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戈 :“贫民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

火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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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2日讯】

要分清“贫民政治”和“现代民主政治”

为现代民主而奋斗的人们,在认识上有需要分清楚“贫民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区别。否则,尽管主观愿望很好、积极性很高,手段和目的的不一致,也会导致南辕北辙、事与愿违的后果。具体而言,如果“贫民政治”传统思维,又在民主运动中居于上风,且起主导作用,那么,这场民运最终也会重蹈覆辙──即便取得“胜利”,亦不可能名符其实地建立民主制度,而只能是重复专制统治的恶性循环。

回顾“贫民政治”的经验

这决非危言耸听。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自辛亥革命至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胜利”之后半个世纪的实践──,都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所领导的“红色革命”,更是典型的例子──中共同国际共运的其他共党一样,起始的主观愿望与革命理想没有什么值得怀疑;但因采用了传统的“贫民政治”性质的革命手段,它不仅没有达成革命的预期目的,反而使得原有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严酷。它使得民众长期苦难、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贫民政治”由来久远。以往的奴隶暴动、农民起义、被奴役民族的反抗、产业工人反资本压榨的暴力革命等等,所采取的都是一脉相承的、“贫民政治”的手段。由于统治者施加残酷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夺,而且斗争又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采取密谋活动与暴力手段,毋宁是合乎情理的、正义的,甚至可能是理所当然的唯一选择。也就是说,这种“贫民政治”斗争方式,是人类处在半文明时期的必然产物,也可以说,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政治文化、近代传统党文化在被统治、被奴役的弱势一方的既定反映与体现。这种被传统意识定性为“造反”的行动,是由下层成分发起的。它们只有尽力动员民众的暴力参与,才有可能推翻统治者,而达到造反的目的。至于造反成功后由谁来代替原来的统治者去治理、如何治理,那是以后的事了,或者仅是头领们考虑的事情了。这便决定了“贫民政治”是破坏性特强、而建设性不足的“先天不足”特征。

贫民政治的本质

由此可知,破坏性强、推崇暴力、崇拜英雄人物(领袖,权威)、秘密性活动、“铁的”纪律与轻视人的个体生命尊严(尤其对低层“小人物”)而动以打杀(酷刑,处死)、流民传统习性(如地方观念,宗法观念等)承袭与惯施权谋权术、森严的等级制观念(如讲究“论资排辈”,计较名次、座次等等)以及闹内部无原则纷争(即“窝里斗”)等等,均是“贫民政治”实践中屡见不鲜且难以根绝的陋规恶习。“存在决定意识”,人类社会从原始野蛮走向半文明状态,这种现实文化存在,决定了这样的“贫民政治”。科学的态度是,勇敢地面对它、承认它、并创造条件改变它。这是现代人类走向文明的历史性任务。而当代进行着的人权、民主运动,则努力奋斗,为此添砖加瓦。由于当代人们的努力,那栋高扬着人权大旗的现代文明大厦,定会建成。可见,拥有成熟的文明思维的当代人类,无需再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驱使亿万人民以“贫民政治”的方式、为之流血牺牲就有可能达成民主政治。

贫民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差别

阐述至此,“贫民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的不同性质的内容应该可以清楚地给予总结了﹕现在人们为人权、民主大业而奋斗的方法(手段),是以现代民主政治的既定方式进行的,而不能再承袭“贫民政治”那套过时的传统方法、方式。这当然决定于现代先进文化的存在,而非某一天才学者或领袖权威凭心血来潮的“创造”。决不是的。

在“后极权主义”阶段的今日还有人热中贫民政治

我们所处的社会已进展到“后极权主义”阶段。世界冷战业已结束。科技发达到了电子资讯时代。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深得人心。各地区残存的极权专制国家已成“秋后蚱蚂“(尽管其表现是那么“悲壮”、激怀)。苏、东巨变的示范似远航的灯塔。戈巴契夫、哈维尔思维早已显出无比威力。而“理性、公开、合法、非暴力”等现代民主政治的策略原则已成为时代的共识。──尽管如此,却还有一些民主运动者,仍然“闭目塞听”地坚持“贫民政治”的传统手段(举措),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义啊!

虽说这确实让人难以思议,然而,却是它却是真真实实的一种存在。对此,或许有人以为是“无的放矢”。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些事实,看看是否如此。

民主运动中贫民政治的运作和后果

1998年间,王有才等不失时机地公开提出“组党”这一妙着,一下子拨活了民运全局──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实际形成的“政治反对派”队伍的随机亮相,使民运形势空前改观。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难得的政治局面,却使一些人发生错觉,从而着手正式组党,致使遭到急速的镇压,让刚刚出现的政治势头(即冲击党禁的势头),发生逆转而落潮。

接着,一些人士又转为秘密组党,采用化名入党等等搞地下党的那套传统举措,致使“民主党”组织无民主(化),组织之间与成员之间,均只能“背靠背”而不能“面对面”地公开来往,完全陷入地下状态【注】。有些人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制造”所谓声势,就搞名不符实的虚构组织,打出“民主党XX地区委员会”、“民主党XX地区党部”的,等等。紧接着,就以这类“党组织”的名义,发宣言、发声明、发通报、发抗议……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类宣言、声明等,均是几个人或某个人的产物。况且,这类文字作为组织资料而显得质量欠佳,往往在所难免了。

