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的学术女皇

程映虹

1971年夏天，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夫妇访问了中国和北朝鲜。

在中国，爱丽娜‧齐奥塞思库处处觉得自己被江青“文化革命的旗手”的巨大光环所笼罩，她感到若有所失。回国后不久，罗马尼亚报刊上突然出现了她的大幅相片，文字说明不再是总书记的太太。而是“博士工程师、中央化学研究所所长。”一年以后，爱丽娜的头衔是中央委员，再过了一年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再后来是国家科技委员会主席。1979年是中央党和国家干部委员会主席，1980年起是第一副总理，这时罗马尼亚除了他丈夫就数她最有权势了。

从当上中央委员到成为国家第二号人物，只化了8 年时间，这时大概就该轮到江青嫉妒她了，而罗马尼亚报刊在提到她的名字时也有了标准的用法；在维护和发展罗马尼亚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天才政治活动家。诗人们争先恐后地向她献上赞美诗，在她60寿辰时一位 “祖国的第一妇女、民族的骄傲。象永恒而辽阔的天幕上一颗明星偎依着另一颗明星，她伴随在那个伟人的身边，眺望着罗马尼亚光辉的前程。”

罗马尼亚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的这个伟大领导人实际上连中学都没有上完。

她14岁时因为在所有主要课程上不及格而辍学，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小药房打杂，那或许和化学沾一点边。50年代中期她在外交部当秘书，但她那中学时代不及格的文法老出她的洋相，于是辞了职　〔后来去读了一多的成人补习学校，学的是化学。1960年她在化学研究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做实验助手，5 年后就当上了这个全国最高级的研究所所长，跳过了所有资深研究员和管理专家。其中的奥秘是：在同一时期，她丈夫当上了总书记。

爱丽娜倒确实拿过化学博士学位。一个当年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员多年后回忆道：在爱丽娜论文答辩的那天，他很想知道靠上一、二年补习夜校怎么能拿博士学位，于是决定去旁听。根据法律和学术规则，博士论文答辩必须公开举行，而爱丽娜论文答辩的时间和地点也公布了，“但当我那天早上来到举行论文答辩的地点时，门被反锁上了。答辩禁止旁听。”

爱丽娜当上研究所长后，人们发现很难和她细谈，她只是简单地发布指示，往往集中于政治和行政问题，很少涉及具体的技术细节，因此一开始那些好奇的科学家们根本不知道她专业上的深浅。如果爱丽娜听说过毛泽东“外行领导内行”的高论的话，那她是毛泽东的高足，不然的话，就真是无师自通。

但时间一长，滥竽充数者难免会露出马脚，一个细心的研究人员终于发现他们的所长不知道色层分离法（CHROMATOGRAPH ）是什么意思，甚至也不认得硫酸的化学方程式。她唯一擅长的是把研究人员递交上来要求购买实验材料的单子大砍大削，尤其是那些她认为可以被偷偷拿回家的东西，如酒精和洗涤剂。但聪明人如果把这些材料换上复杂一些的化学名词，则往往轻易就得到了批准胆。从此，罗马尼亚的化学界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重要论文的扉页必须题献爱丽娜的名字，学术研讨会也必须把她的名字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尽管这个最高权威可能都不知道如何拼读那些专业名词。但爱丽娜觉得她对化学研究的贡献还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有一次访问英国时，罗马尼亚先遣队要求英国政府出面请一个高等学府授予爱丽娜名誉学位，当时西方政界正全力鼓励不跟苏联指挥棒转的罗马尼亚，于是白金汉宫让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帮这个忙，但被拒绝了。后来皇家化学学会和伦敦中央理工大学表示服从冷战大局，愿意助政府一臂之力，于是爱丽娜从这两个学术机构分别得到名誉研究员和博士学位的头衔，伦敦理工大学付校长还在仪式上盛赞爱丽娜为“大分子实验化学”作出了杰出贡献。西方学术机构的奉承无疑给这个罗马尼亚学术女皇又加了一次冕。

等到人们终于能够谈论爱丽娜到底懂多少化学时，已经是爱丽娜死篡好几个月了。但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化学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员在被采访时仍然心有余悸，记者们不时需要提醒他们：爱丽娜当所长时安装的那些监视器和录音机都不再使用了，即使那些机器还在，爱丽娜永远不在了。在这一点上，爱丽娜也远比江青利害。

(转自<<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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