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取得了令世人惊异的成就。然而，物质的膨胀伴随着的却精神的匮乏。在官场腐败、市侩哲学、拜金主义、道德沦丧等形形色色社会丑恶现象幕后，展示着几近疯狂的索取和占有欲，曝晒着瓜分者和占用者的理所当然和狂奢豪醉，以及通过金钱、权势对社会、时代、寻常百姓意志的强奸。面对着这一切的一切，天性具有先知先觉功能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漠视了。
　　
　　 这一思潮根植于时下知识界流行的”退回”说–“从广场（露天政治演说）退回书房，从庙堂（官场）退回讲坛”，让知识分子不要”充当”知识分子，要成为所谓的”专业人士”，正如梁晓声在[ ’94断想] 所说：”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们都把自己等同一个贩夫走卒、市井庶民”。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这种”退回”倾向，正在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其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的漠不关心，不愿正视现实和责任。
　　
　　 此种主流意识形态学说，把关心社会、对社会的参入、对社会价值和责任的承担，称之为”唐吉诃德”情结，一些”精英”们用既被官方接受又让百姓听着顺耳的话来说明，知识分子应该回避，要转过脸不要面对现实，企图将这种意识充分合理化。然而，值得推敲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有没有良知的豁免权和道德的特权。不面对现实，不面对中国社会暴露的诸多问题，而去做所谓的”学问”，能潇洒和心安吗？经历过那个”功归天子，苦由民咽”的造神岁月的知识分子，今天又在”不争论”的大白话理论指引下”统一思想”，又重新回到那个令人窒息的意识形态氛围中，知识分子连愤怒（退一步是”生气”）都不愿表达，反过来转着弯子为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扭曲和轮回寻找合法性，难道这是文明和秩序的再生吗？
　　
　　 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有这种普遍漠然的心态。这几年来流行”从中心挤到边缘”说法，旧体制的积习难返和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使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压缩了自由言论的空间，市场经济的冲击，又使他们为生存而疲于奔命。正是这支”双刃剑”，窒息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呼吸，这个社会和时代所需要的声音，能有充足肺活量来发出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在这种意识的诱导下，人们分不清讲真话与讲假话的界限，退化到半真半假的话就是真话，以至于弄假成真。80年代”文化热”时期，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被许多人当作文化问题来阐述，认为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沉淀，积重难返。这本来是回避的做法，最后反而假戏真做，假亦真，仿佛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是几千年的文化劣根性形成的，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去跟老祖宗讨个说法和公道。现在的问题也是同样如此，很多话不能直说，就把所谓”革命世故”当成政治智慧，而政治智慧又等同于道德良知。好多人在大讲”不争论”的高明，但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过平等争论的事实吗？我们何曾拥有过真实争论的权益！”不争论”说，即中国不可以争论，所以就不要争论了。这就又退了一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在退让和防范中活着，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当然就萎缩了。这种主流意识的本质是高压之下知识分子委曲求全的活法（生存的活法），是一种精神的畏缩。人类最大的尊严是思想，思想的全部力量在于批判。尽管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经过解体后发生了许多糟糕的事情，但他们有一种可贵的潜能没有丢掉。前苏联知识分子很贫穷，但是他们的精神没有垮，他们正忍辱负重、很自尊地活着。他们是民族之魂。
　　
　　 这种主流意识的蔓延，使人们想起鲁迅先生笔下那个带血的馒头至今还冒着热气。在这一意识面前盲从或顺杆爬的人都应该感到羞耻，中国的历史也将品尝到它的苦涩。(京华论坛 西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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