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3日讯】

　　记者：说起来咱们还是北大校友呢，我是中文系的。

　　王志东：我是无线电系的。1984年入学，1988年毕业，1989年又回到王选那儿干了两年。

　　记者：据说你是因为软件方面的才能受王选赏识的，由此进入北大方正的。

　　王志东：是。方正是按一种特例把我招进去的。首先，北大方正主要看重的是数学系的，然后是计算机系的，无线电系的直接进入方正开发部的不多。第二是因为我毕业后先在中关村街上干了一段，王选老师对在街上干的人是有些看法的。后来是我在软件上的一点小聪明，让他知道了，加上我的一些同学和老师的推荐，王选老师才把我招进了方正，这也算是一个特例。同时我一进去就被委以重任。第三是在工作上给我一个特例，比如我不用坐班，只要把活儿干了就行了。第四，王老师说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呢，可以做客座研究人员，你干几个国家级项目以后，我可以破格推荐你直接读我的博士生。这开了一个特例。到北大方正没过两个月，王选就把我调到他的那个研究所里去了，一干干了两年多，到1991年底，辞职离开。

　　记者：应该说北大方正对你还是可以的。

　　王志东：在方正，我是第一次在一个高层次的研究机构做软件开发，学到很多东西。但当时经过两年的了解，对方正差不多已经熟悉了。方正有自己的定位，而我感兴趣的跟方正的主流不一样。

　　记者：你的兴趣是中文平台。

　　王志东：对，我当时就是看中了中文平台这一块。一个好的中文平台可以让很多的人在上面做开发，当时年轻，觉得这事儿能够带动一个行业。而且这是属于技术前沿，做这个事可以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但这个产品方向跟方正不一样，方正做排版，而且是做一个相对受保护，或者说相对封闭的系统。但我要做一个开放的系统，要大家都可以用的。我一看在方正自己的发展余地不大，就想反正还年轻，何不出去再闯一闯。

　　记者：当时你有明确的目标吗？

　　王志东：没有。先是想出国。当时新加坡有一家公司请我去，在等着办出国手续的期间，我又有点儿犹豫，当时是1992年初，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房地产呀，股市呀，都很热，正是小平同志南巡前后，中关村的经济发展已经很有苗头了，我感到国内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有很好的创业机会。

　　记者：这时候你写了一个软件——“中文之星”。

　　王志东：从北大方正离职后，我在等出国签证时在家里做了这个“中文之星”，恰巧被我的一个同学看见了，他觉得很好，鼓动我把它拿出来，两人一起合伙办一个公司。记得那个公司是1992年4月成立的，“中文之星”是1991年底完成的。

　　记者：写软件是怎么回事？

　　王志东：以我现在的经验看，写软件其实和搞管理是很像的。第一，你知道你手底下有多少个人和设备，并且要知道每个人的特长是什么、每个设备是怎么样。也就是说知道你手中有多少资源和这些资源的能力；第二，你要有一个目标，你需要做什么样的东西；第三，你就要布局，看怎么样安排这些人和设备，先做哪个，后做哪个，这都要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第四，设计好一个流程，让人和设备按照你说的步骤一步步走，你就可以完成你要做的任务。而写软件跟这个过程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你知道电脑能做的基本动作，你知道你想做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就去安排、去告诉计算机。你要列出个清单来，先做这个再做那个，到这时候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你再采取什么行动等等。你列的这个清单就叫程序，而这清单里写的这些东西就叫指令。这些写完以后你把它们交给计算机，计算机根据你的清单一步步去走，如果程序设计得好，在它走完后你就可以拿到你要的结果了。

　　记者：我说的不是软件的具体的写法。我想知道它和艺术创作是不是有相同之处，也要有灵感和冲动？

　　王志东：有灵感有冲动，并且不同人写同样一个程序，你可以感觉到其风格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出来的结果可能很相似。比如说有人盖房子可能根本不用钉子，有些人必须用钉子、水泥等才能合起来。这就是看你的灵感，灵感有了后你能找到一个捷径。别人要写一万条的指令才能做成的程序，我只用200个语句就出来了。别人都觉得非常复杂的事，只要找着技巧，有了灵感后，就会越做越简单。绘画大师可能一泼墨就是一幅好画，一般人怎么画也画不出个好样子来。

