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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5日讯】 高行健君的著作不免招来误解﹕如过于冷漠﹑欲大于情﹐未写出现代理想女性甚至于不爱故土﹑不爱家乡等等。这都与批评家与作者对人生观察角度或高度有关。
高行健“第三支眼”的创作方法论﹐既是美学最新创作论﹐也是哲学方法论及认识论。
千古以来﹐中外许多优秀思想家都因没有第三支眼而陷于“自恋”﹐即观察历史及现实﹐尽管视野广阔但未把自己包括在内。许多洞察力非凡的作家﹐虽有知人之明﹐刻画典型﹐具体而微﹐入木三分﹐愤世嫉俗﹐但失自知之明﹑使作品传世﹐终究难脱民族﹑主义﹑时代﹐及当代流行的社会思潮﹑艺术派别的局限。
以哲学家为例﹐辩证法家黑格尔﹐天才地总结了人类认识史上及客世界反复体现的矛盾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定律。但极其自恋﹐却使他认为绝对精神最的复归于他﹐真理到他老先生那里已告完成与结束﹐于是他自己成了人类真理的顶峰。尼采也是如此。
毛泽东更其陷入自恋的陷阱﹐先被刘少奇后又被林彪捧得晕头转向﹐晚年独创出许多荒唐理论和实践。
文学作品极端自恋的例子﹐以中华民国初年言情小说“九尾龟”为最﹐作者自画为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的美男子﹐有的女读者不禁千方百计亲窥其面﹐如今日追星族少女一般﹐结果发现作者竟奇丑无比﹐离真实面目太远。
大陆通俗小说<<林海雪原>>也把自传式的主人公写成智超诸葛﹐才高八斗的美男﹐诗中自称少帅﹐使人误以为张学良﹐其实在小说中不过是个团参谋长。
余平伯先生说红楼梦并非自传﹐为曹雪芹大师“正名”。余先生说石头记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如黛玉十四﹑十五稚龄﹐就能展示超龄才华﹐许多饱学老翁也难学步。但曹雪芹并未陷入自恋﹐涉猎诸子百家﹐熟读经史而并未囿于一家与一世﹐这与他具有第三支眼有关﹐书中寓有万千气象﹐不世哲学﹐也包含了对终于跳出情字而出世的贾宝玉的批判﹐如通过黛玉的嘴说出的“富贵闲人”之类。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对承袭百世转入近代的中国人﹐洞察深入骨髓﹐与先生破万卷书﹐搜寻千古之功力有关﹐他绝无自恋﹐不时自嘲﹐其自况诗﹕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他自喻为于时代兴风狂啸而又眷顾幼子的猛虎。
同时代的批评家讥讽鲁迅﹕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鲁迅则认为冷静并不是好事﹐猛虎爱子之喻显然以有情而自豪﹐他的诗句﹕“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显然淡泊名利﹐而青年留日时诗作﹕“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盘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则反映了懮心故国﹐孤军奋斗﹐血荐中华始祖的爱国情怀。
直到自白﹕“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
自况为直面人生﹑正视鲜血的猛士。
可见鲁迅并不冷而很热﹐而他的冷在于观察现实的冷静﹐他对中共亦有保留﹐只说﹕“目前革命的政党”。
但唯一的一点热也使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明快犀利的哲学”。而未能透视廿世纪风行的社会革命思潮。
中外文学史上大师之作都在说明﹕作家具有第三之眼﹐犹如登天之难。高手如鲁迅也未能审视自己已在共产意识形态的浸润之中﹐自囿于时代的局限﹐皈依马克思反倒不如没有主义。
马王爷有三支眼﹐因为他是神﹐所以洞察人世来龙去脉。
要求作家审视世界同时审视自己﹐才能摆脱自囿局限﹐获得天马行空般的观察宇宙与时空的真自由﹐夸张地说连自己宙视在内的第三支眼是近乎是神的眼睛﹐在鸟瞰人世。
这样的作家不会搞遵命文学﹐革命文学或文学革命﹐不可能被任何政治所利用﹐尽管他不回避政治。
这样洞察而脱颖的作品﹐绝不可能是﹕
时代的呐喊﹐民族的旗帜﹐政党的代言﹐民主的声音﹐自由的呼声﹐理想的爱情之类。
这样的眼睛﹐自会清醒地看到﹕“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记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
“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
“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文学﹐而是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作家也不是预言家﹐要紧的是活在当下﹐解除骗局﹐丢掉妄想﹐看清此时此刻﹐同时也审视自我。自我也一片混沌﹐在质疑这世界与他人的同时﹐不妨也回顾自己。”
“人类的行为如此费解﹐人对自己的认知尚难得清明﹐文学则不过是人对自身的关注﹐观审其时﹐多少萌发出一缕照亮自身的意识。”
因此﹐他说﹕
“人类的历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规律左右﹐盲目的流来流去﹐而听不到个人有些异样的声音﹐不免令人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正是对历史的补充。”
高先生有幸处于共产主义本质暴露的世纪之交关于第三支眼﹑审视自己的艺术方法论与哲学认识论是对美学实践与理论的空前的崭新的贡献﹐对真正的艺术家会有宝贵的启迪。有第三支眼始能审视自我而无我才不会偏执于自我﹐或家庭﹑阶层﹑民族以至国家﹐或偏执于作品中的主人公即所谓“偏心眼”﹐这也是高君因摆脱中国情节而被人误解的原因。
(引文见高行健受奖演说<<文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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