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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7日讯】 《“四清”札记》是李新收入本书的第二篇文章。文章一上来就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把做为文化大革命政治预演的“四清”运动，记在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账上﹕

“1964年的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会场不大，坐满了人。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心想，是谁做报告呢？这么严肃。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向旁边的问了一句话后，对大家说﹕今天刘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

“他讲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吗？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3分之1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呆在北京，什么情况千变万化，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周总理一下，然后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戛然而止。”

此时的李新已经通过吴玉章的帮助，调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到了10月份，他随研究所的“四清”工作队来到甘肃省张掖县的乌江公社东湖大队。

当时所谓的“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这是一场主要针对乡村干部的政治清算运动。它的主谋依然是靠着“引蛇出洞”的“阳谋”来捍卫自己的神圣独裁的毛泽东。利用《桃园经验》来争上游的刘少奇与王光美，所充当的只是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的角色。据李新介绍﹕“‘四清’以桃园经验为榜样，不但不相信村干部，而且也不相信群众，进村的时候不开群众会，先搞秘密串联，搞得很神秘，竟像在白区工作一样。……工作组的权很大，可以任意隔离审查（等于逮捕）；可以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1965年1月，在全国农村发生不计其数的人命大案之后，毛泽东才亲自出来收拾局面。他主持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二十三条》，一方面遏止了“四清”运动中任意草菅人命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野蛮圣战，另一方面又把下一轮的圣战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人。刘少奇对此却并不觉悟。

——作者为北京作家、评论家(//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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