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酷评”中的鲁迅

近几年，“酷”（COOL）这个词，在大陆走红，影响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酷”风浩荡，席卷之处，文坛也未能免俗。

在卫慧、绵绵、周洁茹等“新新人类”作家，以“酷”的沉沦方式闪亮登场的同时，文化批评界的所谓“酷评”也应运而生。正象“酷”本身并无准确的界定一样，“酷评”也是个非常模糊的词，大致是指一些针对文化名人的随笔类的批评性文字。这类批评中的大多数，没有严谨的论证、扎实的资料、甚至没有一种起码的诚实态度，只是印象式的、随想式的、点评式的即兴评论。王朔、王蒙、金庸、钱钟书、巴金、余秋雨、姜文、张艺谋、赵忠祥、聂卫平等等皆未能幸免。而在被“酷评”的文化名人中，引起争议最大的自然是鲁迅。

对鲁迅的批评实际上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尤甚，但是这些批评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使鲁迅批判成为文坛上的醒目话题的人是王朔。新旧世纪之交，王朔对金庸的批判引起轰动效应，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他新出版的随笔集《无知者无畏》中，在他为《三联生活周刊》写的专栏中，对老舍、张艺谋等大家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特别是他发表于《收获》上的“我看鲁迅”，认为鲁迅并不是文学大师，其作品也并非都是杰作，甚至〈阿Q正传〉也不是那么优秀。王朔的这几句对鲁迅不敬的话，显然是以49年后神化的鲁迅为背景的。王朔的知名度和他坦率而幽默的文风，使近几年对鲁迅的批判性重新评价，成为最近的大陆文坛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北京晚报》、《南方周末》等有影响的报纸都对王朔的批评性言论进行报道和评论，《中华读书报》就此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

但是，由于大陆的特殊制度背景，凡是敏感话题的讨论，都无法直来直去，总要九曲十八湾地说话。最近，中宣部就收到来自鲁迅的家乡绍兴市作协的上告信，指责现在文坛刮起了一股否定鲁迅的歪风，强烈要求党的宣传部门出面制止。据说中宣部已经发出指令：停止一切关于鲁迅的讨论。与此同时，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在今年第七期发表了朱振国的《不能听任“收获”杂志嘲骂鲁迅——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我以为，这种表态并不能说明中共敬重鲁迅，中共所要保护和维持的，仅仅是靠强权和谎言制造的意识形态权威与偶像，鲁迅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这类禁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从而保证政权的稳定。所以，关于鲁迅批判的话题，无论是鲁迅的批判者，还是鲁迅的捍卫者，都不会直接触及在三十年代、特别是1949 年之后，鲁迅被毛泽东及中共所利用所歪曲所捧杀的事实，而只能暗示或打“擦边球”。

批判者只能：或指出鲁迅的文学成就并不象被诸多文学史教材吹嘘得那么伟大，鲁迅的人格也决不象毛泽东钦定的那样高尚；或委婉地把神化了的鲁迅变成人间烟火味颇浓的鲁迅，把无所不知的鲁迅还原为所知有限的鲁迅，尤其是他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的不甚了了，他对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攻击，更成为鲁迅批判的重点之一；或把思想斗士的鲁迅变成难容异己的文坛霸主，他与当时文坛各路人马的交恶，成了重新评价鲁迅的重磅炮弹……这其中矫枉过正的倾向极为明显，特别是论及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恶意的中伤和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成为鲁迅批判的特色之一。比如，在揭示了鲁迅作为一个人的弱点和他思想上的盲点的同时，也把鲁迅的不妥协的战士姿态，漫画化为内心黑暗、心胸狭隘、与一切人为敌的小人形象，并以自由主义的标准贬低鲁迅作为独立不羁的自由斗士的形象。还有人继续三十年代对鲁迅的攻击——鲁迅与中共、与苏俄、与日本人，都有极为暧昧的说不清的关系。甚至象韩东这类狂妄到自以为能够比肩卡夫卡、博尔赫斯的江南小诗人，把鲁迅贬为又臭又硬的石头。

