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是比黄世仁收租还要利害”

1996年初夏，《纽约时报》驻北京的首席记者邰培德先生在深入湖南郴州一个村庄实地采访时发现，他脚下看起来崭新的红砖房已经成为一堆废墟。这个村庄的农民告诉这位有新闻眼的老外说：这堆废墟上原来驻的是兄弟俩，因为弟弟家超生，政府便用炸药把弟弟与哥哥的房子一块给炸了。这位记者若不是亲眼所见，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村民的回答没有丝毫玩笑的成分。与此同时，陪同他的翻译告诉他，就在不远处的墙壁上，赫然写着一排大字标语：“谁破坏计划生育叫谁倾家荡产！”。这位老外终于不得不相信这个不幸的故事。
1998年9月8日，官方新华社以”寒冬将至，这些农民将以何处为家呢？”为题图，配发了三幅图片，披露广西来宾县石牙乡在朝南村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时，放火烧毁民房的情形。图片之一是一位七十多岁的余祖斗老人站在被大火烧过的残墙断壁前哭诉自己的不幸的情形。他家的房子被工作队烧了，大儿子余祖相因这场纠纷，至今仍被关在看守所。图二之儿是满脸疑虑和戒备的村民叶金英因房屋被烧，只能带孩子住在简易棚子度日，图三则是村民余荣让一家仍然居住在被综合治理工作队放火焚烧过的房屋里的情形。
对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辛苦一辈子是否能盖上一幢红砖房子是无法说准的事情，而一个政府可以一斤炸弹、一把火在顷刻之间将农民一生的辛劳化作灰烬，中国农民有多难，中国的政府有多横，通过湖南、广西两地农民房子的遭遇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以炸药、火把对付农民，只是当今农村的共产党污吏剥夺农民财产权的一种方式。除了炸药，还有那遍地都是的乡村当代黄世仁。新华社的两位记者在下面采访时，一些乡村污吏不打自招地承认：“我们是比黄世仁收租还要利害”。（包永辉等：《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契机－－石家庄市施行《村委会组织法》调查之一》，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编：《村民自治办法探索－－贯彻《村委会组织法》经验选编，第44－48页， 1991年版。）
黄世仁何许人也？电影《白毛女》说这个人大年三十要收租，逼死了农民杨白劳，强奸了杨白劳独立女喜儿，把一个活生生的满头清丝的青春少女逼得躲在山洞、不见天日的一头白发的”老太太”，最后爱喜儿的大春带领共产党军队把黄世人抓起来枪毙了。凡是受过教育共产党阶级教育的人都知道，黄世仁意味罪恶滔天，十恶不赦。

如今的农村，这种黄世仁实在不少，更何况比黄世任还要黄世仁。在湖北随州市万和镇沙河办事处，当代黄世仁余万新主任领导着一个13－20人组成的收租队－－“清收工作队”。清收队装备有三轮车、麻袋、绳子和铐子，动不动对农民搞“撮谷”（拿走稻谷）、牵猪、赶牛、抬走电视机、抓人等高压手段，使农民望而生畏，这班人到来时，农民会大喊”鬼子进村了，赶紧回家挖地洞”。冷岗村一组农民蔡守国就是被这个当代黄世仁“收租”队给逼得服毒自杀了。（刘向东等：《农民负担减下去了吗？》，《了望》，1996年3月8日1996年第12期。）

在湖北潜江市鱼洋镇，主管农业的镇委书记袁作振亲自带队，把三户欠款农民的房屋内墙拆掉，把农民家里煮饭的铁锅砸烂，然后警告村民说，谁要作欠款典型户和上访积极户，就要这样被整治。（王莹：《新兰村农民负担何时能减轻？》，《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2日4版。）

有这些黄世仁在，农民有好日子过吗？90年代初期，前《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伍洁芳在她的报道中发现：“农民最糟糕的日子不是饥饿的折磨或者居住在漆黑的陋室里，真正痛苦的折磨是骑着发亮摩托的征税队的到来。”（伍洁芳：“‘税’正在农民中播撒不满的种子”，《纽约时报》，1993年5月19日第1版）这种情形与杨白劳大年三十看到黄世仁来收租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农村怎么会黄世仁遍地呢？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怎么会黄世仁遍地呢？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农民比原来富裕了，可以动邪念榨农民了。1978年，万里在安徽看到情形是，只有10％的农民能够维持温饱。而现在，全中国只有大约5000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客观地说，邓小平时代或者江泽民时代的农民比毛泽东时代的农民富裕一些。想想看，如果现在的农民每天的货币收入象毛泽东时代一样只有7分钱，农村的贪官污吏是否会把眼睛盯着农民刚刚鼓起来的钱袋子呢？

