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黑恶势力，就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亦是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形态。这种隐密的犯罪团体在任何社会都可能出现，但是绝对不具有普遍性。然而在当今中国大陆，黑恶势力却无处不在、肆无忌惮，以致当局不得不全力动员进行围剿。只是北京执政集团到头来恐怕是徒劳一场，因为该形态如同官僚腐败并非偶然产生，而是特定社会政治的必然反映。
全国上下进行“专项斗争”
去年十二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宣称，公安机关“要尽快突破一批大案、要案，抓获一批黑恶犯罪首要和骨干分子”，为这场所谓“人民战争”拉开序幕。罗干指出，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仍呈发展蔓延之势，气焰十分嚣张，在黑恶势力猖獗的地方，老百姓有案不敢报，有冤无法伸。
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则在那次会议上历数黑恶势力罪状，包括使用暴力、恐怖手段无所顾忌地杀人、抢劫、绑架人质、强奸污辱妇女、敲诈勒索、走私贩毒；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等。而最能反映北京当局“打黑除恶”决心及紧迫感的还是由总理朱熔基亲自签署的红头文件，在该文件里不仅要求司法、检察系统，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司法部、财政部、文化部、海关总署、税务、工商等机构正确认识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主要领导人还必须亲自动员部署，亲自组织指挥；同时也具体规定了专项斗争的主要目标，例如：一、摧毁一批黑恶势力；二、破获一批危害严重，以及影响恶劣的大要案件；三、严惩一批黑恶势力犯罪分子，遏制黑恶势力发展蔓延的势头。
凡此，都说明黑恶势力对中共权力与大陆社会构成严重威胁。前不久，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曾对重庆、云南、海南等地娱乐场所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情况，结果显示：一些娱乐场所卖淫嫖娼相当猖獗，部分政法机关及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了“保护伞”，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这些从事非法活动的娱乐场所，充当保镖打手的角色，正是有“黑白两道”撑腰，色情活动场所才得以畸形发展。参与调查的人士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已经到了“寇深祸亟”的地步，如果再等闲视之，任其滋生蔓延，那将是国家、民族的一场大灾难。
转型期“综合症”成犯罪温床
中国大陆黑社会组织，虽然多属于初生的暴力型犯罪集团，大的拥有数百人，小的只有几人，活动带有社区性的特点，既没有出现类似欧美的黑手党，也没有像旧上海的青红帮，拥有十多万之众，但是破获性绝对不能轻估。调查表明，在中国大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近八千个，人数至少达一百万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出现了名目不同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在城市，沈阳、广州、上海、天津、洛阳等黑社会势力坐大，令人谈黑色变。在农村，许多地区出现带有封建帮会性质的黑社会组织，如四川的安岳县就有五十个，湖南益阳地区有而百五十个三千一百二十人，河南商丘地区一百二十一个。
比较而言，黑恶势力存在沿海地区多于内陆省份，南方多于北方。例如，目前沿海地区的集团性犯罪，包括走私贩毒、商业诈骗、绑架勒索、印制伪钞等刑事罪案，百分之七十以上案件与黑帮有关，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走私贩毒案件涉及港澳黑帮。又如，在广东省，去年上半年大约破获了八千个犯罪团伙，其中两百多个有黑手党般的组织结构。
至于黑恶势力膨胀的原因，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点：一、农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他们中的许多人迫于生计加入黑帮；二、失业下岗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失范；三、中国封建帮会的影响和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也为大陆黑社会犯罪提供了样板；四、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转型中，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之间发生剧烈冲突，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没有确立。
其中，转型期的“综合症”，尤其是流动人口的激增，则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这几年，中国大陆城乡流动人口五千万到八千万人，盲流涌入城市。以上海为例，五十年代上海流动人口十万，一九八八年二十九万，增加二十倍。一九九八年近三百万，增加三十倍。外来人员犯罪率占上海发案率的三分之一。他们找不到工作，就结帮作案，扒窃为主的“新疆帮”，诈骗为主的“贵阳帮”、“安徽帮”，以盗窃为主的“苏北帮”，抢劫为生的“东北帮”，盗卖车船的“温州帮”即应运而生。
中国大陆黑社会到底有多黑
