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6日讯】若干年以来，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的智囊人士几乎受到外界同等的关注。此次，潘岳的政改评估报告及其背景当然也引起了外界很大的兴趣。谈到体制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不能不令人想到中共体制内的另一位知名中青年政治学者，现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沪宁。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江泽民要求在中共高层传阅的政改评估报告不是出自体制内最官方的政治学家王沪宁之手，而是由连大学都没有上过的潘岳来担纲？为什么中央不委托王沪宁进行这样的政治改革研究，而让同样是体制内的潘岳拔了头筹？不仅如此，曾庆红为什么不找王沪宁，潘岳为什么也不找王沪宁，而去找那些被赶出官府之外的民间学者？
论政治资历，潘和王都是体制内高级官员，副部级干部，年龄都在四十至五十之间。论研究政改所需要的学术功底，身为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王沪宁远在没有受过起码学术训练的潘岳之上。论在学界认识的人头，王沪宁不在潘岳之下。由潘岳来执体制内政改之牛耳，对王沪宁及其所领导的贴身智囊团恐怕不能不算是一个不小的讽刺。如果潘岳的研究来自上级的委托，那么，江曾为什么不委托王沪宁？如果潘岳主动请战，为什么王沪宁不敢？论到这里，问题的性质已不是见识问题，而是胆识问题。
比较起来，潘岳之所以有这样的机会，他的权力基础显然比王沪宁更为广泛。他本人有太子党背景，与共青团派、军方、曾庆红关系密切，又供职于朱容基手下。这也导致潘岳在处事上比王沪宁更为张扬、更为跋扈、更富有冒险精神。王沪宁则在处事风格上更为内敛，会议不敢开，朋友不敢见。
前几年，海外曾出过一本关于江泽民智囊班子的书。在这本流传很广的书中，王沪宁被形容为江泽民的“化妆师”。今天看来，这一定位大致是正确的。换句话说，王的作用是给江的“政治面貌”在不同的时候涂上不同的“政治油彩”，而不是给江的头脑适时地装进新的东西。尽管外界有很多传言，说王沪宁被托付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任，但是从外面所能看到的，只是王沪宁在他那本日记式的著作和不多见的文章中强调如何要无条件地树立并服从中央（江泽民）的权威，研究如何加强并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等等。现在，一旦到党的代表大会前夕需要打政改牌，重任又落到他人肩上。这是否意味着，王沪宁替江泽民化得妆越多，江的对手就越不高兴，王就越被视为在替江泽民个人服务，因而在各派系中的可接受度就越低。而江本人一方面也越来越习惯把王沪宁当化妆师而不是军师或谋士。这样，研究政改的重任也就落不到王沪宁肩上。
其实，潘岳与王沪宁在政治立场上大致相同，两人都是无可救药的威权主义者。潘岳属于“根正苗红”的中共官员。他所提出的政治方案实质上是维护中共的既得利益，延缓民主化的进程，以新的方式来维系中共在中国的统治。潘岳本来只是《中国青年报》的普通编辑，后因家庭背景受到当时团中央书记李克强的越级提拔。被认为是“太子党”纲领、极其抵制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的《苏联变局之后我们的应变方案》，即由潘岳组织人马在九二年编写的。而具有明显法西斯主义倾向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则被认为是陈元的纲领，何新的思想，潘岳的策划，王山的执笔。而王沪宁早在八十年代就被认为是新威权主义的代言人，并积极投入当年的反自由化运动。
王沪宁此回合输给潘岳则是由王沪宁所处的地位造成的。有胆量、有骨气的人做不了贴身智囊。久而久之，恩主也不会让贴身智囊去作要胆量、要骨气的事情，最后连要见识的事，也不让贴身智囊去做。在帝王身边呆久了，谁还敢有见识？就算有也没有胆量说出来。由此恶性循环，帝王最后对贴身智囊的见识也发生了怀疑。毛泽东在登基之初，大事还问问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消失了，就只问自己。赵紫阳当初搞政改研究，没有把这份重担交给中央政策研究室或是中央办公厅研究室，而是另组班子，广集群贤。今天，江泽民又用潘岳而舍王沪宁。由此看来，对身边智囊班子在见识与胆识上的不信任已成为中共的政治传统。此次，政改研究报告非出自王沪宁之手，也就不令人惊讶了。那些至今仍然想进入贴身智囊库的文人学士对此应有精神准备。
不仅如此，中共历史上最高领导人的贴身文胆，常常没有好下场。看看毛泽东的私人化妆师田家英、陈伯达的命运吧，这些人要么不见容于恩主，要么不见容于恩主的敌人。就算逃过了这两关，也难见容于民意，如胡乔木。王沪宁是这三个中间的那一种类型呢？
不论潘岳多么年轻、对中国共产党有多大的忠心；不论王沪宁多有学识、与江泽民的关系多么密切，两人在短期内也许有一时的腾达，长线的政治前途都不看好。只要自由民主是中国未来的前途，这两个人就没有多少前途，除非他们放弃他们的威权主义的立场。否则，一旦共产党开始转型，潘岳将失去政治回旋余地；一旦江泽民淡出政坛，王沪宁将失去恩主。潘岳将祸起于其跋扈妄为，王沪宁则获咎于其没有勇气、没有对自由民主的担当。王沪宁的命运更依赖于江泽民。据知情者透露，潘岳此次行动的幕后真正支持者是曾庆红。这似乎显示曾庆红没有打算继承江的智能班子，而胡锦涛重用王沪宁的可能性则更低。因此，王沪宁在胡锦涛、曾庆红时代的政治前途似乎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
现在，几乎谁都同意民主化的政治变革是中国不可回避的课题，谁都知道整个社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切度越来越高。但是，可以指望谁能表达出这一呼声呢？体制内的人或如潘岳者想用民主名义的政治改革达到建立新式威权统治的目的， 或如王沪宁者专注于政治化妆，而体制内外的敢言人士嘴巴被中宣部贴上了层层封条。今日体制内学者数量成千上万，但只能做御用的粉饰太平的“学问”。以潘岳和王沪宁为代表的中共内部智囊的困境，也昭示着中国目前在民主化上所遭遇的困境：体制内智囊中的胆大者执著于其法西斯主义梦想，胆小者则甘做唯唯诺诺之侍臣。这个民族在民主道路上的艰难就可想而知。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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