞争和制度竞争。中国旧体制之所以在被迫
打开国门后迅速崩溃，主要原因不是国内的精英和民众观念的
迅速现代化，而是外来的竞争压力使然。当人们在不同制度之
间的竞争中发现了自身制度的落伍和更优越的制度时，传统制
度的瓦解也就开始了。同时，全封闭的时代，你可以关起门来
胡乱折腾，可以按照统治者的意愿自说自话，但是只要进入了
全球体系，就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和全球伦理。现在的国际规则
的伦理基础是“人权至上”，《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
言》就是这种全球伦理之体现。
（二）小农经济基础必然逐渐瓦解。传统帝制是建立在分散的小农经
济基础之上的。而一旦进入世界竞争体系，国家之间的国力竞
争主要在现代的工业、高科技、金融业、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之
上。不管愿意与否，要应对外来的挑战和竞争压力，就必须放
弃传统的小农经济而选择工业化、金融化、高科技化。事实
上，中国100年的现代化就是工业化的过程。中共执政后引以
为自豪的经济成就，也是初步地建立了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
所以，在小农经济逐渐消失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帝制也将失
去长期存在的基础。
（三）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失效。自从中国第一次打开国门后，传统的
意识形态的观念整合能力便急遽流失。“5．4”运动使这种量
的急遽流失变成了质的意识形态更替。在外来观念纷沓而至的
混乱中，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列主义的中国版──毛泽东思
想。那时的中国人，还并不真正了解西方的自由、民主、宪
政、人权、议会、三权分立等观念及其制度安排的真义。毛泽
东及其中共用一套民主的华丽辞藻和人间天堂的乌托邦说服了
民众，再次采用暴力强制、闭关锁国的全封闭模式和大公无私
的新人说教，来维持着独裁体制。但是，毛泽东时代的灾难也
再一次促使中国打开国门，再一次面对落伍的现实和国际竞争
的压力，再一次在国与国的制度竞争中进行选择。而这次选择
的背景，是毛泽东时代的大灾难。虚伪的民主装璜、虚幻的人
间天堂和共产主义新人理想统统破产。加之，20世纪末共产主
义试验的全球性失败，中国人对西方现代观念的接受和理解已
经达到难以被欺骗的程度，中共只能靠暴力所制造的恐惧使人
们做到表面上的认同，而在内心深处却向往自由、民主、平
等。特别是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使中共的意识形态越来越缺
少吸引力了。
国门不可能再关闭，小农经济不可能再成为统治的社会基础，大一统
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再有道义上的说服力和凝聚力。
当中共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合法性丧失之后，当人性由无私奉
献的工具还原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之后，市场经济、私有
产权和宪政民主等制度的优越性就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自由竞争──
不仅是市场经济，也是政党之间、学术创新之间、伦理规则之间、思
想观点之间、宗教信仰之间的竞争──所争的是﹕如何以更完善的法
治秩序更好地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创造更高
的效益，从而更充分地挖掘人的创造力和满足人们的需要。对人的自
利本性的正视、理解和尊重，一方面把利益的竞争变成了刺激人的创
新能力的竞争、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的竞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
竞争。正是在这种良性的竞争中，社会总体生产能力会随之提高。另
一方面，把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主人与公仆、股东与雇员之
间的关系，把政客之间、政府之间的竞争变成争取民意、降低管理成
本的和平竞争。政客越来越尊重民意。政府越来越便宜高效。政治制
度越来越具有人性。于是，道义合法性和利益计算之间、社会公正与
效率之间，达成了良性的平衡状态。对局部失衡也不必被迫地以大动
干戈的强权暴力或革命来恢复，只需要自觉的、持续不断的渐进改良
就足以完成。
当对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越来越趋于完善，人的创造力的发挥空间越
来越自由，人们的生活和福利越来越提高之时，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就
越来越强大。世界现代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西方国家之所以成为全球
竞争中的优胜者，主要不是由于自然资源上的优势，而是依靠制度上
的优势。制度优势可以弥补资源不足，使其所具有的综合实力，远远
超过其人口规模和自然资源的先天竞争力。反过来，制度劣势只能造
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把本来具有的资源上的先天优势人为地消耗成后
天劣势。
如果权贵家族能够正视历史趋势和身边现实，从现在开始洗刷其权力
和资本相勾结的罪恶，拿出通过肮脏的手段积累起来的钜额资产的一
部分回馈社会，并积极推动以建立“社会公正”为目标的政治改革，
那么，像菲律宾的马可仕家族和印尼的苏哈托家族那样的被清算的命
运，还不至于落到大陆中国的权贵家族头上。因为。从目前已经完成
社会转型的国家所积累的经验上看，凡是被清算的独裁者及其权贵，
都是被迫下台的，而主动推进制度转型的执政者，还没有受到新制度
追究的先例。（2001年4月于北京家中）
原载《民主论坛 》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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