凶残、野蛮是一切黑恶势力的基本特征，中国大陆的黑社会组织也是如此，或者说更甚，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异己，为了独霸一方，他们对待异己的态度可以是挑脚筋、断手指、切耳朵、挖眼睛、割生殖器等等；二是对犯罪对象，湖南有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其头目在劳教释放之后，为了对刑警队进行报复，找到了刑警队队长的十五岁的外甥，残忍地截掉这个无辜的孩子的九根手指，使之成为一个废人。在沈阳也发生过类似的一个案子，有一个姓曾的黑社会头目被捕之后，落网的党羽竟然砸了一个派出所，之后，还不觉得解恨，又胁迫二十多辆出租车拉着爪牙前往关押曾某的公安分局所在地，扬言要救出他们的领袖。在黑社会势力横行不法的地方，甚至有黑社会成员提议召开“全国黑社会代表大会”，试图成立全国性的黑社会组织。
至于他们惯常的犯罪手段，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贩毒。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毒品泛滥，贩毒分子与大陆黑社会勾结，贩卖毒品。辽宁省原来毒品甚少，现在沈阳、鞍山、丹东、营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条街”。原先的古丝绸之路，目前已是“贩毒之路”。二、盗窃文物。这几年三峡工程开工，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三峡成了黑社会盗卖文物的热点。德国媒体披露说，“现在到达西方国家的中国文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甚至连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也大量涌进。”三、拐卖人口。黑社会组织已经由拐卖妇女儿童发展为专门组织偷渡，向海外非法移民而谋取暴利的犯罪组织：蛇会。这种黑社会集团由境内外不法分子组成，源源不断地将人蛇输送到境外。去年六月，发生在英国丹佛市的震惊全球的偷渡惨案（六十多位中国人蛇躲在货柜里被窒息而死），便是境内外黑恶势力联手制造的“杰作”。
官匪勾结、警匪勾结无法无天
中国大陆黑社会并不仅仅如人们想象的只是有组织、有策划的实施杀人、抢劫、结伙赌博、毒品交易等等犯罪行为，除了其内部组织严密，具有严格的分工，并有一套对抗国家侦查、惩罚的机制，在合法交易的掩护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外，还通过各种手段向政界渗透，获取政治上的庇护甚至直接得到政治权力。即官匪勾结、警匪勾结，而这些方面才是黑恶势力最大的危害性所在。
在中国大陆警察“雇黑治黑”，城管、路政等“大盖帽”雇用“打手”滥罚暴征已经不是新闻，由类似黑社会组织直接代行“政府职能”的荒唐事也绝非鲜见。吉林省近年来破获了多起重大黑社会性质案件。去年被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梁旭东，与之有牵连的党政干部就有三十多人，这些人不但涉及地方众多官员，更有一些公检法政法机关的干部，为违法犯罪分子洗脱和掩盖罪行，使梁旭东团伙长年逍遥法外。
就是这位梁旭东，混入公安队伍之后公开扬言：“我在社会上混得明白，是因为我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咋样？”
去年秋天，沈阳市警方摧毁的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中可以看出官匪勾结从偶然到必然的演变痕迹。沈阳市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纠集一大批劣迹斑斑的不法分子，充当打手，购买私藏枪支弹药，疯狂作案。刘只要看中了某个地方，便通过武力霸占到手，暴敛钱财，大搞房地产“砸拆”，滥杀无辜，已经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竟然是沈阳市人大代表。
“太子党”在黑社会举足轻重
再以沈阳为例。近来沈阳频频发生涉及黑帮的大案，除因黑帮横行外，另一原因是一批高官子女利用特权经商。“太子党”在商海中招惹诸多经济和债务纠纷，部分纠纷虽经法院判决，但欠债仍难以追讨，有些案件的当事人即利用黑势力追债，使纠纷愈加扑溯迷离。据多维新闻社披露，沈阳市人大主任张荣茂之子就因债务纠纷，被人追杀，更遭打至伤残。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到澳门豪赌时的随行人员中，就包括辽宁的黑社会成员。近日被中纪委“双规”的沈阳市市长暮慕绥新，离婚后又与二十六岁的“二奶”结婚，而新娘与沈阳黑社会集团过从甚密。在慕绥新已被“双规”的情况下，她仍能凭背后的黑势力，到沈阳和辽宁省政府找官员说情。
从这个层面看，黑恶势力迅速发展又与官僚腐败密切相关。被称为大陆工业重镇的沈阳市四大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几乎悉数涉及黑社会组织，盖因贪婪与腐败。公安部门最近提供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更显示，部分省市的黑社会势力已经渗入县、市级政府内部，参与安排地方人大（所谓议会）与政协的领导人。在部分省及自治区，如广东、辽宁与四川的部分县、市黑帮势力已经有相当规模，甚至渗透到政府内部选取“代理人”，协商安排地方政府领导人及与人大、政协领导人。
值得指出的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近期对中共官员更多地采取了“怀柔”政策，他们不搞血淋淋的恐怖活动，相反他们通过拉帮结派、行贿送礼与政府官员“做朋友”的方法来搞政府“公关”，搞“官匪一家亲”，使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一些地方找到了所谓的后台和政治上的保护伞。而这一点，与北方近邻俄罗斯“老大哥”的情况非常相似：前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黑社会组织，且势力日益壮大，在石油、金融、媒体业都十分活跃。由于政府对“官匪勾结”打击不力，扫黑一直效果不佳，以至于今天的俄罗斯黑社会犯罪几乎到了难以治理的地步。中国大陆的黑恶势力虽然还没有到可以影响政局、左右经济的地步，但是照此发展下去为期应不会太远。
－－转自《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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