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0日讯】 每个共产党国家都有一套官方意识形态，如列宁主义、史达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北韩，这个官方意识形态是金日成的“主体思想”（Juchi或Subjectivity)。对“主体思想”的忠诚被列为北韩1972年宪法第四款，研究“主体思想”的“主体科学院”成为北韩社会科学的最高机构，官方宣传甚至说要把整个国家“主体化”。　　　　

“主体”的由来

“主体”这个词非金日成的发明，而是早就存在于朝鲜思想文化领域了。由于历史上朝鲜长期处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佛教和文字等等）和中国朝贡体制（朝鲜一直是中国的保护国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为止）的影响下，20世纪初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其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特性的维持一直是朝鲜民族主义知识份子担心的问题，尤其是在19和20世纪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上半期一些知识份子提出了“主体”的概念，用来和“依附”（Sadaejuui或Flunkeyism）相对应。“依附”不但指对日本殖民文化的顺从，而且指在封建时代由儒家学者培养起来的对中国文化的仰慕。总的来说是缺乏民族文化意识，不自觉地用日本或中国的视角来看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套用赛义德的观点，把这种“依附”叫做“朝鲜主义”。

“主体”和“依附”的对立在朝鲜革命时期有了新的意义。金日成是在中国东北起家的从来长期依靠苏联（连金正日都是在苏联出生的）。二次大战结束时北朝鲜是由苏联军队解放的，所谓卫国战争又是在中国和苏联帮助下进行的，除此之外，北朝鲜大量干部和军队都是从中国回去的，有的是在延安受的“革命洗礼”。战争结束后北朝鲜又是仰赖中国和苏联的支援才撑了下来。如果说连中国的毛泽东都一直不忘贬低苏联的支援，把中囯共产党的革命完全说成是独立发展的结果，那麽这个合法性和独立性的问题对于金日成就更加尖锐，几乎可以说是他最大的心病。因此，在50年代，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主体”和“依附”的对立就和朝鲜革命是独立的还是依附的这个问题联系了起来。金日成要用新的“主体”论来让老百姓知道他这个最高领袖不是由外国的刺刀扶植起来的，同时也为朝鲜革命在国际共运中争得一席之地。

金日成第一次公开提出“主体”的概念是在1955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把这个概念和政治独立和经济自足相联系，作为金日成式的朝鲜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宣布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概念的提出也和当时党内斗争有关。在同一年，金日成“粉碎”了党内以朴洪永（Pak Hon-yong）、李松玉（Yi Sung-yop）和朴日愚（PakIl-u）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一番血战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急于从理论上有所建树。

什么是“主体思想”？

金日成“主体思想”从50年代中期提出，经过不断“丰富、发展”到60年代下半期成形。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的是，金日成“主体思想”的中心竟然既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不是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而是人，如他自己所说：“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主人，是决定一切的主要因素。”。金日成的公子和继承人、“主体思想”的权威解释者金正日有这么一段北韩人家喻户晓的话：

“如领袖所教导的那样，主体思想建立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之上，即人是万物的主人，决定着一切。主体思想把人视为主要因素，从而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把人视为万物的主人，决定着一切，从而澄清了哲学的原则。

“人是万物的主人意味着人是世界和他自己命运的主人；人决定一切意味着在人改造世界和塑造他自己的命运中起着决定作用。主体思想的哲学原理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原理，它解释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

“领袖说得很清楚，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有觉悟、创造性和意识。作为世界的主人，人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因为他有觉悟、创造性和意识。

“领袖用觉悟、创造性和意识给人下了一个新的哲学概念，作为人这个社会动物最本质的特点。

“觉悟、创造性和意识是人的社会性，它们是社会地、历史地发展和形成的。世界上只有人才在社会联系中指导着自己的生活和活动。他只有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才能存在和达到目的。觉悟、创造性和意识是只有人这个社会存在才有的。”

一本在印度出版的由北韩理论家编撰的《金日成思想辞典》这样介绍“主体思想”的核心：“社会由人、社会财富和社会关系所组成。这里人永远是主人。社会财富和社会关系都是为人服务的。”

“主体思想”的实质

然而，人们不能循着通常的思路把这种对“人”的强调和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相联系。这里所说的“人”，决不是指个人，所谓“主人”也不是指人是自己个人命运的主人。如同在中国的背景下，毛泽东“世间万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决不是人道主义的表达，其真义在下半段话：“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对于毛泽东和金日成的这种论述，人们不能象西方学院左派那样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甚至把它们擡举到认为其渊源在黑格尔和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那里，写出洋洋洒洒的长文。

金日成和毛泽东的思想当然和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Idealism）和唯意志论（volunterism）看上去有类似之处，但其本质决不是什么哲学思想，而是由绝对权力滋养起来的自大狂（megalomania）。到这些人身上去寻找什么哲学传统和文化背景，是只有书呆子才做得出的事。至于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在北韩和中国的共产党体制下和人文主义对人的力量的赞美完全不是一回事，它不过表达了这些领袖要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把人驱使到极限以实现其乌托邦梦想罢了。否则，对人如此“高度重视”，这些饿殍遍野的国度的领袖岂不成了世界上头号人文主义者？

