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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人曾以各种方式寻找过中国共产党。下场各有不同。张志新是一个特例：已经有十几年党龄了，还要“找党”。那是我1980年在她的挡案里看到的。不管审讯者问她什么问题，她老是说：“我要找党”，“我要找党”。。。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但这四个字内心独白却并不错乱。她对于那个党的怀疑，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现在她成了反革命，就因为文革使她认清了毛泽东﹐知道这个党走到邪路上去了。“她找党”的结果是找到了死亡。

问题是当张志新被割断喉管的时候，还有那么多中国人敲击党的大门，要求加入。那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五十年代以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非要加入共产党不可？年年写申请，月月写（思想）汇报，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1986年，成都和重庆各有一位中学女教师被批准入党。那是多年夙愿，应该是大喜事了吧？可是两位老人回到家中，却不谋而合地都对儿女保起密来。因为她们心中有数，儿女的反应必是“这都什么时候啦，你还入那个党！”那确是当时青年中间相当流行的舆论。

但是又过去了十几年，那个党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还在首都创造了杀人的历史纪录，现在大学生中入党居然又成了热门！党永远在“成长，壮大”！可怪就怪在党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又同时在不断萎缩，退化。六千多万党员，十几年不交党费、不开会的占多数。又有多少不认为自己是党员，不记得自己入了党，宁愿自己当年没入党，或者已经事实上退了党的呢？

1989年以来，世界上有十来个共产党已经丧失了政权，中共独安然无恙。谁都知道，它那政权是靠政权本身维持着的。这个党实际上也就是一部国家机器了。没有军队和警察，各级政府还能存在几天？而没有党政官职带来的各种好处，又有几个人还愿意做党员？没有国库的银子，各级党委恐怕连一个月的水电费都交不起。

我说“寻找共产党”，一个意思是：共产党的主体已经只有干部，不当官、不吃俸禄的党员已经不多了。第二，真正执著于其党籍的党员，有两种。大量的，不是进了牢房、尚未杀头的贪官，就是已经被“双规”或者可能被“双规”的官员。但在另一个极端上，也能找到珍惜其政治身份的共产党员，他们想尽其所能地减轻些百姓的痛苦。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这后一种人今天是太难了。一个干部若要保住清廉，不但要顶得住各种诱惑（商人最近为“包二奶”事辩解时说，“在，女人就往你怀里掉！”），还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上级、下级和老婆孩子都把你朝相反的方向推。难免要得罪人，遭人猜疑、嫉恨，那就说不定有职业杀手等着你呢。

中国共产党从来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组成的。光说知识分子和农民两大来源，还不够确切。知识分子中也有康生、陈伯达这类恶人；农村出来的，也有胡耀邦、黄克诚这样的好人。界限也许在：是从爱还是恨出发；是为他人谋解放，还是只图个人翻身、发家和掌大权。王震和李先念是后一种人的代表。对中共不幸的是，后一种人总是得势，总是吃掉前一种人。但是没有前一种人，中共能维持其统治到半个世纪又是不可想象的。

到了八十年代，这种人就成了改革派。几年前国内一家报纸就提出个问题：改革派怎么不见了呢？在倒还在。如今，赵紫阳在软禁中安度晚年。鲍彤在事实上的软禁中饱读群书。田纪云孤掌难鸣。朱厚泽，胡耀邦真正看对了的一个人，中宣部最好的一个部长，知识界目为中国未来的戈尔巴切夫的，在两次被罢官（胡下台，他也下了。不久被赵启用为全国总工会实际上的一把手，半年后又罢官）后，作了一阵国土工作，许是已退休了。邓小平迟迟不走，完成了最后一大贡献：把很多尚能有所作为的人不是拖老就是拖死了。但是共产党人多也有多的好处，毕竟还是有抱定革命理想入党、幸免于历次清洗而又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在。他们勉力而为，尚能维持管下的一小块净土。

党内的好人，忠于理想的人，从来都被视为异类，一一予以清除，却又老是除不干净。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个新趋向是凡因政治原因被打倒者，反得到民众更大的支持。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势头，可以鼓舞人去同黑暗势力作斗争；党的领导人有远见的话，本可借此潮流扭转中共历来的痼疾，使正气得以抬头。湖南岳阳市副市长殷正高，八十年代末期搞了一点政治改革—让市政府各局领导定期在电视上接受民间代表的质询，使那些官员很难堪。殷又因揭露市长贪污惹了麻烦，结果是被借故撤除了副市长的职务。想不到被激怒的市民涌上街头，两三千人连续示威，要求殷正高复职。此事发生在1988年年底，为建国以来所未有，成了几个月后天安门运动的先声。若不是“六四”的话，殷正高多半也就胜利了。但是重要的恰是：殷正高虽未复职，仍然是一个胜利者，因为自那以后，拥殷运动汇成强大潮流。一方面，殷正高从商，人们纷纷给以协助，同时不停地要求他官复原职，力量强大到一个新市委书记上任前竟把殷的复职作为一个前提条件。但在旧势力抵制下终未成功。这已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了。

这个故事证明，无意改变毛、邓时代的与人民意志背道而驰的一贯路线。而正是这条路，把中共引向今天的颓势和已经在望的败局。

无论从组织上或思想上说，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已经出局（很多人在八十年间已被残害），就是心存异见，已经或正在另觅他途。中共对中高层离退休干部的收买政策和整个社会的腐烂、衰颓气氛，使一些本可有所作为的人也退缩不前了。九十年代是继文化大革命后中共的第二个解体过程。俄国变天之后，还有几个共产党，在议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共继续衰败下去，一旦政权易手，人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会是“寻找共产党”，不过这一回将不是投靠，而是算账了。单是“六四”和镇压这两笔账，它就难以招架。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吃俸禄者，恐怕至少在道义上不能不分担一份责任。至于满朝文武，更难辞其咎。到那时，中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能有多大影响力呢？有理想、有抱负的共产党员，恐怕现在就该考虑如何同江泽民集团划清界限，另立门户了。不会对所有共产党人复仇，那是绝对不可取的。但罪犯例外。罗干之流要犯，逃到天涯海角也未必安全。海外遍地皆是的中外法轮功学员，头一个要“寻找”的难道不就是阁下吗？不过也不是毫无出路。改邪归正，今日亦未为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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