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和几个朋友在一家饭店里吃完饭，悠闲地踱到车站等车，车站旁边有一个地摊，摆着各式各样的图书，在昆明经常能见到这样的书摊，大多是卖些旧书刊，也会有质量参差不齐的盗版书，偶尔也会在人不注意的地方摆一两本色情读物。卖书的人绝不文化，买书的也少有斯文，我一般情况下是不太光顾这类书摊的，不过那天为了消磨时间，也就走过去随便看看，竟然在杂乱的书堆里发现了一套三本的鲁迅全集，我下意识地拿起来翻了翻，摊主就凑过来问我买不买，我随口问了声价钱，回答是二十元，我觉得不算贵，虽说包装简陋，也旧了点，但毕竟不是买装饰品，只要能看就行，这时车来了，朋友大声招呼我上车，我来不及细想，匆忙地付了钱，这样，我第一次拥有了一套完整的鲁迅全集。

这套书是盗版无疑，且不说印刷质量低劣，页码错乱，无书号，无标价（后来我发现书的第三集最后几页有被撕过的痕迹，估计是伪造的书号和不实的标价被灭迹了），更为严重的是错字百出，在第一页上就读出了十来个错别字，这大大影响了我的阅读心情，为了不使那二十元钱被白白浪费，我还是硬着头皮看了下去。好在文字可以盗版，先生的思想无法盗版，而鲁迅的文章也居然象畅销书一样享受了盗版的待遇，也使得我这样浅长辄止的崇拜者有了一点点安慰：原来庸俗的书商也知道先生还没有过时。

在拥有这套书之前，鲁迅的文章我已经看过不少，而重读那些中学时代就已经耳熟能详的篇章更有一种亲切，现在猛地要我回忆起中学时代的人和事是一件困难的事儿，但当我翻到那篇著名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时候，禁不住会心地笑了，因为我一下就想起了初中教我语文的老师，一位胖胖的六十多岁姓张的女教师，早已过了退休的年纪，在课堂上用浓厚的地方话，一种很难听的滇南口音，高声给我们朗读课文，她那怪异的方言经常成为我们课余模仿的对象。记得在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时候，恰逢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规定老师必须要用普通话授课，当然对于象张老师这样的老教师，也许可以网开一面，但她终于还是用普通话给我们讲课了。上课的时候，我们全都好奇地等着她，想看看一位连昆明话都不会说的老人是如何讲普通话的。她在讲台上犹豫片刻，有些局促的样子，开口说：“同学们‧‧‧‧‧”课堂里轰地发出一片笑声，她尴尬地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大家不要笑‧‧‧‧‧”这一下大家笑得更厉害了，我也笑，觉得实在太难听了，也太滑稽了，直到现在，我在市场上听见一些老年人憋红着脸和外地人用普通话交流就会想起她。这时门砰地被推开了，我们的班主任一脸铁青地站在门口，盯着我们，有很长时间，教室里一下子鸦雀无声，过了好几分钟，班主任带着歉意对张老师点了点头，说：请您开始讲课。于是张老师开始用怪异的普通话讲课，班主任就一直在门口站着。
张老师开始讲课，我一直想笑，但不敢，终于她念课文念到“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意，千杯未醉荷~~~~~‧‧‧‧‧”我再也忍不住，噗哧地笑了出来，这一笑引发了又一阵笑声，我们班主任快步走到我面前，指着我说：你到我办公室来。我一下子吓坏了，战战兢兢地站起来，全班人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到我身上，这时张老师也走过来，说：算了，还是小孩子，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继续上课吧。班主任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慌乱中我用很感激的眼光看了看张老师，后来我回忆起来了，这句话她居然也是用普通话说的。后来我看了课文，鲁迅的先生在念这几句话的时候样子是极可爱的：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过去，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我想他一定是用方言在讲课，不然鲁迅为什么没笑呢。

以后她用普通话继续给我们上课，一直上了两年多，我已经习惯了在语文课上听这种极不标准的普通话，甚至在别的老师又开始用方言讲课的时候，她也一直没变过来。我上高中以后，一位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年轻老师代替了她，我反而觉得别扭，有很长时间不能适应语文课上那种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我在南腔北调中学完了鲁迅最经典的文章，从一开始我对鲁迅就只有敬畏，那时在现代文里面需要我们背下来的以两个人的作品最多，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鲁迅，毛泽东的文章我能看明白，这是因为我从小就知道他说的是真理，一个学生不一定明白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但他一定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是个标准答案，标准答案也就是真理。而鲁迅的文章则大不一样，我从来没在上中学的时候看明白过他的东西，甚至现在也不明白，因为我从小知道他不是一个肤浅的人，所以我不能用肤浅的道理去解释他，比方说我看鲁迅的小说，我自己以为《在酒楼上》和《孔已己》写的最好，《狂人日记》写的最差，好象尼采写的那些没头没尾的片段。但专家们却说《补天》写的最好，于是我就看《补天》，却没发现它的好，反而觉得很失败，于是再看专家的，还是说它最好，有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优点，于是我在和别人谈起来的时候也就说《补天》最好，恰好有一回遇到了一位自称的诗人，毫无疑问他是那种看过无数评论而没怎么看过原著的人，他就此惊奇于我的欣赏水平，我也就再也不敢说《补天》不好了。