在思想言论的管制如此严酷的环境中，非但不应该反对、反而要全力支持破除毛泽东时代靠强权树起的神化偶像，特别是象鲁迅这样的不能碰的偶像，也不反对对鲁迅的作品、思想和人格进行重新的研究和评价，这也是清算毛泽东遗产和瓦解正统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更是研究中共是怎样玩弄知识分子于股掌之上的一个突破口。总之，无论对鲁迅的遗产本身的真正价值而言，还是对当前的思想建设而言， 49年以后的假鲁迅都必须破除。关键的问题是：1949 年后被偶像化的鲁迅，他自身的遗产应该负责吗？如果鲁迅本身有一定的责任，这责任究竟在哪儿？在破除了鲁迅的神化偶像之后，我们还要不要鲁迅式的不妥协的斗士姿态？鲁迅对中国传统的近于绝望的批判，对任何专制政治的厌恶和弃绝，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是否仍然是一笔不可替代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二、被毛泽东捧杀的鲁迅

鲁迅的命运既幸且悲。幸的是，他生逢中国文人最有独立性和写作自由的时代，他虽然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却能以自由之身终其天年；悲的是，他死后被他曾经同情过毛泽东所利用所糟蹋——被个人极权用于打断知识人的脊梁和割掉社会的舌头。我们这代人最初所了解的鲁迅，是49年后那个又高又大又全已经成神成圣的鲁迅，他是毛泽东之外唯一不能碰的神，但他只被毛泽东用于看门和咬人，如同农家院门口贴的驱鬼去魔的咒符，只要有谁招了毛，不但是当时招了他，过去招了他也要新仇旧恨一起算。鲁迅不过是毛泽东打击异己的棍子而已，而且是在不具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条件下被利用的。

在毛的手中，鲁迅神圣得象万金油棍子，逮谁抡谁，不分青红皂白，不讲起码的事实。批胡风就拿鲁迅说事，全不顾及历史事实——鲁迅对胡风的信任以及两人之间的交情：文革中批周扬及“四条汉子”，鲁迅就更是现成的工具了，三十年代周扬等人与鲁迅、胡风的论战，全成了罪过；文革后批“四人帮”，鲁迅又成了口诛笔伐的武器，在文革中最擅于把鲁迅作为棍子四处开花的姚文元，也成了反对鲁迅的罪人。

这种偶像化的、棍子化的鲁迅，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49年后的鲁迅被弄成偶像、棍子和垃圾筒，与他本身基本无关。鲁迅的伟大是有目共睹。他在语言上最有创造性的，那种又黑又冷又沉又热又锋利又幽默的语言，是五四一代人的语言中唯一不可模仿的。鲁迅的独一无二既是思想深度上的、斗士姿态上的，也是语言上的。他的语言中有我最喜欢的唐代诗人李贺的阴森、鬼气。他的诗既没有文以载道的道德面孔，也没有“诗以抒情”的婉约情调，与其他的诗人完全不同，也与《聊斋》的鬼故事毫不相似。李贺的诗，让我想到《呼啸山庄》、美国诗人狄金森，感到长着毒牙齿的爱和地狱中的黑色汁液。可惜，李贺死得太早且被中国的正统文学史所贬低。

但是，一个死去的人被如此利用，打遍天下无敌手，他自己肯定也提供了某些口实。中共即便想利用，我也不相信，毛泽东可以象利用鲁迅那样利用胡适的思想遗产。如同中国人半个多世纪的对外开放，在西方那么多主义中为什么偏偏要利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还不是这些主义中有可以利用的丰富资源。毛泽东早在三十年代就对鲁迅情有独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毛泽东在鲁迅那儿发现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自以为是神，谁也碰不得，碰了就倒霉。如果翻翻鲁迅后期与当时文坛上的众人交恶的那些文字，就觉得他是个记仇记到骨髓里的人。鲁迅的光芒全在前期，参加“左联”之后的东西基本上难以卒读。不仅是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乏走狗的嘲讽，和对无产者文学的推崇，实在是思想观念上的糊涂，而且他对别人批评的反击中充满了人身攻击，这就已经是气量上、人格上的恶习了。