　　记者：你做了“中文之星”后，开始从一个技术专家向管理者转变，可后来为什么又离开了那个公司？

　　王志东：当时的决定也许就是相当于成和败、生和死的问题了。有人说，一个人一辈子不可能重复那么好的运气，同时成功两样东西或得到两个成就。当时“中文之星”起来了，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不得了的事了，有人说如果我从头再来，第二次白手起家是否还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如果起不来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失败的结果，而且因为这一失败以前的成就也会被人推翻。当时中国公司和国外公司不一样，国外公司是人可以走，而股份还在，所以你的投入、你应该得的利益还能继续保持。但当时我们的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你走了就没什么关系了。从经济、名誉等等各个方面都有可能变得一无所有。

　　记者：你当时走的时候也并没有明确你将来要怎么着。

　　王志东：当时第一我觉得干得不开心；第二，整个公司已脱离了我原想的轨道了；第三，我曾尝试过扭转这个局面但是发现根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再耗下去的话是在浪费自己的青春。当时还是技术人员，比较理想化一点，一看不痛快，一拍屁股就走了。

　　当时也年轻气盛，我觉得“中文之星”就好像是我做的一个实习题，我还没认真出招呢。我当时很自信，整个感觉就是我还没开始干呢，以后的好日子多的是，哪能让第一个圈子就把自己给套住了？

　　其实后来有一段时间还是挺痛苦的。后来四通找我，要给我投资，段永基对我说了一句话，一下子把我的干劲又鼓起来了。他说你讲谁是谁非，必须是在你自己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下。

　　在中关村成长

　　记者：你应当说是在中关村学习、在中关村成长，是中关村培养了你。中关村里有很多很好的有成就的人对你有过很大的帮助，刚才说了王选，现在又说了一个段永基。你跟段永基是怎样的交情？

　　王志东：其实我和他结交也是比较偶然的。一个是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愿意支持我。1993年的时候四通股票刚上市，有了钱，想做点概念、搞点投资。而我在中文之星干得很火时退了出来，他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第二，当时我对在国内创业有点灰心，所以我想冷冷再说，但是他却很着急地找我，我就给他提了一些当时国内的一般公司无法接受的条件。

　　一是这个公司的投资力度一定要大，当时提出来至少500万元；二是这个公司的所有权与管理权要分开，我只对公司负责、对董事会负责，四通在理论上只允许通过董事会对我进行操控；第三是公司一定要给整个管理层股份，而且股份要有法律上的保证；第四是我要保持这个公司的专业方向，它只做软件或只做高科技。这四条中尤其是第二和第三条对四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哪有接了500万投资却根本不让投资者管的。甚至公司的财务总监我都不让四通派而是我自己招的，我就说绝对不允许干涉我公司的内政。第三个给管理层股份这点也是从来就没有过的。后来我为了能够保证这四个条件的顺利实施，也是做了相当大的努力。然而从段永基的角度来看呢，他很为难，因为这在四通是个特例。后来我才知道关于我们四通利方公司这个案例在四通内部曾一直是受批评的，有人说这个管理有问题。但段永基还是顶住了，我通过他保证了四通利方的发展，这一点应该说是他对我的最大支持。

　　记者：你一下子要转变为一个管理者，这和你以前做过的事完全是两码事，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想法或冲突吧？

　　王志东：我想搞技术的人天生有一种比较封闭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总要择明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对于他们来说一直在想怎么能找一个好的环境，找一个特别开明的老板，然后在他手底下痛痛快快地干自己的事。

　　我觉得我做出这个转变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逼到了绝路，必须硬着头皮住前冲。当时和老段谈完之后，他说：“行，我不给你派总经理，你自己去找。”可是找了半天没找着一个合适的人，就只好自己上，要争一口气，这是重要的动力。

