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回农村老家。我爸因为和邻居，也是我的叔叔，因宅基地一点纠纷反目成了仇人。我家本来和叔叔关系不错。前年，我答应带给他一套他喜欢的《古兰经》，可是书带回去了，我妹妹死活不让送。她甚至把书藏了起来。我也不愿发作，后来就只好算了。

我妹妹从小顶替我干家务，干庄稼活，非常辛苦。所谓的受教育权、发展权这些人权，在她身上无法体现。我终于读完了书，能在经济上帮家里些忙。可妹妹对我的期望并不仅仅是自己家里的生活如何更好，还包括如何教训“望恩负义”的仇人。假如真是叔叔给我家造成了很大伤害，我当然不会坐视。可两家之间为点芝麻小事已经好好坏坏反复几十次了，我实在是厌倦了。我本来希望通过我的示好，修补两家关系，但竟做不到。

由此，我也想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中类似的现象。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统一，确实是包括我和我周围的人在内的、几乎所有大陆中国人的意愿。同时，提高生活水平、受到社会保障、争取公平机会、免遭邪恶灾难侵害，也是我们大陆中国人的愿望。后一个愿望是人权的内容所涵盖的，也是我等向往人权的人所要争取的。但是前一个愿望却超出了人权的概念覆盖的范围。

帮助我的父母、弟妹过上更幸福的日子是我的责任。可是使他们所痛恨的人更不幸福，却不是我的义务。我还十几岁的时候，妹妹更小，主要是父亲和邻家闹别扭，我放假回家听到的，都是别人的错。可事后总发现自己家也有错。现在听妹妹把叔叔说得如何坏，但我被拦着不能当面向叔叔问明情况，也不能责怪妹妹哪错了，只好眼不见、心不烦。

大多数中国人像我的父母、弟妹一样，劳动艰苦，生活贫穷，既没有公平的竞争机会，也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我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关心的。我希望通过民主化改革，改善普通中国人的处境。但对于那种要武力收复台湾的想法，我会坚决反对。因为台湾既不是改善大陆人权状况的绊脚石，也不是可能来大陆烧杀抢掠的威胁。武力攻台不会对大陆中国人的生活起色有任何帮助，反而多一个外部仇人，所以我不赞同。就像我不会自恃学识和经济能力比我叔叔强就要想办法羞辱他给父亲和妹妹出气一样。

我小时候就盼着收回香港和澳门。现在已经收回了。可是，普通中国人还是既不能去工作、也不能去旅游，跟还在外国手上有什么区别呢？邓小平曾说，想在97后到中国的香港去看看。他要是活得再长些，确实可以。但我奶奶也想在死前到中国的香港去看看。她能吗？看一国两制给台湾的允诺，简直就是两个国家，我等百姓盼来盼去又在盼什么呢？

封建大帝国时代的国家，是皇帝的国家，人民是皇帝的子民，土地是皇帝的土地。人本身是工具，是材料，是仇杀和奴役的对象。但文明发展到今天，人权已经高于了其它道德指标，其原因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保障人权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着。在生产力落后时期，这种可能性并不总是存在。比如那些高寒地带的民族，如果不去抢掠，恐怕自己的生存都难以保障。所以，北方民族的性格总是很剽悍。

今天，人们如果还被迫用最原始的工具进行很低效的劳动、并因此生活在贫穷中的话，就不应再归因于上天对自己这个民族的吝啬，而应归因于这个民族的社会形态，尤其是社会制度。自然资源短缺远远不再是主要原因，甚至连次要原因几乎都谈不上了。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各种农业机械早就发明了，为什么还要用原始的铁锄？冰箱的生产能力早就过剩了，为什么还有无数的家庭没有能力使用？在贫瘠的以色列，却有着良好的机制能够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的力量使其国民过着有保障的幸福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对大陆中国人的意义在哪里？是他那里的政治模式、科技力量、资金市场对大陆更有好处，还是仅仅阿里山下的土地和日月潭中的淡水更为大陆所急缺？

国内各民族的情形也类似。假如中国是个新时代的自由国度，那么按照经济学原理和其它自由主义国家的实践，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城市和农村、东南和西北、内地和自治区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个差别主要是中央的严密控制造成的。因为，各个地方都无法根据特点、按照市场要求自由发展或移民，干活是给中央干，吃饭等着中央给。中央偏向城市，于是农村就落后；中央偏向东部，于是西部就落后。当然，今天的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限制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政策还多得很。

举例来说，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要从贫穷的农民身上搜刮很多苛捐杂税，一方面上缴作为地方官的政绩，另一方面养活许多官吏和有关系的闲人。这些靠搜刮民脂民膏富裕起来的官吏，要消费很多高级工业品。本来农民可以用来多吃几两肉、多买几台冰箱的钱，变成了官员的高级轿车、妓女的高级香水、贪官污吏晋升的资本。这是由于没有民主本地区内部的劫贫济富。农业县向上级市交的税，就是农业向工业的劫贫济富。一旦这个县改称市，就可以留下许多资金用于城市建设。各地向省交钱，各省向中央交钱，而省里把钱主要用在省会，中央把钱主要用在首都。所以同时又造成从小城市到省会城市、到北京这样一个层次的劫贫济富。

再看地区之间，比如山西虽然资金人才短缺，但是自然资源丰富。本来山西可以靠出卖资源发展教育、交通和经济。但是，中央强行以低价把煤和矿都挖走，给的钱仅仅够维持生产的费用。结果是﹕山西资源也消耗光了，人才也没有，经济还落后，白白落得环境被污染了。

扯上民族因素也类似。比如中国搞共产主义建设，可维族人不信共产主义也没办法，因为没有自治。内地没有民主自由，新疆当然也不会有。但维族人争取民主自由的方式并不同于内地人﹕我们内地人希望全国民主化，自己这地区因而实现民主自治；但维族人肯定更趋向于“你们汉族人搞好搞不好我不管，但你们也别管我”。山西的煤被挖空和新疆的油被抽干表面上类似，但将来山西人活不下去了随便跑到外地，没有人注意他的山西人身份。但假如新疆的油被抽干了，维族人跑到外地谋生，则会形成这个民族破落不堪的印象。所以山西受到不公正不会搞独立，但新疆则相反。假设中国是个自由繁荣的国家，并且各地区高度自治，那么他们脱离祖国又有什么好处呢？现代的自由富裕国家，没有一个是靠暴力把国土拢在一起的，都是靠各个州或邦的自愿留在祖国大家庭中。

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和实行真正的地方自治，是各民族融合的基础。虽然民主化的初期会遭遇离心力，但自由富裕之后，才能形成真正稳定的局面。要是这个过程中人家死也不愿跟你过了，那就随他去吧。我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新疆，因为毕竟新疆的维族人不占绝对多数，在大城市，甚至只占少数。而西藏却是长久之患。现在达赖喇嘛打着和平、自治的口号。但他死后，藏人假如非要独立不可，不惜武装斗争，长久下去，分裂则成为很可能的前景。

总之，我的意见是﹕人权是最重要的，但人权不等同于人的意愿。后者是民主问题。民主是保障人权的最好的可行的制度。但仅仅民主是不够的。要靠民主制度催生出一个法治和自由的社会，人权问题才能根本解决。(2001.1.10)

〔转载自《羊子的思想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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