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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7日讯】被人强奸，傻女有了身孕﹔家人报案，公安机关理当立案明察。可在侦查时，公安机关竟然仅凭智力严重残疾的傻女信手一指，何鑫敬、朱永生、王平仁就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

刑拘、逼供、批捕……六个多月后，一纸“变更强制措施”书，人又被放了。而这一“放”，就是八年，其间，王平仁背着“黑锅”冤死﹔朱永生生活穷困潦倒，儿女离他而去﹔何鑫敬苦苦抗争，八年上访却难证清白之身……

今天的法制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八年蒙冤谁还清白》，发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新湖农场的这一案件，读来令人倍感沉重。

傻女怀孕无人认

1992年9月，距乌鲁木齐一百五十多公里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新湖农场三分场八连女工刘英(化名)发现18岁的大女儿丽丽(化名)腰身变粗，动作笨拙。已有3个孩子的刘英吃惊地意识到女儿这是怀孕了。

丽丽一岁时，因病造成脑瘫后遗症，成了智力残疾人。18岁的她仅能说简单的短句语，数字只会数1、2、3。

傻女怀孕让刘英、陈大(化名)夫妇感到愤怒和丢脸。问丽丽是谁欺侮了她，丽丽不知道。同年10月下旬，陈大夫妇在一家个体诊所给丽丽做了人工引产手术。

刘英“认定”是单位里60岁的单身老汉李某强奸了女儿。带着女儿去找他，并提出给1万元赔偿金私了。结果因“价格”未谈妥，刘英到新湖总场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拘留了李某，因证据不足，且有“索赔”情节，李某被保释回家。

尔后，刘英又到派出所报案，提供了包括邻居何鑫敬、朱永生、王平仁在内的七八个嫌疑人名单。警方传讯，均遭他们否认。

案情恶劣，引起上级重视。农六师公安处责令负责管辖的芳草湖垦区公安局尽快立案、破案。

1992年12月5日，芳草湖垦区公安局副局长周大才，派人将丽丽带到乌鲁木齐市作精神残疾司法鉴定。鉴定结果为：1、精神发育迟滞(属四级智力残疾、重度)。2、对两性性行为无实质性辨别能力。受害方是精神残疾病人，又无其它任何证据，办此案自然有难度。但上级要求尽快破案，于是警方决定：让丽丽指认强奸人。

呆滞一指定罪身

在正式指认前，警方专门为丽丽做了模拟实验。由派出所女民警高志军指导刘英，慢慢启发丽丽讲出是谁强奸了她。她们多次启示，让丽丽说“谁摸过她?”尽管丽丽发音不准，吐字不清，但还是说了张三、李四、王五等七八个人的名字。

为进一步确定丽丽是否有指证能力，警方又搞了第二次模拟指证实验。公安人员指着丽丽的舅舅、弟弟问：“是不是他们强奸了你?”丽丽摇头一一否认。据此，办案警员认定傻姑娘并不很傻樊栝g□□怯执□炖隼鲎隽舜罅康南殖≒溉涎盗贰□
1993年4月27日，办案民警决定在八连会议室进行指证。时值春耕大忙季节，指证定在晚上22时，警方要求所有男职工参加。而实际上全连七八十名男职工只有29人到场，原因是害怕傻女“乱点鸳鸯”引祸上身。

在副局长周大才、刑警赵常河等在场的情况下，22时30分左右，指认开始。此时，曾担任过分场保卫干事的何鑫敬站起来说：“你们让神经病指认是违法的。”这时一名警察过来打了何两个耳光，命令他坐下，不准干扰办案，何鑫敬只得服从。

丽丽坐在会场最前面，眼神呆滞，不时咧嘴傻笑。当她按照民警高志军的命令站起来指认时，整个会场内的空气凝固了。丽丽伸出手指向人群，指了一个就坐下，高志军又将她拉起来，丽丽又指了一个，又坐下了，高志军又将她拉起来，让她再指。就这样丽丽先后指了朱永生、王平仁等8个人，第7个是何鑫敬。

4月28日上午，何鑫敬和王平仁到新湖派出所申辩自己被傻女误认时，办案人员将他们赶出派出所。有人劝何鑫敬逃走，可他不干，他说：“跑了，就更说不清楚了。”当天晚8时，何鑫敬、朱永生、王平仁被刑拘，关进了看守所。

泪如滴血谁人知

1953年4月29日，何鑫敬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初中毕业应征入伍在新疆服役。1978年复员被分配到新湖农场工作。他先后当过保卫干事和监狱干警，后调入八连当农工。

刑拘当晚，何鑫敬就惨遭同囚室人的毒打，让他供认强奸罪。他大声哭喊“救命!”

