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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29日讯】

（一） 合者的用心

《众说纷纭“爱国贼”》一文的开篇，是旷新年的《从王婆到新自由主义》，全文如下：
“从‘爱国贼’一词的发明可以看到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妖魔化功夫真是到了家了，也可见差一步就要打出‘卖国光荣’的旗帜来。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有那麽多的爱国运动？只是因为中国的统治阶级成了卖国阶级，国将不国了，才有那麽多志士仁人起来抵抗践踏中华民族的西方帝国主义和出卖国家利益的反动统治阶级。如果自由主义连这一点历史知识都没有，那麽他们就明明白白挂出‘卖国光荣’的大扁来吧。其实，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要挂这块扁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中国没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没有什么市民阶层，市民社会，也没有什么资产阶级，中国只有寄于于殖民主义垃圾里的买办阶级，从鸦片战争以来，随西方‘自由贸易’在中国孳生的就是这么一个有奶便是娘的西化阶级。这个现代的王婆缺乏一个基本的民族立场。这个阶级在90年代以来快速繁殖，但是他们的利益是和中华民族根本对立的，这个阶级除了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学到了‘利益最大化’的贪婪，没有其他。他们没有任何道德、任何原则，当然也不会为中国带来什么自由民主，他们随时准备着出卖中国的利益。”

接下来是胖新的《祝“爱国贼”们愚人节快乐 》与任不寐的《爱国贼批判》。然后是貌似中立实则偏袒爱国贼的veron 的《警惕“爱国贼”的概念暴力！》（修订本）。再然后就是数段对胖新和任不寐的辱骂：
“xujiankan：居然会有人一天到晚‘忧美忧欧’，难怪中国历史上那麽多汗（应当是“汉”——杨注）奸伪军。”
“Xujiankan：请看看当代自由主义者的真面目吧？胡适真是比他们强多了，再怎么说，胡适还不至于如此吧。自由主义一代不如一代，现在沦落到比周作人还不如。”

“xujiankan：胖新、任不寐这样的人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在战争年代。”

往下是巴赫的《从“爱国贼”一词的发明可以看到的》，全文与旷新年《从王婆到新自由主义》一字不差。
再接下来是余暇的一段话，用以引出我的《爱国贼》一文。余暇说，他看到了我的《爱国贼》，但“‘爱国贼’这个词不通。它容易被卖国贼利用。那些王八蛋，一听说没有卖国贼这称号，实在会舒心得如同六月里喝了雪水”。除了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引用的胖新、任不寐和我的文章之外，只有这位余暇先生的话是没有爱国贼气息的。但把整篇组合文章综合起来看，组合者也是为了驳斥我们这些“卖国贼”才把它编进去的，包含了把余暇骂真正卖国贼的话用到我们身上的祸心。可以说，余暇先生的话是被组合者强奸了。

在我的文章之后，组合者用一段完全是黄口小儿骂人的话结束了这篇组合文章。一个化名yangzi的人再次引用了我文章中的一段话，然后他说：“小子，你不错，明天我就扇你一耳光，比你爸好吧，他常打你，我才打你一次，你是不是该叫我做爸。”

即使这些辱骂我们的话没有一句是组合者自己写的，但他这样以污蔑自由主义的文章开篇，以对我个人的辱骂结束，两次引用旷新年污蔑自由主义者的言论，而且每次引用我们这些人的文章后都接着来一段或数段破口大骂，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二）“概念”是如何成为暴力的？

《众说纷纭“爱国贼”》的组合者当然可以说他纯粹是编辑，没有加入自己的一句话；但是经我把他的组合文章一压缩，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另一个貌似中立而比较具有欺骗性的是veron 的《警惕“爱国贼”的概念暴力！》（修订本）。他的结论是“对于爱国之类的无理性的言说，我们自然必须警惕和反省，但是对于我们粗暴的概念批评，我们这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作者们，难道不需要同样的反省吗 ？”

veron不久又在世纪沙龙炮制了一篇组合文章，题为《“爱国贼”的批评与反批评》，全文由“边缘人”的按语、胖新的《祝“爱国贼”们愚人节快乐 》、任不寐的《爱国贼批判》、veron的《警惕“爱国贼”的概念暴力！》（修订本）与“花生”的《嘴皮贼，贼性难改》组成，最后注明是“veron摘自《不寐夜话》”。可见这个veron八成就是“边缘人”的又一化名。他假装中立的目的也更清楚地暴露出来：用“嘴皮贼”这个“概念暴力”把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一同打倒，将“概念暴力”据为一己独有。veron既批胖新又批任不寐，惟独全文引用而一字不批“花生”，可见他和“花生”是一伙。但是这样一来，veron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究竟是谁在使用概念暴力呢？　

