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个60多岁的农民让他的侄子、我的大学同学领着来到我家，把一份材料交给我，大致内容是反映所在乡村两级干部集体贪污挪用工程款，致使该村通向县城的水泥路刚建好不到半年就破损坑凹得一塌糊涂。

老农欲通过搞新闻的我调查曝光后揪出这批“蛀虫”。我问他为何不向县里市里反映?他说往县里跑了十几趟，负责修路的狗官个个毫发未损。老农奉上一只大红包道：“求您了，这500元是全村人的一点心意，收下吧，给我们全村人和这条腐败路出口气吧!” 稿子三周后见报，引起有关领导重视并亲批“迅速处理结果上报”，修路的几条“蛀虫”终得到应有惩罚。

当我向同学退红包后，那个老农一天晚上打电话给我：“您是不是嫌礼少了?咱往后有冤还有脸再找您吗？”虽为农民尽了分内职责，但这件事好长一段时间令我不能释怀：农民反腐为何不走正常渠道反要走后门?为何在农民眼中记者的能量可以代替政府？

诚然，如今办事找熟人托关系已成人所共识，只是反腐这样光明正大的事也要偷偷摸摸走后门，这恐怕不是老百姓的荒唐，而是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念与评价是非畸形的一种不良反映。

平民反腐走后门是无奈被逼的，要不然他们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有时甚至被逼上绝路也未能实现夙愿。武汉某厂职工廖世刚、陈福鑫为告倒有贪污行为的厂长，个人花费近万元，最终他们只得到400元奖励。另据报载，25岁的芜湖市一学校出纳孙海燕屡屡举报校长贪污，却得不到有关部门公正处理反遭校长多次打击报复，孙海燕最终愤而投江，人们从她的遗物中发现了她一位在法院工作的亲戚写给检察院朋友的纸条，请求对孙的举报予以关注。但孙始终未亮出纸条，她认为反腐走后门岂不玷污举报?然而正是她的“正义”酿成“大意”竟被腐败活活逼死…… 这些事实令有冤屈不平的百姓沉默了，更使他们坚信要想讨回公道，只有走后门走捷径。但走后门又不能空手去，这样又会诱发新的行贿受贿行为产生，使社会风气会坏上加坏。如此即便百姓看到了腐败者末日将至的曙光，他们的心也一定不好受：为了让他(她)“下去”，怎么连我也腐败一回?!

更可怕的是，如果反腐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那么有没有理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而是看谁财大气粗，看谁有背景，看谁关系网密，看谁找的官大。如果你没钱没地位更无什么靠山，就只有流泪挨欺的份了。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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