　　其次，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和他所有的学习和背景有关系的。我在大学时曾经有一个阶段研究过科学哲学，它是研究方法论的，尤其是研究各个学科之间的异同。我曾经有一个多学期特别迷恋它，到处去翻书，从数学、物理等各个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那时得到的一个总思想在这儿给用上了。那就是心理学上的甜柠檬的理论：虽说柠檬是酸的，当你非吃不可的时候，你觉得其实它也挺甜的，道理就是你必须接受的时候就想办法想它的好。所以在做管理的时候我就把管理和我以前的经验做一个类比，最后我居然发现搞管理和搞程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从这里我也慢慢地找到了乐趣。这样一转变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最后我发现原来的很多知识都还能用得上，并且同样有一种成就感。盖茨说过一句话：“如果锤子是你手里唯一工具的话，你会希望所有问题都成为钉子。”

　　第三，这中间有不少人给了我相当大的帮助，你从周围人那里不停地学习，不断地给自己充电，这样就有所转变了。

　　我在个人角色转型中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我希望把管理变为一个我愿意搞的形式。我觉得传统的中国公司的管理模式我根本摸不透，我从心里抵触。而我崇尚的是硅谷文化和那种创新精神，崇尚那种清晰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的方法。这样就有了从四通利方到新浪网的思路，还有为什么我1995年就去搞风险投资，当时国内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风险投资。

　　记者：你并没有去美国学习过，你为什么对硅谷的文化特别感兴趣呢？

　　王志东：其实这是一种对创业神话的向往。我在大学的时候看了很多有关硅谷的书，毕业后逐步接触一些外国公司，这样感觉到硅谷变得有一些具体了，当时很多人说像你这种性格应该去硅谷做。我一直到1995年1月才到美国，我到的第一站是硅谷，去惠普、Intel、APPLE等公司，还去了西雅图微软总部。第二次是中国惠普公司邀请我去的。那一次我下了决心要找风险投资了。四通利方搞风险投资的准确时间是1995年7月。

　　记者：你人缘不错，我看人家介绍说你对部属或同事好像有亲戚关系，据说四通利方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跟你一起干的呢。

　　王志东：对。这些人的人品都不错，大家互相挺照顾的，也都挺有感情的。其实我们公司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只进不出，我们也是一直在淘汰和筛选，但基本上是主力都在。而且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新人进来。第一，我这个公司要保证不断有新鲜血液进来，这说明公司是开放的而且不断有新的思想进来。第二，我要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感觉到公司跟大家庭一样。其实我们公司每一个人的能耐都很大，每个人都有足够在外面开一个公司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当鸡头当凤尾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在一起工作会得到更大的回报，不论是在经济上、精神上还有事业心上，所以大家才有理由在一起。我的一个观点是既然来了就希望大家高兴一点、痛快一些，可以累一点但是一定要痛快。

　　“管理带宽”与团队精神

　　记者：据说你们在人事管理上有个“管理带宽”的概念。

　　王志东：所谓管理带宽就是企业管理层应该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专业、不同视角的人。而这样一些人在一起难免会因为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而意见不统一。但是正因为角度不一样，如果能把这些整合到一起的话，那就会看得更加全面，犯错误的几率就会变小。我们公司有外企进来的、有自己创业出来的，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IT的有非IT的，各方面的人都有。这些人进来之后只要保持和谐的工作气氛，这个团体的能量就是无法比拟的。

　　记者：我注意到你们的公司用了一个外国人当财务总监。

　　王志东：对，马克先生。我们是1997年起用这个“老外”的。当时我在内部受到不少压力，因为找外国人我们不是国内最早的，以前有过很多，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第二是中国员工说你摆不平，凭什么一个“老外”一进来就高工资呀？这一着走得很险，搞不好会把人心冲散；第三是有人说你别以为“老外”就怎么样，他那一套在中国根本用不上。

　　这步险棋我也是在前后想过后才走的。从现在来看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着棋，没有这着棋新浪也很难走到今天这一步。虽然他有很多意见和我不一样，我也不一定接受，但我从他那学到了一些他的思考方法。通过“老外”的加盟，整个公司在走向正规化、国际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跟外面合作的信心就建立起来了，人家就知道你的公司尤其在财务方面是可靠的，这也就为公司将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确，他的工资是高，比我还高呢，但是他对公司是有帮助的，这个钱花得值。

　　记者：一个互联网公司资金几千万也好几个亿也好，是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在了人才上？