veron的把戏并不新鲜，既伪装了中立，又可以显得自己比论争的双方都高明，这是每一个熟悉“中庸之道”而又想取鱼翁之利的中国人所惯用的伎俩。他在“爱国贼”问题上其实是并不中立的。他虽然说那些大喊“爱国”口号的人不理性，但承认他们其心可嘉；同时又认定我们这些批判“爱国贼”的人是存心把这些其心可嘉的人们“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知这算不算语言暴力？）。他倾向哪一方不是很清楚吗？至于“花生”，他把”自由主义贼”与”新左派贼”关于”爱国贼”问题的争论归结为”捍卫自由主义”和”保卫马克思”的”思想碰撞”。他既不懂得“一群人的自治”（这意味着既要民主又要反对异族的奴役）是“一个人的自治”的逻辑延伸，也不了解马克思关于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著名论断，“工人无祖国”（马克思语）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语）这样的马列主义政策恐怕也是不知道的吧？显然他是不读书的，不读书还不许别人争论，把争论双方都称为“嘴皮贼”，鼓吹道路以目的独立思考，公然为钳制言论辩护。这不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贼嘴脸吗？

至于概念暴力或语言暴力这样的说法，本身是很含糊的，它混淆了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真正的语言暴力与比喻意义上的语言暴力。后者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道德谴责。

真正的语言暴力中，有一类是迫害思想异端的，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例如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走资派”，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民运分子”等等。但这些“概念”是怎么成为暴力的呢？无它，乃是因为这类“批判的武器”背后有“武器的批判”做后盾，相当于鲁迅所痛斥过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批评”人家“在电杆上写武装保卫苏联”。这样的“概念”帽子往谁的头上一罩，才能真正将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像“盗窃犯”、“杀人嫌疑犯”这一类的语言暴力恐怕就不能彻底废弃。尽管这些概念背后有刑罚的巨大威慑力，从而可能置无辜者于死地；但是它们兼具道德谴责的功能，可以阻止某些有羞耻心的亡命之徒违法犯罪。只是对于这样的语言暴力，我们务必慎用。

但是道德谴责这个“概念暴力”却是维护人类生存的基本秩序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减少真正暴力惩罚的唯一手段：道德谴责有史以来不知阻止了多少人走向犯罪的深渊，从而免遭法律的审判！请问veron是不是要把、“恶棍”、“地痞”、“寡廉鲜耻”、“说谎成习”这样的“概念暴力”统统从词典中删除呢？如果veron真有这个愿望并且得以实现，寡廉鲜耻的人们可真是有福了。

常识告诉我们，用于道德谴责的“概念暴力”是不能废除的，但是也有一个用得对不对的问题。用得不对就会伤害人，甚至导致人的自杀。避免误伤好人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慎用，另一个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使得被谴责者可以为自己辩护，或者攻击谴责者的不合逻辑、不讲信用，从而挽回因不当谴责形成的不良影响。但是对于这种纯粹的道德谴责，慎用的程度可以比“盗窃犯”、“杀人嫌疑犯”这样的真正语言暴力低得多：一则它不伴随真的暴力，二则要求绝对的谨慎本身就会极大地限制言论自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恶棍”、“地痞”、“寡廉鲜耻”、“说谎成习”这样一些概念相比，与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相比，“爱国贼”这一概念就是用得不对，可能带来的伤害也小得多：因为它的深刻（当然是相对于那些常用的道德谴责而言）与陌生，所以它缺乏群众心理基础。

（三）到底有没有“爱国贼”？

现在我们来看看“爱国贼”这个概念是不是无的放失，会不会伤及无辜。

我们并没有指明谁是爱国贼，可是许多人跑出来对我们破口大骂了，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所谓“爱国贼”，指的就是那帮打着“爱国”的旗号做贼的家伙，难道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吗？