我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看完了盗版的鲁迅全集，甚至于我开始怀疑我得到的关于他的信息是不是盗版，要么就是我以前得到的信息是盗版，这简直不可能，因为我一惯认为如果有一种书是最无恶意的，那一定是课本，那我现在的想法就必是盗版无疑。我疑心我已经为了看完这本错字连篇的全集之后，我已经不能正确地思考问题了。谁也不敢否认鲁迅是深刻的，自然你一旦指出他的谬误就必然是浅薄的，因为你只看过鲁迅全集，没看过他的日记，因为你虽然看过他的日记，没看过他的信件，因为你虽然看过他的全集，日记和信件，但你没看过其他人写的关于他的回忆录，因为你虽然以上全部看过，但你没看过关于他的种种研究文章，因为你虽然看过他的种种研究文章，但已经过时，你还需要看看某某，某某某写的最新研究成果，因为‧‧‧‧‧。

我指出他的一个谬误需要看的文章我一辈子也看不完，所以有那么多一辈子在研究鲁迅的人仍然对他毕恭毕敬，仍然不敢去想他原来犯了很低级的错误，其实是怕人说他浅薄，其实却是，我指出他的一个错误只需要看他的一篇文章，一段话，一个字。鲁迅在《故乡》里面造了一个字
“　”，于是无法对这个字进行考证的专家们在辞海里毕恭毕敬地写道：　，一种獾类动物，见鲁迅《呐喊‧故乡》。

鲁迅成了权威，这未必是好事，权威存在的价值就是让人推翻他，更何况充满谬误的权威。权威人士的说法，往往是最可能被证明是虚假的。于是就有新的权威来打倒他，鲁迅是虚伪冷漠的，因为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这个重要的日子里，鲁迅的日记里记的是他又买了几本闲书，在五卅惨案这一天，他的日记记的是他又会见了几个闲人。而在九一八这样的日子里，他的日记仍然没体现出一点悲愤。鲁迅的思维是怪异的，因为他关于翻译的理论足可以让人笑掉大牙，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所有翻译作品都是按照梁实秋的理论翻译过来的；鲁迅是汉奸，因为有右派说他拿了卢布左派说他曾经意志消沉怀疑派说他和日本间谍关系密切民粹派说他反传统，不远的将来可能还会有现代派说他不够颓废守旧派说他未婚同居，等等。

我也会陷入这种疯狂中，比方说我对文学与出汗的比喻觉得荒唐，因为鲁迅说到了小姐的香汗和工人的臭汗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不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看问题，我会觉得这两种物事都是庸俗的，这为以后关于文学和大小便文学和性高潮等等莫名其妙的类比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河。我从来也没从“我家的园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样的描写里看出美感，后来流行歌曲里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爹是爹来娘是娘的无聊歌词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前者有无数学者认为有一二三五六七的优点，后者则被公认是废话。李敖则无疑从鲁迅关于”天乳“的天才想象中获取了灵感，开始写史无前例的色情杂文。我陷入思维混乱中。

只不过我还是敬畏他，每每我看见路上看热闹而忘了时间忘了烦恼忘了一切的人，就会想起被人提着脖子的一群鸭子的比喻；还有在喧闹的酒吧中一边穿梭着一边问里面的红男绿女：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把别人的名字写成诗题在他的一本诗集上，以十元一本的价格卖他永远也卖不完的诗集，还不忘提醒你：我可是云南省作协的。以引起别人戏谑的笑声而从中渔利。每每看见这个有些谢顶而穿着皱巴巴的西装的中年人我就会想起会写四种茴字的孔已己；每每在单位上的女同事撇着中年的嘴酸酸地说：现在的年轻人‧‧‧‧‧，我毫无疑问会想起那个念叨着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等等，这一切使我无法消除对鲁迅的敬畏之意。

去年我终于有机会去了绍兴，我彷徨在这个精致的城市，看着路边的酒楼，走进其中的一间，想要几块油豆腐，辣酱要多，再要一斤绍酒，一边独自品味，一边回忆在酒楼上的故事，我发现里面都是和我一样的人，每个人面前都摆着油豆腐，绍酒，都在沉思。于是我惶惑，我要是和他们一样，未免有些俗气，我要是不和他们一样，那简直就是庸俗。有跑堂的过来问我要什么，一边问一边用暧昧的目光看着我，我终于要了一碗绍兴黄酒，找了个靠窗的地方喝完了，酒很酽，有少许甜味，度数不算高，而我喝完后已经有了些微醺之意。我下楼后继续逛着，满街都在卖茴香豆，我没了胃口。终于看到了咸亨酒店的招牌，后面分明写着一行小字：有限责任公司。我逃离了绍兴。