但是，“酷评”中最常提到的鲁迅与林语堂、“新月派”包括周作人之间的交恶，则并不象表面上那样简单。我认为，鲁迅与他们的最大差别是生命深层的东西。鲁迅的阴、冷、黑、沉、尖、辣、烈都是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他对中国的绝望是骨子里的，无余地的，他看到了中国人骨髓中的腐烂，所以他不仅在态度上而且在语言上也不跟中国的传统有任何调情。特别是在“三‧一八”惨案的大是大非上，鲁迅的道义勇气和思想深度，在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确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就可以使鲁迅蔑视大多数知识分子。鲁迅与林语堂曾经是同路，共办《语丝》，关系很好。后来两人的分歧乃至互为“仇敌”，表面上是由于两人对“新月派”的不同立场，实际上则由于对“三‧一八”惨案的不同态度。鲁迅忍受不了林语堂及梁实秋和新月派的那种旁观者的冷嘲热讽的闲适姿态。在他看来，面对全副武装的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的杀戮，林语堂等人的姿态即使不是帮凶，至少也是帮闲。如果是在平时，在面对其它问题时，一种源于道佛的悠闲，作为个人的人生态度本来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类似“三‧一八”这样的惨案，这种闲适的态度就几近于冷血，与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的中国人看日本人杀同胞时的麻木之间，至多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鲁迅和林语堂都批判过中国的传统和国民性。但是两人的深层态度则非常不同。把林语堂的小品文与鲁迅的杂文比较一下，差别太明显。鲁迅是不留任何余地的决绝，爱之深与恨之切难解难分，其语言尖刻而沉痛、智慧而辛辣，有种挖祖坟的力透纸背。这也是鲁迅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区别。而林语堂则是怨恨和厌恶之中的缠绵。他的《吾国吾民》确实把中国传统文化骂得挺狠，贬得很低，但他的语言是美文的，宋词婉约派的，极尽风花雪月的缠绵和飘逸轻盈的潇洒，我就想不通一个人在骂人时，怎么还能保持一种谈恋爱式的或对着青山绿水抒情式的语言。也许经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养成了一种喜怒不形于色的绅士风度吧。后来林语堂移居美国，用英文写的《人生的艺术》，在西方影响挺大，他说中国文人受老庄、佛家影响的这一路人生，是种艺术化的人生。我以为，这才是他骨子里的东西，才是他骂中国传统骂中国人骂得那么温柔敦厚那么绅士的原因。他好象不会尖刻，至多是幽默，而主调是感伤。他讨厌传统，从他定居美国可以看出。但他骨子里是传统文人，作为个体，他没有鲁迅的力量，去摆脱和突破传统的遗传。

综观中国现代历史，鲁迅的文学成就、思想斗士的姿态和肩扛黑暗闸门的殉难精神，确实无人能够与之比肩而立。要想超越他，不是多读几本书、多积累点儿知识、多写多少万字所能做到的。要有一种天赋的个人的深度才行。我一直不同意林毓生对鲁迅的评价。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相比，鲁迅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里，最少传统的束缚、最具尼采精神和殉难勇气的文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有《野草》中的那种孤魂野鬼式的绝望和彷徨。鲁迅作为一个独立不羁的天才，不仅是当时中国的异己，更是传统中国和49年以后的中国的异己，因而其价值就更显得可贵。在中国，历来不乏林语堂式的文人，独独最缺少鲁迅这样的具有尼采精神的思想斗士。当然，鲁迅的激进和狭隘需要有另一种品质来平衡，但决不是林语堂和“新月派”式的闲适、高雅、冷漠或逃避，而是胡适式的宽容、平和与清醒。