胡一刀在《床上的爱国主义》一文中所描写的一心想操外国妓女来显示自己爱国的人是不是爱国贼？黄钟在《汪精卫也是爱国主义者》里所说的大搞“爱国卫生运动”、通过检查卫生来收受贿赂的官员是不是爱国贼？抗日战争中那些一面高喊爱国口号一面大发国难财的人是不是爱国贼？像战国七雄与曹操、孙权、刘备那样以维护祖国统一为名长期内战屠戮同胞是不是爱国贼？像希特勒这种权欲熏心而利用民族感情发动对外战争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人是不是爱国贼？像“巴赫”那样苦心等待“大使馆事件”与“撞机事件”，以便把跟他观点不同的自由主义者都打为卖国贼，把整个中国人民拉回到食不果腹的毛泽东时代，算不算爱国贼？

既然如此，veron为什么说我们伤害了那些跟着起哄的“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感情呢？ Veron说民间没有爱国贼，笑话，难道抗日战争中当汉奸的百分之百都是国民党官员吗？veron又说“爱国贼”这个概念伤害了那些喊爱国而并不作贼的人们，他的言下之意是我们把高喊爱国口号的人都算做爱国贼了。原来veron先生是这么理解“爱国贼”这一概念的：说“爱国”，就是贼。

“笑面虎”这个概念并不包含“笑面的人就是虎”的意思，“柿子椒”这个词也不包含“柿子就是椒”的意思。批判人家本来应该尊重人家对概念的解释，“属加种差”又是汉语最常见的定义方法，可veron却对爱国贼这一概念做了别出心裁的解释，这究竟是为什么？即使不是企图借助民众的义愤来消灭我们，恐怕也有些秃顶的人听别人讲“龟兔赛跑”的故事而生气的味道吧。

我承认，作为veron主要批评物件的任不寐的“爱国贼”概念外延是太大了。譬如贼喊捉贼吧，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喊，导致被盗的人反倒被贼与几个特别恨贼的人打了一顿。跟着乱喊和帮着乱打是盲目的，也是自私的，因为他们本能地知道这么做可以很安全地既表达他们的“义”又泄掉他们的愤，而且客观上也起了帮凶的作用。但是他们毕竟不是贼，因为他们没有做贼的动机。任不寐的“爱国贼”概念，显然是把这些人跟真正的贼混为一谈了。但是任不寐并没有像veron所说的那样简单地对人进行两分法，他没有把那些既不捉真贼也不跟着乱喊的人包括进去。而那些帮贼喊“捉贼”的人如果事后并不后悔，反倒指摘批评他们的人侮辱了他们，恐怕就不仅仅是客观上的帮凶，而极有可能是主观上的同谋了。

（四）“爱国贼”黔驴技穷

最后我们来看看yangzi是如何骂我的。

他在我的《爱国贼》一文之后再次引用了我文章中的一段话：

“历史上中国人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与外国人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相比，前者不止是后者的千万倍；爱国贼的危害，实在远较外国侵略者的危害大。所谓‘宁可被外国人打一耳光，不如被中国人打两耳光甚至十耳光’，实在不过是爱国贼们的欺人之谈。”

最后他说：“小子，你不错，明天我就扇你一耳光，比你爸好吧，他常打你，我才打你一次，你是不是该叫我做爸。”

我的意思很清楚：我们既不应做外国人的农奴，也不应做中国人的农奴，更不应接受比外国人的奴役更深重的中国人的奴役。我在《“国”与“家”岂能相提并论？》（《问题与主义》第6期）中曾很清楚地表达了我反对把“国”与“家”、“君”与“父”相提并论的观点。如果yangzi非要强迫我对“爸爸”这个概念表态，那麽我显然认为最爱我的年长男人是我的爸爸，我相信大多数网友也会同意这个观点。Yangzi则认为虐待他最多的是他爸爸。可见yangzi不但有很陈腐的“君父”与“父母官”思想，而且有很严重的受虐狂心理变态症。我在我所转贴的这篇组合文章的最后说“yangzi实际上承认了历代暴君与酷吏都是他爸爸”，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如果yangzi不愿意承认他有这么多爸爸，非要从中找出一个，只怕很难。“最爱我的年长男人”不难确定，但要确定最能毒打yangzi的男人就不那麽容易了，即使找到了一个，也难保以后不出来一个打他打得更多更毒的，毕竟使劲虐待一个人比付出父亲般的爱要容易得多。所以说到底yangzi或者有无数的爸爸，或者一个爸爸也不敢认。可怜啊可怜！