因此，所谓“主体思想”把人的精神、思想、觉悟和创造性放在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完全是出于要在贫穷落的朝鲜实施朝鲜模式的赶超战略和向共产主义的提前过渡。“主体思想”问世的同时朝鲜宣布结束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久又提出了在15年内赶超东欧社会主义小兄弟的计划，开展了“千里马”运动，制定高指标，打乱正常工作秩序，用军事化手段指挥经济，建立生产突击队，学校关门，把教师和学生驱赶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所有这些都和中国的大跃进不谋而合。

正是在金日成提出其“主体思想”的同一时期，“毛泽东思想”中那些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指导我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实用理性越来越被毛泽东的个人自大狂所取代，这种历史的相似性决非巧合。毛泽东相信“正确的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资力量。”这里的“正确思想”指的就是他自己的思想。金日成则有所谓“创造性”（Changuisong）一说，也指群众在他的思想指导下焕发出来的改造世界的力量。

“主体思想”的功用

回顾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发展的历史，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听上去虽然有些玄妙，实际可能是所有那些“理论”中最恶俗的一种。“主体思想”问世后唯一实现了的目的是为金日成的个人崇拜服务，把朝鲜人民流血流汗创造出来的物质成就都归功于金氏，如北韩《劳动新闻》所赞颂的那样：“您用双手清理了美帝发动的企图摧毁我们光辉建设成就的罪恶战争的废墟，在您的双手下崛起了无数的钢铁厂、机器制造厂、合作农庄、学校、医院和剧场”，“您，我们的领袖，能让鲜花在鸟儿都不愿栖足的荒岛和野山上盛开。”

“主体思想”的另一功用，如一些外国学者所指出的，是为北韩提供了一种神学，一种信仰体系。正如主体思想的另一个理论家黄长桦（前不久叛逃）有一次对外国学者所说：“只有被‘宗教化’之，主体思想作为一个哲学体系才变得完美”。北韩人民被教育说，只有不断地用主体思想武装自己，清除一切杂念，他们作为人才能变得逐步完美，最终达到和“主体”同一境界，在那个层次上其生命获得永恒的价值。没有“主体思想”的人生就象晨雾一样短暂而留不下任何痕迹。在这个意义上，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一样，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或哲学思想的掩盖下为其臣民提供信仰，而他们自己则是上帝。

“主体思想”还有一个现实功用，是为金正日接班搭桥铺路。小金1964年在金日成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文艺战线”工作，举办了一些有他父亲出席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之类的活动作为政治亮相，之后搞出了一些北韩模式的样板戏，为他父亲大搞个人崇拜，如《血海》、《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一个自卫队员之死》、《鲜花盛开的村庄》以及《摘苹果的时候》等等。

当“主体思想”渐渐成形后，小金便一手垄断了对这个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神学的解释权。60年代下半期，在他的建议下，朝鲜劳动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政治学习制的决定：党员干部除每天两小时用于政治外，每星期三和星期天举行学习和讨论，每年再集中一个月学习，主要是让干部们翻来复去地把他老子的那些“主体”概念背熟。他对其老子思想的解释和概括虽然对任何一个有起码理论修养和文法知识的人来说都有不知所云之感，但无人敢质疑他的权威。他还建立了“金日成同志革命史绩博物馆”和“金日成同志主体思想研究中心”，在那里树了一个他父亲的高大的铜像，并在全国普遍建立这个中心的分支作为控制干部思想的手段，从灌输主体思想入手培养干部，培植自己的人马。

小金1969年被任命为中央宣传与鼓动部副部长并于1973年升为正部长，同年出于党内一些元老的“提议”，在一次日程上原来并没有人事安排的中央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并被内定为金日成的继承人。其后他更是掀起了把“主体思想”（此时又叫“金日成主义”）渗透到社会基层每个角落，变成北朝鲜唯一的思想的政治运动。1974年2月上任不久，他在一次党的宣传教育干部全国会议上作了题为“为把金日成主义贯彻到全社会的党的思想教育活动中的若干紧迫问题”的报告。4月份他又发表题为“理解主体思想时的一些可能的问题”的谈话并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让我们更坚定地在全党和全社会树立这一个和唯一的思想”，另一篇题为“我们党的宣传和出版事业是把金日成主义灌输到全社会去的有力武器。”同年7到8月间，他主持了党的宣传工作积极分子会议，又作了题为“让我们从根本上改进和加强党的工作，强有力地开展把全社会统一在金日成主义之下的运动”的报告。

就是这样，“主体思想”又成了儿子为老子搞个人崇拜，进而为自己获得和巩固接班人的地位的工具。这种奇事只有发生在集一党专政、个人崇拜、神学政治和家族世袭为一体的古今罕见的共产党制度下。

──原载《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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