第二天一早，办案人员开始提审他，他哭诉自己被冤枉，说啥也不承认。昨夜毒打后的全身疼痛，蹲着马步时满身出汗……也没使何鑫敬“招供”。累了一上午的办案人员吃午饭去了，一位年龄较大的值班人员给他端来一杯水，又帮他调整了一下被铐在办公桌腿上的身体。何鑫敬流着泪不停道谢。下午，休息好了的办案人员又继续重复上午的一切。19时左右，何鑫敬开始“认罪”，遵循着办案人员的审讯思路。

办案人员说：“你要是一开始就承认，也不会受苦了。”

审讯完后，何鑫敬被送进2号囚室。一位办案负责人专门叮嘱同囚室关着的其他人：“你们谁也不能动他，否则你们自己要倒霉。”

吃着民警送来的馍馍，喝着开水。一天没吃东西的何鑫敬想起了今天是他的生日，想起了妻子、想起了两个女儿和往事……

何家与丽丽家素有旧怨。但何鑫敬没想到自己会被指认。 1993年5月8日，何鑫敬被芳草湖垦区检察院以犯强奸罪批准逮捕。

两个多月后，垦区检察院提审何鑫敬，何一进审讯室就喊冤翻供，并向检察院展示了身上的伤痕，哭诉遭受的冤屈和痛苦。检察官劝导他，要坚信法律是公正的，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自这次提审后，再也没人提审过他。1993年11月10日，被关押了197天后，何鑫敬被垦区公安局释放。

与何鑫敬的遭遇一样，朱永生也是先在公安局“认罪”，到检察院提审时再喊冤。王平仁最悲惨，被通知释放时，他正在垦区医院抢救。何鑫敬被放出后就去医院看望王平仁，昔日体格健壮的他，如今是面黄肌瘦，背部已大面积溃烂，胸部伤痕累累。

一周后，何鑫敬和朱永生到20公里外的看守所索要释放证明。一位负责人称办事的人不在，让他们以后再来。无奈中，他俩花了60元钱，请这位负责人吃了顿饭，这才拿到释放证书。证书上写着经“改变强制措施”予以释放。

黑白不清苦家人

“出事后，真苦了我的妻子和女儿。”何鑫敬悲伤地对记者说。

何妻，黄梅(化名)在新湖纺纱厂工作。何鑫敬被抓后，她就成了“强奸犯的老婆”。“嫁给这种男人，真丢人!”“她老公会干这种缺德事，她也不会是好东西!”……人们的指责无疑是在黄梅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她不敢出门、不敢上班，精神几乎崩溃，成天以泪洗面，不久就被厂子除名了。

9岁的大女儿荣荣，常常哭着问妈妈：“妈，小朋友都骂我是强奸犯的女儿，不跟我玩。”“啥是强奸犯，爸爸是强奸犯吗?”……

何鑫敬释放后，仍背着“强奸嫌疑”，连队就不安排他工作了。为了生存，夫妻俩东借西借凑了些钱，到几公里外的场部租了间破土房，在集贸市场里摆摊，卖些便宜的小百货。

朱永生那年50岁，是个孤儿，没上过学。70年代，老实木讷的朱永生经人介绍，在农村找了个姑娘。妻子虽然个头儿矮小，但个性泼辣，能持家。俩人生有一儿一女，家境虽然贫苦，倒也和睦。

朱永生被抓后，妻子一气之下，带着孩子跑回农村娘家，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朱永生被放回后，去求妻子回家，妻子不肯。他又想与妻子同住，妻子和孩子嫌他名声不好，不让住。无奈，他只得一个人回到连队。可事情没有解决，连队不给他安排工作。没了工作，也就没有了生计的来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朱永生只好求别人，帮别人干点儿活，不求报酬，只求给口饭吃。就这样，朱永生一个人苦熬了几年。实在熬不下去了，他又去求妻子收留他，顾念多年的夫妻情份，妻子最终同意了。但儿女却觉得丢脸，儿子跑出去打工，至今不知在何处﹔女儿去了妻子的河南农村老家。