现在我来归纳一下《众说纷纭“爱国贼”》到底用了些什么高招来攻击我们这些批判“爱国贼”的人。

首先是说我们伤害了爱国的人们的感情，也就是打着爱国的旗号来攻击我们。我记得上小学前我跟人打架，我哥哥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帮我打别人的，有一次竟一筷子戳在人家的鼻孔里，害人家流了不少血，害得我父母从家里拿了十个鸡蛋去向人家赔礼道歉。既然是中国人跟美国人发生了冲突，那当然应该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砸麦当劳、肯特鸡的牌子，把那24个迫降在中国的美国兵抓起来为王伟抵命，甚至向美国佬宣战，何必管事情的来龙去脉与后果如何呢！这当然不是《众说纷纭“爱国贼”》的“作者”说的，但这位作者认为这样的搞法虽不理性但其心可嘉，而我们这些人倒是居心叵测。看来还是做其心可嘉的人保险，让我们回到学龄前儿童的思维水平吧。

其次是各打五十大板，这也是“中庸”而想取鱼翁之利的中国人所惯用的方法，连一个狡猾的文盲都会用的。鲁迅先生曾经写了七篇《论“文人相轻”》来嘲笑这种人，使得他在世的最后几年再也没有人敢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来擡高自己了。

第三呢，就是谩骂，在骂人家“贪婪”、“卖国”、“汗奸”、“有奶便是娘”、“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之外，最后还要来一句黄口小儿式的“我是你爸爸”，难怪要将“汉奸”写成“汗奸”了。好一副顽童相啊！可是我记得好象是黑格尔说过：在小儿身上是天真的流露，若由成年人故意地做来就变成无耻了。
看来爱国贼真的已经黔驴技穷了。

附录： 爱国贼

杨支柱

爱国贼这个词也不知是谁发明的，我看实在应该给他（或者是她？）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要一面爱国、一面作贼呢？因为财富只有先弄到自己的国土上，尤其是弄到自己所在国家的国库里，才便于窃取；更何况鼓吹爱国还可以转移人民不满的矛头。因为这些缘故，爱国贼多出于官府。把慈禧太后称为卖国贼，实在是冤枉了她，她比谁都爱国，因为大清帝国是她家的天下。平心而论，慈禧太后是大清帝国的头号爱国贼。

当然，慈禧太后主政期间也有一些卖国行为。对于这些卖国行为，近年有人做翻案文章，把它们说成是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理由是与其打下去遭受亡国之灾，不如割地赔款减少损失，也省得生灵涂炭。对此我同样不敢苟同。爱国也好，卖国也好，都只是手段，关键是一个“贼”字。所以爱国贼与卖国贼之间，是很容易相互转化的。一旦国内政局不稳，专制者往往以丧权辱国的条件引进外国军队剿灭国内的反叛者，这是古今中外都不鲜见的事。同样的道理，如果打不过外国侵略者，爱国贼也往往最先转变成卖国贼；因为做儿皇帝总比遭受灭顶之灾强。一句“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到底还是泄露了天机。但即使是丧权辱国的儿皇帝和他们的臣僚们，他们的行为在当时也总是自称和被称为爱国行为的。他们被称为卖国贼，那是他们灭亡以后的事。因为这个缘故，我倾向于仍然把他们称为爱国贼。

民间有没有爱国贼，我看也是有的。因为财富只有在自己所在的国土上，才便于自己偷盗或抢劫。《水浒传》里的那帮“英雄”可以作为例证：他们聚啸山林、劫夺州县、滥杀无辜、放蒙汗药、卖人肉包、要买路钱，靠劫来的财物过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共产主义生活”，却高唱爱国的调子，高喊替天行道的口号。他们后来归顺朝廷做了官方的爱国贼，抗完辽兵，又杀方腊。可是到了最后，爱国领袖宋江却为了荫及子孙而亲手毒死了他手下的心腹爱国将领李逵。这既说明了民间爱国贼的本质，也说明了民间爱国贼是可以转化为官方爱国贼的。

单纯的卖国贼到底有没有？我是很怀疑的。人类的行为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的行为是有动机的；岂有不谋私利而卖国者？而在富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民族传统的中华古国，做贼的最好办法就是爱国。如果爱这个国不合算，那就爱那个国。我们说汪伪政权的走卒们是卖国贼，其实是从蒋介石政权或共产党政权的角度看的；如果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也就是从汪伪政权的角度看，他们也都是爱国的。

历史上中国人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与外国人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相比，前者不止是后者的千万倍；爱国贼的危害，实在远较外国侵略者的危害大。所谓“宁可被外国人打一耳光，不如被中国人打两耳光甚至十耳光”，实在不过是爱国贼们的欺人之谈。

要消灭爱国贼，惟有依靠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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