三、晚期误入歧途的鲁迅

鲁迅的后期确实写了许多无聊的甚至被毛泽东利用且遗害至今的东西，他没有坚守住“文学与政治之歧途”的立场，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独立的超然的批判立场，走向“文学的阶级性”的歧途。他参加“左联”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误和失败。他四面树敌，攻击胡适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执迷于“香汗”和“臭汗”的教条分野。他把小布尔乔亚挂在嘴边，以轻蔑的口吻谈及在当时的中国非常脆弱的资产阶级，他不要宽容，而要痛打“落水狗”、“资本家的乏走狗”等等，但他自己也住在资产阶级的租界里，享受治外法权带来的安全。还在一些诸如谁拿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英磅，谁拿了苏俄的卢布上耿耿于怀，几近于斤斤计较。他早年倡导个人自由，但对西方的自由制度却充满了不信任，他实在弄不清什么样的价值观、社会体制才可以保障个人自由的实现。另外，他对当时学院派的攻击和对西方的偏见，肯定有他个人的心怀嫉恨的因素。胡适他们这些在西洋镀过金的博士，一去北大就是教授，而鲁迅这个去东洋学医又半途而废的野路子文人，没有在西洋镀过金，当官也就是个科员，去大学只混了个讲师。以他当时在文坛上的成就和他自视甚高的自我评价以及不宽容的性格，不嫉恨才怪呢。

鲁迅早期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在后期也陷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综合症，把抽象的无产阶级作为道义基础，拿下层人民说事儿，把那些自称是代表下层人民的政党引为知己。当然，他当时进左联，同情延安，也有出于道义上同情弱者的原因，在合法政府（强者）与在野党（弱者）之间，鲁迅这样的人，往往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站在弱者一边。但他淌过“左联”的混水后，就知道了这其中的深浅与险恶，他晚年已经觉悟到了自己当时的选择是错误的，看清了打着“人民”的道义合法性大旗的在野者的本质。可惜为时已晚，他的肉体已经不行了，再没有机会以全新立场继续思想斗士的创造性劳作。

有人常常设想鲁迅如果活到49年后会怎么样? 以他临终前的清醒和决不妥协的、一个也不放过的性格，他的命运决不会比胡风好多少，至多是陈寅恪、梁漱冥的命运。因为，综观鲁迅的一生，他对中国政治和统治者的批判立场一以贯之，除了对在野党的短期同情之外，对“辛亥革命”后的所有政府——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从未有过原则上的妥协。这也是他与胡适等人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对在野的中共，他临终前已经有了新的觉悟，即便他活到49年以后，短期的蜜月可能会有，但是长期做帮凶或帮闲却决无可能。

另外，鲁迅身上也有盟主欲，他在当时的文坛上之所以四面出击，八方树敌，是因为那些人不买他的帐。他骂所有文坛上和文化界的有头有脑的著名人物，因为这些人对他没有学生对老师、追随者对盟主的尊敬和顺从。而他对文学青年态度却和蔼可亲，象柔石啦、萧红、萧军啦等等，他在这些尊他为导师的青年身上找到了诲人不倦的感觉，满足了他盟主的虚荣心。在鲁迅留下的遗产中，能够最好地证明他的盟主欲和导师欲的文字，无疑是他与许广平之间的个人通信。他与许的师生关系，从真正的师生一直延续到两人谈恋爱和结为夫妻。我读《两地书》，怎么读也读不出他俩是情人、夫妻，而一直是导师对学生的口吻。这太可怕也太可笑了，从讲坛上和文坛上当导师，一直当到了家里的床上。你还别吃惊，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好为人师，诲人不倦，管他是同事、朋友还是夫妻、父子，只要给他个台阶，他立马就踩上去发表训令和教诲。九十年代中期风靡大陆的《曾国藩家书》，那副既为大家长又为道德权威、既是朝廷重臣又是家庭导师的面孔，最得中国知识人的羡慕、青睐和神往。还有八十年代红遍文化界的〈傅雷家书〉，都可以作为中国大家长的典范教材。