河南扶沟县有个小陈庄村，这个村里面的村支书、村主任、会计等主要领导的特权之一是不用付电费。为什么？这些村“三大干”的电费都由农民为他们分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老规矩”。（刘建：“电到村头五毛二农民用时一块三”《经济参考报》1998年8月21日）这是一个贪官污吏从农民身上从事微量榨取的例子。

在这些微量榨取农民的个案之后，更可怕的贪官污吏对农民穷凶极恶的榨取。湖北武汉后湖乡有个黑泥糊村，一年花掉农民血汗钱39‧4万元，其中光用来招待往来单位钓鱼、进餐的费用就高达31‧6万元。（董淑健等：“黑泥糊村选举缘何起风波？”《了望》1997年4月2日第16期，第12－13页）

1996年安徽合肥市郊区在清理农村财务时，从2000多个行政村挖出贪污挪用公款的干部1000余人，涉及金额32亿元。河北定州市明月店镇许多农民反映，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他们年年向国家缴纳交售粮食，油料，但从来没有得到一分钱，都被村干部“三提五统”了。（林平：“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中共面前：农村出了一个权势阶层－－农村政治体制非改不可”《广角镜月刊》1999年1月号第23－25页）

“种田不如当囚徒”

中国农民也许不知道，如果说当今乡村污吏是只狼的话，共产党的赋役则猛于虎！这个赋役转化成当今最时髦的话就是“农民负担”问题。

1996年，新华社主办的时事周刊《了望》罕见大胆地发表了鄂东浠水县散花镇鲁屋村四组农民、前劳改释放犯沈清海写给县长的一封信。来信抨击政府把农民看得比囚犯还不如－－“种田不如当囚徒”。这封信说：“我今年不算家庭人口，（有）妻子和一个孩子三口人。一家三口，三亩地，上交费共计1080元。这三亩地一年之内能出多少钱？除去上交能落多少？能否维持生活？能否稳定种田人的积极性？”“赌（斗）胆地在县长目前说句直话，三亩地除去上交剩下的还不如一个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医药费报销，水电厂（敞）开供应，不端（担）心什么。”（刘向东等：“农民负担减下去了吗？”《了望》1996年3月18日第12期第16页）

记者调查后发现的情况比这位农民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1995年这个村下达公粮税费镇级五项统筹、村级提留、共同生产费以及各类有偿服务收费平均达179‧73元，8月份后，该村又下达中学集资、村变压器修理、浠散公路集资、镇码头集资、抗旱费等，人平均加收106‧82元，另外还加上劳务工费人均40元左右，该村人均负担是326‧55元。（刘向东等：“农民负担减下去了吗？”）

1997年5月，四川遂宁市发生了2164户农民一起起来控告县乡两级政府，引爆了全国最大的一起集团行政诉讼案。这个镇1996年农民全年收入只有1023元，其中生产性开支占去665元，上交款300元，最后只剩下58元。（农民全年日均开支只有1毛6）这58元要用来应付一个农民一年的生活开支、医疗费用，还有意外而来的、县镇政府为了树立政绩列出“十大”“八大”工程向农民强行收取的各种集资、入股、摊派资金（这也不是个小数目，记者注）。（沈颢等：“为了吃饭的权利－－国内最大规模的行政诉讼案的调查”《南方周末》1998年2月20日）

1978年，河南开封农民负担项目是五个，到1990年，农民负担项目飙升到了97个，四川界定乡农民，1985年负担项目为68种，1990年增加到107种。（江振昌：“大陆农民负担与农民骚动关联性之研究”《中国大陆研究》第40卷第一期民国86年）

重负之下无数冤魂

“1995年12月4日清晨，随州市（湖北）万和镇沙河办事处党总支副书记、主任余万新带着由19人组成的清收兑现组来到冷岗村一组农民蔡守国家，要求他将欠交的1349‧19元交清。前两天已在四处筹钱的蔡说：‘我想借高利贷都借不到，能不能宽缓几天？’余万新等人不答应，硬要以蔡家的稻谷顶上交款。在蔡一家人的苦苦哀求下，余等人答应延缓到5日12时前将欠款交清。”

“之后，蔡到亲戚家四处借钱。5日下午，余万新一行又来到菜家，见蔡仍未借到钱，便从他家猪栏里将一头200多斤的大肥猪拉走。余万新临走时说：‘如果不赶快将钱交清，就要把猪卖掉’。蔡及其妻子、母亲再次连夜分头借钱。到第二天好不容易借到470元。蔡夫妇又把家里的黄豆和少量香菇卖了，但也仅购凑足700元，蔡赶紧带着钱去找余万新，但仍未能把猪换回来。”