　　王志东：对。其实高科技企业基本上是人才的企业，当你进入了这个行业，尤其是在和资本市场建立了联系以后，你会发现钱是最不缺的一种东西。钱多的是，少的是项目。所以只要有好的项目你就不愁得不到钱。然而你的项目怎么来？它的提出和执行都要靠人，而且这人还不在于单个的个体而是在于一个团队。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可是通过一个团队的配合大家相互取长补短，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接近完美的团队。有一个合适的团队，再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商业计划，合在一起就有投资价值了，这样人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四通利方从1997年融资后，我们就在不断地提高人力资本，在整个的成本结构中人力资源成本在逐步增加，这里包括员工使用的设备，接触新技术的机会、培训的机会等等。当然我们也一直在调工资，期权制度也开始一层层地向下翻，这些都是人力成本增加的一个表现。

　　记者：你很重视团队精神，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团队精神是改革开放的前一阶段所提倡的，而知识经济或新经济讲的是个性化、知识英雄。你对这是怎么看的？

　　王志东：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在团队精神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在团队中保持个人的个性，我觉得保持不了个人个性的团队就根本不是团队，那和一个人不是一样吗，只是一个执行的机器而已。刚才我说的管理带宽，就是重视每人一个角度，其实这就是发挥他的个性。还有就是一个高科技公司需要有一个灵魂，有一个主导思想，这个主导思想往往会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往往有可能需要有某人整合和最后决定公司的战略，就是所谓的战略决策者，这是一个需要个性的地方，他作决定的时候经常是不一定有多少理论根据的，最后所有的意见综合到了一起之后往往是使用一种直觉的方式去作出判断，而且这个直觉的来源不断的积累。所以我说这个也可能就是团队的个性或一个核心。团队就和一艘船一样，无论是掌舵的，还是划桨的，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很重要，在个性里体现出一种团队精神，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我看新经济

　　记者：你认为什么叫新经济，什么叫知识经济？

　　王志东：在过去一年多里，你能听到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讲新经济就是所有反传统的经济，或者说在新经济里传统都不存在了。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新经济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基于一种新的技术或商业模型而形成一种快速规模经济。第一它还是一个经济，要遵循经济规律，第二它最终的目的在于能够快速地形成超额的经济效益，就是说新经济是一种比传统经济更能赚钱的经济。按照这个观点来看我觉得软件业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新经济的代表，因为它靠的是软件技术。就像是微软，在短短二十年之内可以超过许多老牌的公司，而且它不是光靠股市，它的营业额和利润都超过了很多，原来最高达到5000多亿美元，现在掉下来也有3000多亿美元。从经济规模来看，因为它做的是软件，而软件的规律就是高投入。微软开发一个WINDOWS投资超过10亿美元，但是它开发完后可以一套软件只卖100美元。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的复制成本很低，一张光盘加上一个很简单的说明书，可能也就一美元。但是只要他的产品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那他的10亿美元的投入就一下子都摊下去了。一美元简单的复制成本，再加上综合成本也就10美元，卖100美元也是有暴利的。并且WINDOWS自己还形成了一种加速度，你用了WINDOWS，我用了WINDOWS，别人就也得用，否则无法和大家交流。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规模经济效应。

　　网络也是一样的，我认为EBAY网站是最为典型的，它的单次投入的成本其实也是挺高的，它维护这么强的一个网站，在技术上、在品牌宣传上都要投入很多，但他做完之后的复制成本很低，这样只要用户数量到一定规模它高投入的部分就一下子被平摊了。这样的话它从100万做到1000万会做得很快，而从1000万做到一个亿就会更快，所以它在很短的时间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拍卖行，而且是有着巨额利润的。

　　说到新浪，我们锁定的目标一定是新经济，不管是以前做软件还是现在做网络，我认为都是新经济。对我们来说我们该怎么样创造出一种产品、技术、服务或是一个商业模型能实现我们刚才说的目标，只有我们创造了这个之后我们才能挺起胸膛来说我们是新经济，而我不能说网络就是新经济，这是不对的，有很多人做网络根本是赔本的，根本就不是经济，更谈不上是新经济了。