记者找到朱永生釆访那天，正遇上老两口把家往一个没人住的破土屋里搬。一问原因，是因为没钱付房租，房主不让住了。

王平仁被抓那年，刚结婚一年多。妻子刘珠(化名)是个宁夏姑娘。结婚后，小两口的感情挺好，王平仁从不让妻子沾手他承包农田里的活，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刘珠一直很庆幸自己找了个好丈夫。王平仁被指认成强奸犯，刘珠死活不相信会有这事。当她得知丈夫被放出来去见他时，却是在医院的抢救室里。见到妻子，王平仁用微弱的声音说：“相信我没干过那事。”望着没了人样的丈夫，刘珠泪流满面：“我相信你!没事了，以后日子会好的。”谁承想，这竟成了他们夫妇俩永久的诀别。二十多天后王平仁离开了人世。

王平仁一死，芳草湖垦区公安局立即来人，催逼着刘珠将王平仁埋了。

丈夫承包的地，由于她不会干，结果到年底时，不但没收入，还倒欠了公家钱。丈夫住院抢救也欠下医疗费。为了还债，她只得将房子卖了。没了住处，在农场又没任何亲戚的刘珠呆不下去了，只能去投奔百公里外新疆沙湾县的一个远房亲戚，帮他家干活。稍一有空，就跑回农场，与何鑫敬一起去上访。

告了几年没有结果，老在远房亲戚家住也不是个事，她决定去学裁缝，有了手艺，挣些钱再去为丈夫申冤。跟师傅学裁缝，是没收入的，吃的粮油和日常一些开支还得靠远房亲戚给。

八年风雨讨公道

何鑫敬从看守所出来后，调养一段身体就开始上访。垦区公安局、检察院、农六师师部、乌鲁木齐、兵团有关部门，八年多来，他记不清跑了多少部门……

前些年，朱永生、刘珠还与他一起跑。后来就何鑫敬一个人跑。他欠了一屁股债，有借无还，人家不愿意借了，没办法他就摆摊挣钱、省吃俭用挤出钱上访……

如今，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一名公安局领导已退休了，另一个主办案子的人，当上了垦区公安局的领导。找公安局，公安局说，是检察院批捕的﹔找检察院，检察院说，是公安局报的案。何鑫敬被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八年来，就是因为《释放证明书》上的“改变强制措施”6个字，使何鑫敬、朱永生没了工作和口粮的供应。

时至今日，对于何鑫敬、朱永生和已死亡的王平仁来说，到底是不是有罪，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关键是在未定罪之前，他们是否享有公民权利和正常人的生活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其中取保候审是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提供保证金(保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不逃避侦查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监视居住是司法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离开指定的区域，并对其行动加以监视的强制措施。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解除上述强制措施，应通知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

对为什么不依法解除何鑫敬、朱永生的“强制措施”的问题，芳草湖垦区公安局的一名领导说：“此案后来变更的强制措施是‘取保候审’。这个案子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一起办的，不应由公安机关单方面撤案。”芳草湖垦区检察院王多荣检察长则说：“这个案子当年报检察院后，我们曾退侦给公安局3次，要求补充证据。公安机关对此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认为犯罪事实成立，再移送起诉，要么认为证据不足，撤消案子。”他还说，案子不明不白地拖了八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我曾多次带着检察院控申处的人员找过垦区公安局。我个人也单独找过公安局的领导，请他们赶快撤案，但他们认为这个案子不能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法制处一位负责人认为，若公安机关只决定变更强制措施，而不指明变更成哪种强制措施，这种的强制措施应视为撤消。

农六师政法委副书记张新彦说：“这个案子拖了这么多年，是毫无道理的。”并表示将尽快协调有关各方解决。

据了解，此事已引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法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法委的关注。

2001年3月20日，何鑫敬、朱永生和刘珠来到乌鲁木齐市法律援助中心请求帮助。了解到3位当事人的现实困难，法律援助中心当即决定由新疆天圆律师事务所指派三位律师分别为三位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3月26日，康建长、余长春和赵金鹏三位律师已赶往芳草湖总场开始工作。

此案，最终会如何解决，相关责任人是否会得到应有的处理?何鑫敬等人能否讨得公道?法制日报将予以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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