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案后 政治恐怖笼罩江西芳林村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1日电】地方官员严密截查记者，没收胶卷及录音带，我在江西老乡协助下摆脱追捕，发现苛捐杂税吞噬这片土地，爆炸案后竟是政治恐惧。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特约记者张慧敏报道，我是江西人。这次采访江西芳林村小学爆炸事件，对我来说是一次含泪的故乡行。如果没有老乡们的智慧，这次采访肯定失败。三月十一日上午，我在芳林村派出所附近，乔装村民露出破绽，一个穿白色夹克的人上来问我从哪里来，我当时用江西话回答，“来走亲戚”。他转身跑进派出所，陪同我的老乡顿时脸色发白，让我快跑。我跳上一辆摩托的士，司机飞奔向前，靠近一山头，摩托停下让我上山暂避。
一辆红色面包车追来，老乡却说不知我的去向。后来老乡告诉我，发现我的是乡政府领导，驱车追赶我的是芳林村派出所所长。我记得摩托的士司机对我说，被抓到的境外记者的底片及录音带都被没收，为了保有我的珍贵采访资料，我焦急得要命，在前有关卡，后有追兵之际，我闯进了一个曾经采访过的死难者家属的房子，告诉他们情况，结果他们二话不说，代我把胶卷及录音带藏起来。
芳林村的孩子在学校里身亡，只因为学校里有一个关键性老师是村书记的爸爸，而村书记家又开了个体烟花爆竹厂；因为清明将近，中国习俗要求后代使用爆竹祭祀祖宗、先人，以保平安。是这个季节爆竹需求量太大，自九八年以来一直作为村书记爆竹厂加工地的芳林小学，学生每年在这个季节都要上劳动课，插爆竹引信。十一日晚上八点，在芳林村我最后访问的一家是死者李小燕的父亲。因为孩子的死，老母亲和妻子都昏迷住进了医院，他本人也伤心过度、万念俱灰，回答不出问题，只是眼睛直直地望着我说：“记者不是要报道真实吗？为甚么政府要赶你们？为甚么不让你们为这么多死去的孩子讨个公道？你行吗？”我只是忍着眼泪，无言以对。
十一日下午两点，潭埠镇在镇政府会堂召开党员大会，宣布爆炸事件是由疯子李垂才所为，同时警告所有摩托司机，若发现再承载境外记者，作刑事罪处理。善良的老乡连夜用摩托将我送往县里。一路上司机频频回望，在惊吓中左顾而右盼。两个多小时，在冷风中穿行，尽管司机将自己的头盔给了我，我仍颤抖不已。
中央三令五申要为农民减负，但每人只有几分田地的农民仍承付不起各方盘剥。在芳林村，我所到访的死难者家庭，多是空空如也的土灰墙。山里仅靠种田的农民，甚至早稻还没收，就无米下锅，全家靠借粮□口；待打出粮，还了债，自己又没吃的了。而乡里还要求交公粮、统筹税、猪税，无论养没养猪，按人头算，每人算一头猪，每头猪折合人民币三十二元。交不起税的农民，常常被抄家。据李小燕的父亲说，仅依靠每人零点五四亩地，很难维持生计。去年他们交了公粮和统筹税二百一十元，又因修水泥路，每个劳动力征收一百元，交了二百元，所以，他妻子也帮人加工鞭炮，一年可以挣八百元。今年他也出去打工了。
●五成壮年都在外打工
从到访的家庭看，现有五成的壮年都在外地打工，每年带回家三到四千元。李春生夫妇是在女儿李丽萍出事之后从广东惠州赶回；李小燕的父亲也是爆炸事件后从广州赶回，而且由于车祸，三天后才到家，只赶上女儿的下葬。
当地村民说：不怕炸死，只怕饿死。在家的万载县农民，百分之八十的家庭依靠鞭炮加工活维持生计。平均一天的加工活，可挣二到三元。幸存者高云家，每年鞭炮活可以带来近一千元收入。做鞭炮不需要复杂的生产设备，也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和成本，故家家户户都能干。而且不管老人还是小孩，个个都能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伤者罗林根告诉我，她的同学张国云的姐姐，十三岁已经在村里一家鞭炮厂工作。虽然国家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万载县的孩子常常因为家庭经济不景气辍学。芳林村小学今年将三年级合并为一个班，民间说是为腾出教室做爆竹，官方说是学生太少。即使是后者，也表明农村辍学率太高。这些辍学的孩子不是在本地个体烟花爆竹厂做童工，就是到外地做童工。
就拿死难者李垂才来说，九七年，他曾与一名姓欧阳的女子同居，并生有一女李小桂。后因生活难以维持，三年前女子离开他嫁往别处，女儿李小桂也被送往别处养育。九九年，又准备与黄茅镇女子汤某某恋爱，结果也因他经济条件差而未能成亲。他二哥李垂生说：都是因为穷！几年来，排行老六的李垂才一直帮个体户做鞭炮。
在简单的土堆旁，如果不是还有人在为孩子挖坑，土堆上有几个崭新的花圈，几乎很难相信这就是刚刚离去的孩子们的墓地。十一日走在芳林村的街上，除了失去孩子的亲人还在伤痛之外，到处看到的是公安、警察，悲情在人为的恐怖下淡如炊烟。政府以允许接通输卵管为一项抚恤政策。
为何江西一直不能脱贫？潭埠镇☆源村老书记郑鼎文说：关键是官僚上吃下拿，他们村农民税收年年征，村财政竟亏空五十多万，许多无头账全在内部交往的吃喝里。
三月十二日上午在万载人民医院，望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他们个个都偷偷喊冤，一如邓成保老师拼命摇晃的苍白且扎着☆带的头颅，说他不认识官方报道的“疯子”。他们已灾难深重，但没想到灾难后的政治恐惧还跟着他们。
出了医院，我直奔往南昌的班车赶飞机，彷佛带着芳林村逝去的四十多个孩子的血、活着的父母泪，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要求我立即离开草木皆兵的伤心地。我能做的只是将所见所闻公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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