盗版的鲁迅全集已经成了我消闲的庸俗读物之一，由于书的质量不过关，三年来已经快被翻烂了，其实我每次看的都是那几篇文章，不过是为了打发多余的时间和安抚过分的激动，这倒也符合了盗版的原来意义。只不过偶尔会突然想到，我今天看见的鲁迅其实是一个死去的鲁迅，事实上鲁迅的肉体是死了，大多数中国人都无福看见一个活着的鲁迅，他活着的时候根本没那么多的读者。

由此我想到的问题是，假如鲁迅还活着，或者说假如他多活几十年，我们就能看见一个活着的鲁迅吗？

我只知道，假如他活下来，我必定不会敬畏他，因为我很可能不会在课本上看见他的那些经典文章，或许我会看到那篇写的差极了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还有那篇张惶失措的〈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仅凭这两篇文章，我必定会把鲁迅排在扬朔之下，而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于是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活着的鲁迅。

假如鲁迅活下来，必定不会有领袖对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酷评，在中国流行的两种语录中不会有鲁迅语录，〈狂人日记〉不会成为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　”字不会进辞海，阿Q只会存在于一二文人的脑海里，不会有专门的鲁迅研究所，作家们可能要上另一个文学院，我仍然看不到一个活着的鲁迅。

假如鲁迅活下来，书店里会有鲁迅的作品卖，这种作品的封面很庸俗，是一些花草或是照片，周围放的是〈雅舍小品〉，〈京华烟云〉，〈红粉世家〉，会淹没在张爱玲，梁实秋，张恨水等人中间，某个时期会突然出现“鲁热”，而后烟消云散，我仍旧看不见活的鲁迅。

假如鲁迅活下来，会有一部叫〈彷徨〉的电视连续剧，由数位长相美丽而无丝毫内涵的当红男女来演绎他和周作人，许广平之间的爱恨情仇，这种演绎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为主要目的，我仍然看不到活的鲁迅。

假如鲁迅活下来，我们可能会看见为他平凡昭雪的一次仪式，而后继续被遗忘。

假如鲁迅活下来‧‧‧‧‧‧

我仍然无法看见一个活的鲁迅。

事实是，我们无法看见一个活的鲁迅，而不论他是事实上那样的死去还是象假设那样的活下来，这决不是一种悲哀，只是一种传统。

有一天我偶尔走在我曾经念过书的中学附近，在一条热闹的商业街上，我突然听见有人再喊我的名字，声音熟悉而遥远，转身一看，是教过我语文的张老师，如果我没记错，她已经年近八十，我惊诧于她还能认得我，于是我毕恭毕敬地和她打招呼，攀谈，她一定要我去她家坐坐，我就去了。我们聊起了以前的事，聊起了一些陌生的人名，也聊起了她的普通话，也顺理成章地聊起了鲁迅，她对鲁迅的看法仍然象十多年一样，没有丝毫的改变，而我已经无法在礼貌之外接受这些看法。我突然觉得她浓重的方言其实很不符合我的习惯，我觉得很难听。继而我想象了一下她说的普通话，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已经不记得她具体的音调，但我以为必定不会好听，而我居然也习惯了好几年，甚至于对真正的普通话也失去了接受能力。我没再认真听她说话，她的声音开始模糊，我没企图去说服她，因为我觉得让一个固执的老人放弃她一生所认定的真理是一件残忍的事情，于是我毕恭毕敬地告辞走了，临走时她建议我多看关于鲁迅的文章，这可以使我不那么浅薄。当然她没用这个词，大意是这样的。

我决定去看一看，我钻进图书馆，发现我除非从此不再看任何别的书籍，否则我无法在我的有生之年看完这所有的关于鲁迅的东西，我怀疑这样做的意义，于是我赶紧逃离了图书馆，也逃离了鲁迅，面对如此多从封面到内容都非常严肃的书本，我宁愿去看我的盗版书，反正思想是无法被盗版的，但却可能被包装。我的那套书恰好没被包装过。

我和学生谈起了关于鲁迅的问题，顺便也让他们想象一下假如鲁迅活下来会怎样，我原本以为会有一些有趣的讨论，结果一位学生立刻不屑一顾地说：“假如鲁迅活下来，他会死得很难看。”
这话赢得了满堂的彩声，我的所有期望立刻变为零。

我已经不需要再就鲁迅的其他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了，我有一位教中学的朋友，有一天她讲到窦娥冤，就顺便引用了关汉卿的一段类似自白的话：我是一颗蒸不熟，煮不烂，锤不扁，炒不烂，响当当一颗的铜豌豆。

下面的学生大声说：脸皮真厚。

我才明白我们也已经落伍了。

(转自Sina读书沙龙)