“7日大清早，村支书袁清华又来到蔡家。蔡吓得躲在房内不敢露面，袁对蔡妻徐桂菊说：‘再不交钱就要卖猪了！’袁走后，借钱无门的蔡守国准备到万和镇去打短工，躲几天。但走出家门又折回屋里，对其妻说：我一个男人连你们都养不活，活着没意思。趁其妻去厨房的时候，蔡喝下农药甲胺磷，虽被送到卫生所， 但终因抢救无效身亡。”

“据死者的亲属反映，在蔡被送往卫生所抢救的同时，蔡妻及其亲属找到余万新，要求借钱救人，余居然说：‘帐都没交清，还想借钱？’随后赶紧溜走了。”

蔡妻说：“那两天蔡六（蔡的小名）四处借钱，连饭都顾不上吃！”她说，前几年种香菇，她家每年收入二三千块钱。因盖了两间平房，欠了三千多元外债。加上因封山育林不能种菇，没有了收入。去年全家只收了58袋共4000斤湿谷，交了18袋定购粮，余下的粮食连口粮都不够。“在她家里，除了一台破旧的小黑白电视，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刘向东等：“农民负担减下去了吗？”）

这个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农民死亡事件只是近10来年无数个因为农民负担问题被逼死的农民中的一个。1999年6月13日，甘肃省庆阳地区宁县良平乡副乡长刘军虎带领乡村干部共8人，到尚洼村第三村组农民雷进元家收取去年拖欠的“三提五统”款和地膜款，其中含不合理部分共计250．31元。雷进元以其地界纠纷尚未得到村上处理和没钱为由，拒绝缴款。催收干部即将雷家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辆旧架子车扣押，送到村党支部副书记雷鹏鸣家。期间，乡干部武富春等人对雷进元之妻赵麦能进行踢打推搡。雷进元气愤之极，赶到雷鹏鸣家，将随身携带的一支5毫升“3911”农药喝下，经抢救无效死亡。（《法制日报》1999年7月19日1版）这是报章披露出来的因为农民负担问题导致的最新一件死亡事件。

从农民负担问题出现以来，因为农民负担而致死人命案层出不尽。但到底有多少农民致死？这个问题看来仍是一个谜。今天，人们还只能象大海捞针一样，透过零星的数字和个案来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下述统计数字和发生案件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农民致死案件发生在90年代。

研究农民负担问题的李茂岚等统计，1992年分别在吉林、湖北、湖南、四川、河北、河南、江苏、四川和甘肃发生了17起农民负担过重而逼死人命的恶性案件。（另外一项统计说，1992年仅四川某县因农民负担过重发生恶性事件24起，其中17人自杀、逼死或被毒打致死，伤16人。（王旭：“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两岸基层选举与政治社会变迁－－哈佛大学东西方学者的对话”第401页，台湾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年）

现在已知发生在1992年的致死人命案包括：

北省肥乡县农民张景云，因村干部收提留欠款并要扒粮，气愤至极倒地而亡；
河南平县农民蔡玉堂，因乡、村干部强行收款扒粮和恐吓，自缢而死；
湖南祁阳楼梯乡农民高先明，因乡干部乱罚款，并强行搬家具，牵牲口，含恨服毒自杀；
湖南省湘乡市农民潘群英因交不起教育集资款，被乡干部逼得跳塘自杀；
湖北枝江农民樊哲因负担过重，多次上访未获解决，在省委机关附近服毒自杀；
江苏沭阳县农民陈三宝因负担问题被勒死。
河南省邓州市陶营乡徐楼村58岁的农民陈中身因为反映罚款和不合理摊派加重农民负担等问题被勒死。（李茂岚主编《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第69页，第127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7月版、《人民日报》1995年3月29日第1版。）

1993年，全国农民因为因为负担问题而发生的逼死人命、殴打致残、较大规模干群冲突和集体上访等重大恶性案件达30余起。1994年又发生9起因农民负担而死人事件。（李茂岚主编：《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第69页，第127页）

在这一年，安徽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向上级报告负担过重，受到县委书记等人迫害，最后被乡公安派出所副所长彭志忠以及多名联防队员等人毒打致死。（“法院为农民伸张正义”《人民日报》1993年8月18日第1版）

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的《关于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通报》（中发“1996年”15号），披露了1994年底至1995年期间13起枪杀农民、逼死农民的血案和命案。