据了解,有些组党人士的本意,是想通过组党以拓展活动空间。然而,其结果反而缩小了生存、活动空间。本来还可以采用真名实姓地发言、行事,现在,却只能使用化名或者署以虚构的组织名称。这样一来,就让自己承受了更多的政治上的打压力度。同时,一些人士总想搞一些“点火”发动民众、造成“燎原”之势的壮举。于是,处在城镇的,总是谈论如何“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而身处乡村的,老是打算如何进入城市,“开展”民运活动。凡此种种,其思维动态总处在“制造”惊世事件的迷幻中。民运中的这种“格瓦拉现象”,始终是毫无可取之处的“纸上谈兵”。它受到应有的批判与抵制,是理所当然的了。

以上事例,从现代民主政治角度看,均属荒唐十足的蠢举。但以“贫民政治”看来,却是“理应为之”的事,是“不错的”、“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值得大家效法的”。

为了同一目的,思维与实际举措截然相反

这里,实质的分歧在于﹕虽然为了同一目的在做事,但两者的思维和实际举措却截然相反。

例如,同样要作民众工作、同样强调唤起民众、发动民众,但是,前者着力启发与提高大家的公民意识、法制观念、普通的人权、民主觉悟,尽力发掘潜在的民心与社会良知,使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公民价值与责任心,自觉地以公民应有的姿态从事个人或集体的各项社会政治活动,敢于以各种文明方式抵制、批判特权丑恶的、非民主的、非政治的、蔑视人权、人道的种种不义政治行为,尤其对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这类行政性质的“流氓行为”,持坚决说“不”的态度。像当年的印度圣雄甘地,像萨哈罗夫、哈维尔、江棋生等那样,充分运用“无权者权力”、进行“反政治的政治”活动,致使不义的“后极权主义”当局从道义上、心理上,见之生畏、闻而胆战。

贫民政治的末路

事实已经证明,着重从下而上而下的反复“磨动”等民主实践,能够最终结束极权专制,从而实现民主自由。然而,面对“后极权主义”的现实,后者却仍旧采用传统的结社、结党(只能“黑箱作业”的金字塔式结构组织)方法,从事不能公开的地下工作(为此,必须制订相应的“铁的”纪律),以便进行煽动式的发动民众,搞对抗性的群氓运动(如不择手段地力行以推翻原政权为目标的种种具体举措,以至主张武装斗争,等等),也即主张传统的革命斗争,且为此而做种种重叠工作,如提倡“造反精神”,呼喊“打到共产党”、“吊死共产党员”之类的口号,或张贴、散发此类标语、传单等等。总之,“以暴易暴”是这后者一以贯之的特点。

现在,他们尽管也提“以非暴力为主……”,或提“力争和平变革,但保留革命的权力”等等,其实,他们万变不离其宗,只是说说而已。当年马克思、列宁等亦是这么说过的,且论述得颇合逻辑,看似几乎无可非议。其实呢,都是理论脱离实际的空话,没有丝毫的实际指导意义。

现代民主政治的特性与本质

可见,前者是属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新思维,亦即“二合出三”的双赢思维;而后者则是过时的“贫民政治”思维,即局限于“一分为二”哲学的对抗性思维。这两者是红、绿分明的,在概念上没有任何重叠之处。可是在现实运用中,不少人却混淆不清而大犯其难──每当民主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或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时,就会对“理性、公开、合法、非暴力”等原则产生疑问,进而丧失信心,认为这些原则不管用,在实际“对敌”中行不通。还有更多的人只是口头或理论上承认之,在实际行动中却否定之。津津乐道于“贫民政治”者,就属此也!他们总以为这些原则仅供宣传策略之用,即只管“说说好听”罢了(意为“迷敌”之用),而在实际中还是“硬碰硬”、“以牙还牙”那套“革命手段”管用,或者“来得痛快”。然而,由于现实操作极端困难,他们大多停留于空谈而成为“口头革命派”,在实际上无所作为。

相反地,前者坚持现代变革思维,从我做起,坚持说真话,过真实的生活,作切实的事,不推卸责任,等等。这看来“起点很低”、很平凡,但要真实做到,却很不容易,但很管用。所以,真正有志变革社会的人们,必须如此,旁无选择,这里,既没有捷径,也不容取巧。应当强调的是,只有如此做人,才能凸显人格力量,才能精神无敌,才能成为社会良知的体现者。可见,这应是每一位持不同政见者的基本功,是缺少不得的。后者中自然不乏人格高尚的硬骨好汉。但由于手段与目的相悖,在关键时刻总感底气不足(除少数者例外)。

民主政治的典范──哈维尔和曼德拉

这里所阐明的是,现代民主政治与“贫民政治”不仅只是战略、策略上的分歧,它们还有根本的不同之处,如真实动机与目的性、人生处事哲理与伦理价值观念,等等。古人云﹕道不合,不与谋。民运队伍中照样存在“同路人”。那么,该在什么路口分手,就只有走着看了!

好在,我们的时代已为大家提供了两种典型人物──一位是5、60年代的切.瓦格拉,一位是7、80年代至今的瓦.哈维尔。格瓦拉无疑是“贫民政治”型的大英雄;而哈维尔,自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卓越大师。同时,多彩的时代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位从前者转为后者的典型人物。他就是纳.曼德拉。他先是前者的英雄,又成为后者的大师,实在难能可贵。笔者诚盼那些持“贫民政治”观的同道们,像亲爱的曼德拉那样,能够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前进。这就是笔者著文的目的。但愿不会徒劳为幸!(2001年4月18~20日,于重庆红岩村)

着毕,夜已深。开门步至阳台,唏嘘着凝望星空,心潮渐渐逐起﹕“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总护花”!

以此,回答如下责难、劝阻﹕“为何执意要着写这种得罪人的吃力不讨好的文字呢”(4月21日凌晨2点多钟)

【注】笔者不是“合法主义者”。我只强调“游击队”不宜穿正规   “军装”、“游击区”不应打“阵地战”这样的常识与理由。

──原载《民主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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