　　新浪何时能赢利

　　记者：这个问题我很关心，新浪什么时候赢利？

　　王志东：说一句极端的话，就是明天新浪即可以赢利，当然我也可以永远不赢利，或者比如说我的钱可以烧10年，那我从明天到10年之间任何一个点都有可能赢利，明天、一年或十年。可是我根据什么来选择这个点呢，其实我认为这个点几乎是我可以控制的。控制这个点我关心几个问题，第一我要关心整个市场的发展，就是说这个市场究竟能形成一个多大的市场规模，比如新浪在中国在线广告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低的有人说百分之二十，高的有人说百分之五十，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市场不够大的话我就是拿百分之百也没有多少。第二，我要考虑我的资本回报，我现在手中有一点二亿美金，由于现在是亏损阶段，每季度要亏三百万到四百万之间，这是所谓的烧钱率。如果说我两个季度后要赢利的话那就是说我的一点二亿会变成一点一二亿，一赢利就等于现金流变成了正的。但我的账上永远有一个亿美金趴着，是没有用的，等于存在银行吃利息，如果是这样，那我这一个亿的资本就没有充分利用好，我要是靠它来吃利息这就是一个很失败的投资。所以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大我的投入，发挥我的资本效益，我这一个亿至少一定要花出五千万。我要选择一个花钱的点，它通常是到一些中长期的项目，因为现在投入两三年以后才能赢利，那在这两三年之内这就是一个大窟窿、是个负数，这就会影响我赢利的时间，而这就是我要控制和考虑的。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这就和跑马圈地一样。跑马圈地时，你骑着这匹马只要你的马体力好能跑多少就圈多少。但是我在骑马跑的时候我要想第一不是越快回来越好，回来得快圈的地就少，马都还没跑开呢就回来了，多冤呀？第二是我一定要在马跑不动之前跑回来，跑了半天马跑不动了，我回不来就等于我一分地都没有。所以，对我来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但要让马使劲跑，还要一直盯着这匹马，让它在快跑不动的时候正好回来。对应到经济里面，马就是我的钱、资本，马跑一步就消耗一份资本，而每消耗一份就有可能多圈一份地。所以我的投资就要等到我刚开始赢利的时候我的钱也刚好烧完。当然我要保证我的钱烧得有效，我的观点就是赢利时间不是越早越好，太早了就证明你以前的融资是失败的，或者说你把未来的机会失掉了。

　　记者：听说今年咱们国内的几个网要有一拼，是不是这样？

　　王志东：其实每年都这么说。1998年新浪网成立之后就说1999年要有一拼，后来又说2000年有一拼，现在又说2001年有一拼。我感觉第一这个市场的空间很大，而大家的力量都不够，发展的空间还很大；第二，也正是由于这个空间太大了，没有必要大家挤在一起拼个你死我活，大家各找各的空间。也就是说国内的几个网要如何给自己定位，这是很重要的。就好像美国一样，和雅虎竞争的有的死掉了，但是AOL(美国在线)活了，EBAY(电子港湾)活了，MSN(微软网)活了，这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商业模式，它们找了别的山头。在国内的几个网，其手里的弹药都不少，达几千万美元，对于传统行业来说不少了。但是这些弹药别用来互相对射呀，对射就白浪费了，大家开辟新的领域。中国现在上网人数有两千多万，但和十几亿人比还是很少的。我觉得市场空间都很大，关键就看你怎么开拓了。当然如果在这个阶段大家看不准方向胡乱折腾还真有可能把自己给折腾死。

　　记者：据说你讲管理时常要提到金庸的小说。

　　王志东：我是上学时看的金庸的小说，但我与别人注意的角度不一样，有人注意小说中感情方面的东西，有人的注意力在武功方面，我注意的是一个侠的成长历程。金庸小说里面的大侠，并不一定出身名门，也不一定有什么正门正派嫡传，但不知怎么的，东一碰西一撞地就成了侠。这里有许多偶然因素，有许多风云际会，但实质是真实的。另外，金庸小说中侠与魔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有的魔也有很高的武功，但其为人不好，被人看不起，到处挨骂，不得人心，而侠则不但武功高强，更重要的是他代表正气，在个人利益上他也许不怎么得利，但精神上、道义上很完美，剑胆琴心。我觉得做人、搞经济，也应该这样。如果说我受金庸小说影响的话，就是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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