1、1994年12月24日，四川遂宁市市中区唐家乡长虹村，村民王启春未如期缴纳提留款，两头猪被拍卖，服毒自杀。
2、1995年1月6日，江苏省会昌县凤凰东乡白竹村，乡党委宣传委员胡发生和乡武装部长李良金带领清收工作组，向村民催款未果，捆绑殴打村民母子，母亲愤而服毒身亡。
3、1995年2月12日，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刑口乡，团委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向村民催收集资款，抄走一袋棉花，村民服毒自杀。
4、1995年3月6日，山东青州市口埠镇北牛家村，副镇长带领综合治理小组，到村中催收教育集资费，村民燕某因无力缴纳，服毒自杀。
5、1995年4月24日，贵州省纳雍县锅圈岩乡因收取农业税和提留统筹费，强行扒粮与一些村民发生争执，乡公安派出所副所长率警察和干部，欲拘捕村民未果，反被打伤5人。两个月后，乡党委书记率领防爆队员和乡干部共52人，与村民冲突，一村民妻子被枪打死。
6、1995年7月5日，河南省范县陆集乡、村干部因征收集资款，开枪打伤村民，并判村民徒刑。
7、1995年8月25日，福建省莆田县华亭镇党委副书记许柄云带领收费工作队，携钢针，铁挫等工具，到官利村挨户催收集资款。农民陈亚耽认为不合理，评理时遭辱骂后服毒身亡。
8、1995年8月31日，湖南省安化县山口乡伏溪村，村民周某不满乡政府按人头缴纳3元钱的花生税，与干部争执，被罚交50元罚金，并要鸣锣游行，周不堪侮辱，服毒自杀。
9、1995年9月25日，四川南川县仪陇县银山乡安溪潮村，村书记与村民因为收款多寡发生争执，一女村民想不开，服毒身亡。
10、1995年1月4日，安徽省阜南县中冈镇沈寨村，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联防队员16人，携带猎枪，警棍，向村民催收提留款欠款，干部强行扒粮，双方争执，联防队员把农民沈某打成重伤，并打死沈的外祖父。
11、1995年11月13日，山东郸城县玉皇庙镇，女村民黎某认为自己的责任田应少交14元，村干部仅同意少交6元，黎某想不通，服毒身亡。
12、1995年12月5日，湖北省长随州市万和镇冷岗村，沙河办事处主任余万新率清款组，携带麻袋、手铐，向村民黎某催交教育集资款等欠款，强行走一头猪，蔡某气愤服毒自杀。
13、1995年12月28日，湖北省大悟县大新镇窟塘村，因收取提留款结怨，村委会和村民亲属打群架，村民黄某被干部用钢条打死。（原载于香港《前哨》月刊1996年10月，第26－29页）

原毛泽东秘书，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披露说：“1996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报告”一共16起，多逼得农民服毒身亡，也有爆炸死人、打死人的。（李锐：“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十五大前给中共领导人的一封信。《当代中国研究》第15页1998年第2期）

农民负担凸现农民财产权保护新问题

人民公社时代，生产队是生产和分配单位，农民个体被埋没于集体之中，个体意识被强奸了，加之人民公社对农民进行的畜奴式管理，农民那有什么主体意识？这种情况下，政府虽然对农民不仁，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基本基本是看不见的。

农村改革之后，家庭成为农村基本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农民的财产权利主体的地位被确定，农民的享有的财产权的内容也越来越扩展，农民的个体权利意识开始萌芽。“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个人的”表明，农民已经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主体，这一点完全不象集体化时代的财产制度安排，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根本没有农民的份，只承认国家，集体，不承认生产者农民的财产份额。现今的农民在拥有了自己的一份财产后，开始要求尊重他们的财产权。“在多数农民看来，完成了国家的税收、集体的各项提留统筹之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任何超越国家法律、法规、向农民索取钱物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可见，农民负担问题的提出与农民财产观念、主体意识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李茂岚主编：《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第71页）

与此同时，在人民公社制度废除之后，共产党在农村的政府及其代理人必须充当“黄世仁”，直接将手伸向每个农民家庭“收租”，为了“收租”，他们会不惜向农民动粗。不仅如此，哪些顶着政府名义办事的污吏还免不了多吃多要多占。农民辛辛苦苦自己赚得钱，打下的粮食凭什么就这样一荏又一荏地被白白拿走？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与共产党政府的关系能不紧张吗？当今时代的农村，农民为保护财产权而与与共产党政府发生的冲突因此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从90年代初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冠以“切实减轻”、“坚决制止”、“有力措施”、“管理条例”、“通知”、“决定”、“紧急通知”等减轻农民负担的红头文件数十件，编一本《制止农民负担文件集》绰绰有余。中南海的决策者们就农民负担问题开了无数次会，搞了不少的讨论、视察、座谈，汇报；又专门成立了“纠风办”、“减负办”、“农民负担检查组”、“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等各个机构；人大制订了《农业法》、国务院则有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行政法规。据统计，1995年，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或政府制定了减轻农民负担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全国有1730个县实行了提留统筹预算制度；1247个县实行了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有1448个县（市、区）推行了农民负担监督卡或明白卡制度。（“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进展”《人民日报》1995年4月14日第1版）但是，所有这些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几乎没有任何效果或者是微乎其微。一直到199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还在转发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法制办五部门的《关于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要求坚决把农民不合理负担减下来。（《人民日报》1999年8月3日第1版)

－－转自《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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