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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21日讯】 确定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所需要的独立变数的数目叫自由度。自由度用来描述物体在空间所能运动的范围以及允许该物体以何种方式、状态进行运动。实际上自由度决不仅仅包容于或者依附于物体运动的数理范畴,在人类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活动中,都有一个自由度问题。它的大小与社会生活秩序、民主化程度及经济活动的效果紧密相关。
去年浙江省的外贸出口增幅高于全国平均增幅近40个百分点,出口净增量居国内第一。省际外贸部门互相交流时,有人将其归结为产业结构调整开始释放成效。这其中当然不可否认有结构调整的积极因素,但“调整”不可能立竿见影。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原因,还是得益于省、市、县三级政府放松出口管制,扩大外贸“自由度”刺激了出口。
浙江的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人甚至认为已超过“二”),中小国企改制远远快于周边省份。由于国内市场供给过剩,迫使大批民营企业眼睛向外,盯上了外贸出口以降低经营风险且享受国家退税。然而,要出口就得申报自营进出口权。国家规定,民营企业自营出口权申报的底线是注册资本金必须达到800万元,且还得是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两道政策“红杠”当即难煞大批“英雄好汉”。咋办?“死政策、大活人!”几乎一夜间,浙江人就找到了4种变更注册资金及企业身份的“变通”办法。更不可思议的是,没有哪级政府明示职能部门如何如何,可分明有一种“力量”在指挥协调各职能部门提供服务“潜能”。结果一年下来,全国发放的自营进出口权就数浙江最多。
浙江有个纺织大县,一年新申领到170多本证,154家企业当年成为有出口实绩的外贸“新军”。县里年底算总账,自营出口由上年的1亿多美元一下子增至5亿美元。
事儿就这样充满了戏剧性。人、机器、资金、技术、眼光等生产经营的诸多约束条件,短短一年不可能有实质性改善,不足以超常规刺激出口。惟一合符逻辑的解释在于,地方上“违规”放松外贸管制—-“自由度”增大,出口额就直往上窜,连地方政府都始料不及。
再举一例:前些日子,笔者参加所在城市的“两会”报道。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回顾去年成绩,特意强调去年GDP、外贸出口、税收增幅创下“三个新高” 。假如把历年主要经济指标中所含的“水分”看作一个常量,凭笔者多年从事经济新闻采写的经验判断,该说法大抵是可信的。然而,在宏观经济环境与周边地区大体相当的情况下,为何就你“风景这边独好”?究其原因,官员说是政府“ 正确领导”的结果,而企业界的代表、委员则坚持认为:本地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增大,推动GDP攀升,继而拉动出口、增加税收……
一般而论,自由度增大意味着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减少。可耐人寻味的的是,干预的减少主要不是来自政府权力体系内的改革—-大幅度、大范围削减审批,而是首先得益于当地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一时有点儿“应接不暇”。
去年初,笔者所在城市的班子先是被上面指定搞试点,领导忙于集中学习。到了盛夏,行政区划调整又冒了出来,由于区划调整涉及领导们的位置和待遇,也事关地方部门、乡镇的既得利益,行政权力体系内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较长时间的“动荡”。这一“动”转眼就到了年底。一连串“意外”,使得领导下企业指导的时间少了,各部门组织的检查考核也少了,多数劳命伤财的评比达标一时无人组织了……这些“变故”等于突然为企业松了绑。一位连续两届担任人大代表的企业老总掏心窝子:以往七分精力应付领导“关心”、部门“指导”,三分精力抓生产经营,去年则是倒三七。
出人意料—相对的“无政府状态”并未造成地方经济活动的混乱,反而激发了经济活动的活力。搞经营的集中精力开拓市场;上专案的减少了烧香磕头、公文旅行的道道环节;平常间还省却了大部分迎来送往,时间、精力、开支都转化为企业的利润。整个儿一年下来,企业增了收、职工长了薪、国家多收税。政府领导也不“吃亏”—政绩—经济增长幅度列省内第一。末了,有人调侃:地方领导“因祸得福”!于是乎,有经济界代表、委员在分组讨论时盼望今年再出现相对“无政府状态”那该有多好!
笔者所在城市改制较早、较彻底,民营经济已占据大半壁“江山”。人们都不妨想一想:一种并非主要来自体制内部的革命所产生的“自由度”,就能创出如此“市场”效益,倘若再加上政府能主动转变职能、废除绝大部分的市场管制,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又该是个什么结果?有代表、委员直言:政府若能主动放权—让利,哪怕宏观经济环境依然如故,GDP年增幅至少能达到30%……
如此乐观的估计,笔者眼下无法求证,但凭直觉并非没有可能实现。
──原刊《21世纪经济报道》20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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