四、没有神圣价值的悲剧

鲁迅后期的悲剧或者甚至都可以叫滑稽剧，有他个性中的因素，但是我觉得，这种个人因素如此放大乃至于狂妄到失控的程度，有更深层的文化传统上的原因。我们这个没有宗教、没有终极价值关怀的民族，无法给他提供一种更高的甚至绝对的尺度，使生而为人者有一份宗教性的谦卑和敬畏。我们的文化太世俗化了，没有西方的宗教性的绝对的彼岸尺度——无论多么伟大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渺小的。如果我们的文化中能够提供一种类似西方基督教那样深广的宗教背景，或者鲁迅如果是个基督徒，那么在他写完《野草》之后，当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文化中社会中是唯一的孤魂野鬼，是匆匆的过客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回到世俗之中与庸人们纠缠了。他的《呐喊》、《彷徨》中的小说以及前期杂文，已经把中国人看透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背后是《野草》中的绝望，那种前面只有荒凉的坟的绝望，他在这个文化中已经无路可走，处在一种“荷戟独彷徨”的状态中。但鲁迅与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不同，屈原还相信明主，鲁迅则什么都不信，是灵魂上的虚无主义者——在绝望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绝望者，在孤独中把自己提升为唯一的孤独者；没有对手的悲哀比有对手的失败更让他无法忍受。

处于这种状态中的鲁迅，前面只有三条路：自杀；走向与一切人为敌的唯我独尊的狂妄；面向一个更高的绝对价值进行自我灵魂的拷问与对话。在中国这种没有超越的神圣价值的世俗大背景中，《野草》中的鲁迅和鲁迅的〈野草〉已经是人生和创作的双重尽头了，他的眼中不可能再有更高更神圣的绝对价值，他在世俗中的彷徨、孤独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灵魂皈依。他不可能象耶稣精神所昭示的信仰那样，在虚无中在怀疑中坚信意义坚持寻找，在被遗弃和主动放弃的孤独中绝望中不放弃希望。所以，当人无法靠自身的努力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又没有超越自身的更高价值时，留给他的只有两种选择：不选择自杀，就只能选择唯我独尊的姿态与世俗作战了。他当时进“左联”，既有道义上的原因，更有沉寂多时有机会做一回盟主的原因。他与“四条汉子”的论战，表层是“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之争，实际上是“左联”盟主地位之争。他进去后才发现，人家请他去“左联”，不是让他做说了算的盟主，而是把他当作党的统战工具用，这与他内心的自我期许完全是风马牛，他肯定有一种被别人当工具玩了一把的屈辱和愤怒，他的那种“荷戟独彷徨”的孤傲就必然指向任何他看不上的人和事物，以发泄他深受屈辱后的愤怒。

在中国，传统中只有狂妄的人格神（圣君和圣贤所构成的圣人），而没有超越世俗人格的真正的上帝。在这样的世俗化传统中，以鲁迅的深度与天才，他怎么可能不自视为人格神，自视为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圣贤呢？他的心中没有上帝，眼中又能有谁呢？正是这种狂妄导致了他晚年的浮浅与刻薄，也导致他在49年后再一次作为毛泽东及其大小党棍手中的大棒四处开花。如果鲁迅心中有上帝，有敬畏，有谦卑，《野草》之后的他就不会再与庸人作战，也不会把自己降低为庸人，而是会写出类似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或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那种超越性的东西。鲁迅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知识界悲剧的缩影。心中没有超世俗的神圣尺度，没有对这神圣的真正谦卑和敬畏，我们就会永远挣扎和沉沦在或苟活在世俗的权力、金钱、地位和名声的泥潭中。鲁迅还是挣扎和沉沦，而大多数人呢？别说挣扎，连沉沦都没有，有的仅仅是苟活而已。永远是急功近利的小聪明，不可能有大智慧大悲悯大道义大坚韧。狂妄必遭天责，这种命运，在狂妄得绝对、卑贱得纯粹的汉文化传统中，连集道义、智慧、深邃和坚韧于一身的鲁迅也无力幸免，更何况绝大多数不及鲁迅者。

“六四”大屠杀的规模和惨烈，远远超过七十多年前的“三‧一八”惨案；49年后的极权统治的严酷，也远远超过民国的任何时期。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一篇《纪念刘和珍君》，所以，尽管鲁迅不是完人和圣徒，但他仍然我们这个冷血的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资源。

（《北京之春》2000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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