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经济挂帅换取执政
总理朱熔基昨天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报告尽管也略为触及政治和外交议题，但是，和以往的政府工作报告较为全面阐明政府各项工作和政策不同，这次他的报告更为集中谈及经济，提出了在二O二O年使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二十年翻两番的基础上再翻一番的目标。这表明，中国政府确认，在其统治合法性根基脆弱之际，它只有全力以赴，继续其以发展经济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来换取民众对其执政支持或至少不予反对，以民众的温饱来？？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开放的基本路向。
有人可能认为，视中国政府只致力于经济未免贬低了中国政府，因为清末以来的历代中国人，不论是戊戌维新时期、民国时期还是共产王义时期的中国政坛各派，莫不把“富国强兵”，恢复汉唐盛世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为目标。然而，历代中国人尽管志向高远，却大都不切实际百姓无从受益。
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执政目标表面看虽然不够“高尚”，有些庸俗，但是，从香港人实用功利的眼光看，这样做并无不妥，而且，对一向主张政府少管老百姓闻事的港人而言，政府只要提供基础设施，提供基本服务斯愿已足，并无更多要求。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而言，先求温饱，在满足基本生活要求之后，才能谈得上较高层次的发展，如政治的开放乃至艺术品味的提高。
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此以前的五年计划进步的地方是开始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更为强调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包括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大搞讯息化。以中国人，尤其是缺乏均衡观念的中国人追逐之热诚和好言同骛远的心态，我们担心过犹不及，而不是政府重视不足。
从民众的观点、均衡的观点以及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在经历二十年强调速度的不均衡粗放式发展之后，中国确有必要更为强调提高民众收入，尤其是提高备受各级干部盘剥的农民之收入，更多投资于基础之基础──人才的培养以及关系到子孙(而且不只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福祉的生态保护、环境保护。
由苏联共产政权揭示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发展模式，除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造成至济长期不均衡发展为人所诟病，以及全体国民都由于民生困乏饱受煎熬之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付出最大代价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民。中国亦如是。中国农民除了在改革开放之初受益较多，生活一度改善较快之外，多数地区农民长期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之下备受压榨。朱熔基报告提出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以提高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税率取代各种摊派和行政性收费。我们对于现行制度改变乡村农民无权无势，乡村干部为非作歹的现状以及减轻农民负担的前景不具信心。
以较高标准要求，只求温饱，只搞经济显然不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长足的进步，中国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在不从事矛头直接指向中共政权的前提下，民间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与此同时，中国人与国际上的交往日多，民智渐开，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外交流将更为频繁，中国人不仅要求在经济上与国际上接轨，在其他方面，包括在政治制度和人文思想方面，也有追上世界先进潮流的要求。遗憾的是，在这些方面，政府仍然严密控制不让民间越雷池半步。以人大会议而言由主席团及其秘书处严加控制，领导人高高在上的斯大林模式迄无改观。
事实上，人大代表如今更多利用会议时机，各出奇谋，各展所长，从事有利个人或地区的活动，对于会议本身，兴趣不大。由领导人自上而下控制会议，要人大充当橡皮图章的会议方式实在过时。即使出于控制，目前的模式亦已过时至于真想让人大起作用而不让像港区人大李鹏飞这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代表感到无聊和恨费时间的话，更非动大手术不可。
（二００一年三月六日信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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