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高深的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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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6日讯】 “文化”近几年来成为“热门”，不同专业的人们以各自的知识背景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对正处社会转型期的种种伴生社会文化现象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和批评。这些文化评论对我们超越自身的专业和知识背景限制、更好地了解我们生活其间的“社会生态”，无疑大有裨益。不过，几成“流行”的文化评论之现状，却又有着不容忽视的缺欠。在当下林林总总的“文化评论”流派中，“大众文化批评”是最引人注目、自然影响也最大的流派之一。
“大众文化批判”派以战后在美国最终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为思想理论基础和分析批判的武器。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通过对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分析，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认为大众文化以科学技术为载体，利用各种传媒，使“文化”成为一种“标准化”工业生产的商品。这种以商品行销为目的的流行文化的大批量生产已经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制造、左右人们的口味、情趣乃至习性，使人变成一种没有思考能力、没有意义的“平面人”、“单向度的人”。其中隐含着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意义，他们进一步指出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体制中，“大众文化”成为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主导者和宰制者。由此，他们对大众文化作出了激烈而深刻的批判。
当社会由“计划”走向“市场”的时候，必然也会有某些“文化”走向市场，会产生、出现流行文化及其附生现象。这样，我们的“大众文化批判”派便顺理成章地把“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社会流行文化的批判原封不动、成段成章地拿来作为“批判的武器”。他们猛烈批判市场经济使人“物欲横流”，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他们没有或者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深思“大众文化”的意义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中与美国是否完全一样；在我们的具体历史环境中，人文精神究竟何时、被什么又是如何被“遮蔽”的；究竟是什么把人变成没有思考能力、否定人的意义的“单向度的人”。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中，长期以来恰恰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控制模式对人实行了最彻底的控制和最根本的否定，与这种体制相适应的，就是“文化革命”那样高度的文化专制，即所谓“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专政”。这种理论落实在行动上，就是几亿人民在十年内只有几部“样板戏”可看，只有几本《金光大道》可读。正是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合，使人成为没有自由、没有思想、没有自我，确如螺丝钉一样的“单向度的人”。因此，恰是在对这种给人民和国家带来极大灾难的社会结构的反思，才有现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恰恰是市场经济及派生出来的一些如画廊、音像公司、消遣性小报等等，使原来的政治性宰控略有松动，在原来高度一元的板结中开拓出了一个小小的另类空间，为“多元”打下了小小的基础……所以虽然同是“市场”，但在中国的语境中和在美国的语境中意义却是非常不一样的。
其实，原产于三０年代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本来是对法西斯主义、史达林主义进行批判的一种政治批判学说。在二战前迁往美国的“法兰克福”思想家们在战后发现，在高度民主的美国社会中各种政治批判都可以畅所欲言，但这个社会却稳固如初。他们认为，使之如此的原因在于一种“文化”的统治，因此把批判的矛头和重点转向“文化批判”。
他们的分析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紧贴社会现实、从现实中“提问”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和立场，恰是中国作“文化批评”的“法兰克福”所没有的。他们不是从中国的现实中发现问题，而是偷懒省力地把美国的问题当作中国的问题。其作用和意义，与在美国语境中恰恰相反。不是向“主流”冲击，反而帮助“主流”压制“支流”。他们似乎非常“高深”，其实却是一种怯懦的“躲避”。
──原载《问题与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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